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02月21日訊】四川民運人士、八九學生歐陽懿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在我看來，中國民運苦難的最大承受者，不是那些當坐牢家、運動員的兒子、夫君、父親，而是他們的母親、妻子（包括前妻、前女友）、幼女、稚子——在我們，是自主地選擇，在她們，是被動地承擔，還默默地。」

王丹兩次入獄，他的母親為營救和保護他，強忍悲痛，向當局抗議、向世界呼籲、拖著病腿探監，誓言「不管你們把我兒子關多遠，我每個月爬也要爬去看他。」王丹說：「沒有我母親和家人的這種支持，我根本不可能承受得住漫長的牢獄生涯。」我們感謝王凌雲女士，她為中國養育出這麼優秀的一個兒子。她的關愛，不只是給王丹的，也是給我們的。

在中國，還有很多像王凌雲一樣偉大的母親。我想起四川人權人士、六四天網的創辦人黃琦的母親蒲文清，黃琦被判入獄6年多，身患癌症、今年已經88歲的蒲文清多次申請探監，竟然被當局拒絕。在這裡，我們把最誠摯的敬意，獻給王凌雲，也獻給蒲文清，獻給中國每一個志士仁人的偉大的母親。

記得21年前，王丹的父母，以及王丹的姐姐和外甥，到美國來，到紐約來我家做客。由於北大的共同淵源。由於共同的理念，由於對當下狀況的共同關心，我們交談的很愉快很投機。王丹的外甥比我女兒大幾歲，那時還是個小學生。兩人在幾個房間裡穿來穿去，玩得很開心。見到王丹的母親，正如我原來想像的那樣，王丹的母親那麼慈祥，那麼質樸，那麼堅毅。可惜那時沒有錄下像來，但當時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記憶猶新。

看到王丹講到的一件事，有一次他陪父母到舊金山旅行，王丹要訂一個比較好的飯店給他的父母。王丹的父親嫌太貴，王丹的母親淡淡地說：「讓他訂吧，花錢給我們，還能有多少次呢？」看到這裡，我也十分感動。

為人子者，最大的痛苦之一就是子欲養而親不在。而我們流亡者的痛苦還要深一層，我們在親健在的時候也不能和他們在一起。最令人痛苦的是，在母親臨終的時刻，我們不能在她的身邊。

我也經歷過這樣的痛苦。我最大的遺恨是，在母親臨終之際，作為母親唯一的兒子，我竟未能見上她最後一面。

22年前的一天，我收到姐姐妹妹自成都家中來信，得知母親病危，心焦如焚。我意識到這是最後的時候，如果我現在不趕回國去見母親，那就永遠見不到了。我知道，中國政府有禁止回國的黑名單，我的名字在名單上。儘管我思念家國，但此前從不曾向領館提出過回國申請。然而這一次我不得不破例。我給認識的領事打了電話，對方回答說要向上面請示。我也給家人打了電話，說我正在申請簽證，並寬慰她們說很可能批准成行。

幾天後，領事回話「不行」。與此同時，我收到母親來信。生命垂危的母親，神智依然十分清醒，只是字跡不如以前工整。母親寫道：「關於給領事館打電話要求答應你們回來一事，我認為沒必要，即便他們答應了我也不想讓你們回來。你們若回來，我擔心就受不了。我可信不過他們。當初老毛親自命令起義人員過往一切概不追咎，結果手中拿著這命令人就給殺了。我對這一點到閉目時都忘不了的。」

母親講的是父親的遭遇。我父親原是國民黨軍人，49年他所在的那支軍隊的軍長宣布「起義投誠」，於是我父親又成了解放軍。隨軍「起義」，又成為解放軍。當時共產黨說「起義光榮」，保證「既往不咎」，還發過一紙證書，我家的門口還掛了一塊「光榮軍屬」的木牌。但是到了52年「鎮反」運動，父親卻被定為「歷史反革命」而慘遭殺害。那時，我姐姐十一歲，我五歲，妹妹還不到兩歲。母親驚悉噩耗，痛不欲生。她準備把姐姐、妹妹和我分別送給親戚，然後回老家投井自盡；但終因捨不下三個年幼的兒女，不忍心讓我們既失去父親，再失去母親，於是咬牙活下來，並以加倍的愛護，撫育我們成人。

放下母親的信，我不禁想：也許母親說的是對的。雖然按我的估計，如果當局允許我回國探望，應當不會危及我的安全；可是母親卻不能不擔驚受怕。如果我回去了，一大堆警察整天盯著你，在你家周圍打轉，也許還要叫你出去跟他們談話。這對我母親會產生多大的精神壓力，會勾起她多少痛苦的回憶和深藏的恐懼。就算他們在我母親面前信誓旦旦，說保證讓我平安回美，想到父親的悲慘命運，母親怎麼能放得下心？我不能不想，也許，我不回去，母親反而會走得更安心。

我想，王丹的母親在臨終時，固然會為兒子不在身邊而遺憾，但偉大的母親有偉大的胸懷。她也一定為自己養育了王丹而驕傲。為人子者，也可以為此而略感欣慰。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