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4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安培採訪報導）中國十三億人口中，有九億是農民。獨立分析人士注意到，在非法攤派，貪污腐敗等很多涉及到農民切身利益的問題上，聽不到農民發出的聲音。現代中國的農民爲什麽給人以「失語」的印象？怎樣保證農民的話語權？記者安培邀請原湖北潛江市人大代表、農村問題分析人士姚立法先生和貴州的獨立分析人士曾甯先生一起進行討論。

記者：我想先請問湖北的姚立法先生，你看在中國很多問題上，聽不到農民的聲音，這種情況是怎麼造成的？

姚立法：我認為第一是不准你說。中國制度下是不容許農民說真話。我熟悉很多農民，像山東的崔祥聯、湖北的余蘭芳，都是農民中的佼佼者、農民的領袖。他們說真話，但是說了真話之後呢，有的被勞教，有的被判刑，有的被剝奪政治權利。

你爲農民利益說真話，那麼就很可能，甚至是一定會帶來橫禍，不是村霸、流氓、地痞來打你，就是中共黨內的那些腐敗份子想方設法設圈套，找由頭（理由）來致你於死地。

第二呢，沒有人聽你說真話。中共黨內的一些基層組織的官員、政府的官員有幾個能夠坐下來聽農民說真話呢？幾乎是沒有！官員裡頭有人真心實意的去和農民接觸、聽農民說真話，很可能這個人的仕途就完了。

主要是這兩個原因，我們還不談遠的，還不談五七年的右派說真話、八九年的學生說真話等等，我們還不談，我們就談現狀，農民確實不敢說真話。

記者：姚立法先生的觀念是，一個是不允許農民說話，另外一個就是說也沒有人聽，那麼曾寧先生您的觀點？在古代像中國洪秀全、馮雲山都是農民的代表，那時很多時候鄉紳、秀才都會是農民的代言人，但是現在似乎比較缺乏這些代言人。

曾寧：今天的中國社會，之所以農民沒有話語權，聽不到農民的聲音，農民是一個「失語」的群體，根本的原因還是現行的政治體制的問題，它基本上阻斷了、堵絕了中國農民聲音的發出。

今天的中共政權本身就認為自己是農民、工人的當然代表，政府和執政者就認為它們說的話、它們做的事、它們的政策就是農民的利益的反映。那麼此外還有什麼需要農民發出自己真正的聲音？

因此這樣的體制本身就不允許農民發出自己真實的聲音，不允許農民的代表像呂邦列先生、陳光誠先生、劉正友先生等等，這些人士都是近一個時期，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在中國發展市場經濟，也包括農村出現一些私有經濟以後，出現的一些頗能代表農民的利益，也敢於爲農民說話的一些農民的代言人。但是這些代言人卻是不容於中共政權和中國的執政者，他們往往受到迫害。

記者：那麼現在中國的農民，不是僅僅停留在傳統農田裡幹活這個角色了，千千萬萬的農民進入了城市，深入到各個行業。姚立法先生據您觀察，農民自己本身有多大要說話的慾望？怎麼樣改變現在農民「失語」的這個現實呢？

姚立法：農民並不是不願意把他們的願望表達出來，他們是很願意表達他們的願望的。但是怎樣來解決這個問題呢？首先要允許農民結社。現在的農民沒有結社的權利，那麼就是分散的，分散就沒有力量，單打獨鬥的話就遭到迫害，那就是這樣一個「失語」的群體。

再一個就是說，手中有權力的行政官員，他的權力的來源，根據憲法的規定，應該是來源於人民。而現在官員權力的來源在形式上具合法性，在實質上不具合法性；也就是說農民在中國國民的總數佔絕大多數，而他們在行使公民投票權的時候卻落空了。第三的話呢，中國應該出臺新聞法，這樣農民的一個語言的表達權利才能夠慢慢的執行。

記者：姚立法先生談到農民投票權的問題，中國媒體曾經報導，在山西一個村莊，有的村民以一千八百元的價格，把自己的選票賣掉了，那曾寧先生您怎麼看這個現象？

姚立法：這個情況我倒是沒有聽到，但是不排除這種可能性。農民啊包括其他的民眾，他本身的這種權利意識和參政的這種慾望也不是很強，就可能把自己手中的選票賣給別人。

或者還有一種情況就是覺得這種參政本身毫無意義，有它本身的虛假性、欺騙性，因此他還不如拿來變現，變成現實的金錢的利益，那何樂不為呢？也不排除這種心態。

怎樣保障中國農民真正的有自己的代言人？中國農民真正有自己的話語權？我想可以有幾個解決的途徑：首先最關鍵的還是要進行體制變革。那麼在不能夠進行體制變革情況下，要怎樣盡量的保證中國農民的話語權呢？可以有一些試圖解決的辦法，比如說真正的尊重法律、落實法治。憲法中有一些保障人權的條款，村民自治法中有關農村的一些法令、法規當中，一些關於農民的合法的權利，也有一些明文的規定；但是問題在現在中國司法的環境下，根本不能夠得到落實。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