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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再評不了職稱，明年就沒啥希望了。且不說上面給不給學校指標，就是給一個指標，自己也不好意思再要了。連續兩年都沒能評上，後面的人還排著長...

上百萬的學生市民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示威遊行。他們舉著旗幟，憤怒高喊著「反官倒反腐敗」的口號，行進在東西長安街。

怎麼辦呢？突然想起到農村栽秧也許能減輕心裡的慌亂。那是最累的農活，幹一天活下來，腰酸腿疼，連背都不敢伸直。

我們學校共有教職工五十六人，按規定只能有一個人上調一級工資。可是卻有兩人符合調級條件。

我在射洪教書時，學校根本沒有專門的辦公室，十幾個教師擠在一個小教室備課改本，成天鬧哄哄的，難得有個清靜。

我的家鄉很窮，別說他人，我活了三十年連花生米都沒有吃夠一次。雞蛋對我來說只有逢年過節才能吃上一兩個。平常，雞蛋都是拿到集市賣了換油鹽醬醋...

要知道在那個年代，戶口、糧食、工資像三根鐵鏈把人死死拴在一個地方，叫你動彈不得。你縱然有通天的本領，也叫你寸步難行。

我發現放在地上的手提包已經不見了，我一下慌了神，急得就像熱鍋上的螞蟻。包裡沒有多少錢，但我所有的證件都在裡面呀！

于書記是被病魔慢慢地折磨而死的。他臨死前，還不忘請人把他從廟裡抬回來的一塊洗衣石板，原封不動地放了回去。

文化革命退潮以後，全國的中學生都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大家上山的上山，下鄉的下鄉。

據說這是家鄉的風俗，新娘第一次上婆家要跑得快，今後這個家才發得快。 我們家的宴席是擺在院壩裡的，叫做壩壩宴。

地裡的禾苗乾得成了柴禾，一根火柴就能把地裡的莊稼燒得乾乾淨淨。我們家鄉的姑娘長大了都想嫁到山外去，那裡自然條件好，勞動輕鬆還吃得飽飯。 ...

事情過了一個月，我才知道，不是區上沒有通知我，而是我的大學名額下到公社時，被人替換了。

社員們都為她感到高興，紛紛祝賀她脫掉了農皮，吃上了國家糧。賀春桃卻高興不起來，她手裡拿著受盡屈辱換來的一紙通知書，把自己關在屋子裡，眼淚...

在講階級鬥爭那些年代，他思想極左，做過許多錯事，打過許多人。但這是他一個人的過錯嗎？他沒有文化，完全出自樸素的階級感情，黨叫他幹啥他就幹...

土地改革鬥地主分田地，大躍進捉拿偷糧吃的社員，反右傾時吊打反對大兵團作戰的人，文化革命批鬥地、富、反、壞、右，哪次運動他都要得罪人。

短短四年時間不見，那個身高體壯、說話聲若洪鐘，走路威風凜凜的陳書記一下就病倒了。

面對排得像長龍的買糧隊伍，他們熟視無睹，慢騰騰地收著錢和票，慢慢地撥打著算盤珠子，慢慢地掌秤稱糧……

這些「走資派」雖然高矮胖瘦不一，但一個一個都是常人長相，並不像報紙上說的那種牛頭馬臉，面目猙獰的閻羅殿惡鬼。

那時候，犯反革命罪的人多得很。今天鬥爭這個，明天鬥爭那個。公安局的監獄人滿為患，於是又修了一座新牢房。

這是我一生中唯一參加過的一個人的兩次追悼會。但願今後不再出現類似的情形。

那時候，集體的什麼都是寶貴的，只有人才不值錢。公社大隊的幹部可以隨意罵人打人，打死了人往山溝裡一扔就了事。

三年困難時期，我們生產隊的社員每一個人幾乎都是小偷。一年四季，只要地裡有吃的東西，我們就都去偷。

他爸爸在土坑裡鋪上蓆子，慢慢走上坎來，伸手奪下二狗的屍體，一邊往坑裡放，一邊說道：「讓他脹著肚子到那邊去吧。做一個飽死鬼，總比在這邊做一...

我是最後一個上臺彙報產量的人，在我前面的人已經把產量報到一萬多斤了。我一聽慌了神，我到底該報多少產量呢？

有一些地方，山上樹木稀少，不夠燒炭，幹部就叫社員去挖祖墳，把埋在地下的棺木挖出來作燃料，連躺在地下的死人也要為大煉鋼鐵貢獻自己的力量。

那些年代，人們對吃一頓飯看得比什麼都重要。有錢也買不到吃的東西，生產隊長掌握著吃飯大權，社員們連炊事倌也不敢得罪。

大躍進的評比站隊，根本不需事實依據，完全憑藉謊報的數字決定。那時候，沒有辦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