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2年02月21日讯】四川民运人士、八九学生欧阳懿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我看来，中国民运苦难的最大承受者，不是那些当坐牢家、运动员的儿子、夫君、父亲，而是他们的母亲、妻子（包括前妻、前女友）、幼女、稚子——在我们，是自主地选择，在她们，是被动地承担，还默默地。”

王丹两次入狱，他的母亲为营救和保护他，强忍悲痛，向当局抗议、向世界呼吁、拖着病腿探监，誓言“不管你们把我儿子关多远，我每个月爬也要爬去看他。”王丹说：“没有我母亲和家人的这种支持，我根本不可能承受得住漫长的牢狱生涯。”我们感谢王凌云女士，她为中国养育出这么优秀的一个儿子。她的关爱，不只是给王丹的，也是给我们的。

在中国，还有很多像王凌云一样伟大的母亲。我想起四川人权人士、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琦的母亲蒲文清，黄琦被判入狱6年多，身患癌症、今年已经88岁的蒲文清多次申请探监，竟然被当局拒绝。在这里，我们把最诚挚的敬意，献给王凌云，也献给蒲文清，献给中国每一个志士仁人的伟大的母亲。

记得21年前，王丹的父母，以及王丹的姐姐和外甥，到美国来，到纽约来我家做客。由于北大的共同渊源。由于共同的理念，由于对当下状况的共同关心，我们交谈的很愉快很投机。王丹的外甥比我女儿大几岁，那时还是个小学生。两人在几个房间里穿来穿去，玩得很开心。见到王丹的母亲，正如我原来想像的那样，王丹的母亲那么慈祥，那么质朴，那么坚毅。可惜那时没有录下像来，但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看到王丹讲到的一件事，有一次他陪父母到旧金山旅行，王丹要订一个比较好的饭店给他的父母。王丹的父亲嫌太贵，王丹的母亲淡淡地说：“让他订吧，花钱给我们，还能有多少次呢？”看到这里，我也十分感动。

为人子者，最大的痛苦之一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在。而我们流亡者的痛苦还要深一层，我们在亲健在的时候也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最令人痛苦的是，在母亲临终的时刻，我们不能在她的身边。

我也经历过这样的痛苦。我最大的遗恨是，在母亲临终之际，作为母亲唯一的儿子，我竟未能见上她最后一面。

22年前的一天，我收到姐姐妹妹自成都家中来信，得知母亲病危，心焦如焚。我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时候，如果我现在不赶回国去见母亲，那就永远见不到了。我知道，中国政府有禁止回国的黑名单，我的名字在名单上。尽管我思念家国，但此前从不曾向领馆提出过回国申请。然而这一次我不得不破例。我给认识的领事打了电话，对方回答说要向上面请示。我也给家人打了电话，说我正在申请签证，并宽慰她们说很可能批准成行。

几天后，领事回话“不行”。与此同时，我收到母亲来信。生命垂危的母亲，神智依然十分清醒，只是字迹不如以前工整。母亲写道：“关于给领事馆打电话要求答应你们回来一事，我认为没必要，即便他们答应了我也不想让你们回来。你们若回来，我担心就受不了。我可信不过他们。当初老毛亲自命令起义人员过往一切概不追咎，结果手中拿着这命令人就给杀了。我对这一点到闭目时都忘不了的。”

母亲讲的是父亲的遭遇。我父亲原是国民党军人，49年他所在的那支军队的军长宣布“起义投诚”，于是我父亲又成了解放军。随军“起义”，又成为解放军。当时共产党说“起义光荣”，保证“既往不咎”，还发过一纸证书，我家的门口还挂了一块“光荣军属”的木牌。但是到了52年“镇反”运动，父亲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而惨遭杀害。那时，我姐姐十一岁，我五岁，妹妹还不到两岁。母亲惊悉噩耗，痛不欲生。她准备把姐姐、妹妹和我分别送给亲戚，然后回老家投井自尽；但终因舍不下三个年幼的儿女，不忍心让我们既失去父亲，再失去母亲，于是咬牙活下来，并以加倍的爱护，抚育我们成人。

放下母亲的信，我不禁想：也许母亲说的是对的。虽然按我的估计，如果当局允许我回国探望，应当不会危及我的安全；可是母亲却不能不担惊受怕。如果我回去了，一大堆警察整天盯着你，在你家周围打转，也许还要叫你出去跟他们谈话。这对我母亲会产生多大的精神压力，会勾起她多少痛苦的回忆和深藏的恐惧。就算他们在我母亲面前信誓旦旦，说保证让我平安回美，想到父亲的悲惨命运，母亲怎么能放得下心？我不能不想，也许，我不回去，母亲反而会走得更安心。

我想，王丹的母亲在临终时，固然会为儿子不在身边而遗憾，但伟大的母亲有伟大的胸怀。她也一定为自己养育了王丹而骄傲。为人子者，也可以为此而略感欣慰。

责任编辑：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