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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俘的安德洛瑪刻》（Captive Andromache，約1888年）由英國學院派畫家弗雷德里克‧萊頓（Frederic Leighton，1830–1896年）構思並創作，動人地展現了母親與孩子、丈夫與妻子之間的情感。在萊頓敏感的筆觸下，這些充滿愛的親緣關係，為安德洛瑪刻在特洛伊戰爭後經歷的國破家亡，提供了修復的解藥。這幅畫也提醒我們，往往透過失去，我們才學會珍惜擁有。中東地毯與歐洲繪畫有著相互交織的歷史。在文藝復興時期，在宗教繪畫和肖像畫中常出現進口地毯，尤其是來自土耳其安納托利亞地區的地毯。這些充滿異國情調、昂貴的紡織品可以用來展現財富、現世性和地位。它們還為畫面的構圖增添了色彩和圖案。蓋德克解釋，戶外寫生有一個挑戰，就是看到的風景有太多的細節令人不知從何下手。摩爾教他如何將場景分解為簡單的圖形來找到繪畫的焦點，然後學習場景構圖的明暗變化（value，即明度）。剛開始的時候，蓋德克限制蓋德克只能用黑色、白色和灰色來調色，用明暗來描繪形體。德拉克洛瓦熱衷於描繪異國帶有充沛情感的場景，以此凸顯文明與野蠻之間的張力。這些元素充分體現在他對大型貓科動物（特別是獅子和老虎）的描繪上。在他整個職涯中，他都在觀察這些貓科動物，了解它們的習性，然後運用各種媒材捕捉貓科動物威風凜凜的一面。由此創作出知名的藝術作品也都成為他的傑作。幾世紀以來，學者們一直試圖釐清關於荷馬的真相：是否真有這樣一個人？如果有，這些著名的故事是否源於他的創作？他的神話故事是否具有歷史真實性？這些詩作是出自同一人之手，還是不同作者原始素材的累積，仍是有待商榷的問題，但大家都達成共識：這些詩最初是在希臘文字廣泛發展之前，於公元前7、8世紀之交的某個時候創作出來並口耳相傳的。至今馬鈴薯與黑麵包仍是東歐人的主食。事實上到了18世紀末，馬鈴薯已成為「富人和窮人餐桌上每餐的常備菜餚」。馬鈴薯因其多功能性和可用於許多不同菜餚的特質而越來越受歡迎，到今天仍是德國人餐桌上不缺席的主食。1582年，卡拉奇（Carracci）家族的三位成員——阿戈斯蒂諾（Agostino）和安尼巴萊（Annibale）兄弟及其堂兄盧多維科（Ludovico）共同創立了第一所強調寫生的重要藝術學院：啟程者學院（Accademia degli Incamminati）旨在藉由重新研究大自然來復興古典傳統，以矯正樣式主義（Mannerism，又譯：風格主義、矯飾主義）對藝術界的不良影響。他們重新提倡寫生，並從自然形態中尋找靈感，而非單純模仿前輩大師的作品。克拉克森‧弗雷德里克‧斯坦菲爾德（1793─1867年）是浪漫主義時期多產的藝術家。他的職業生涯在某種程度上與美國光亮派畫家（luminist painter）弗雷德里克‧埃德溫‧丘奇（Frederic Edwin Church）相似。然而，斯坦菲爾德在建築、波濤洶湧的海洋與航海相關細節的表現上獨樹一幟。《牧人來拜》為卡拉瓦喬的大型作品畫上了完美的句點——以一種獨特的方式讓觀眾洞見這一場景，這是其他畫家從未做到的。藝術家托馬斯‧科爾（Thomas Cole）1801年出生於英格蘭東北的工業區，年輕時移民美國。他發現這裡是一個充滿未知和桀傲不馴的荒野國家。於是，他以精湛的光線處理、構圖和空中透視，捕捉了美國荒野的壯麗景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