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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老狠”是我们乡银老道的绰号。他为人阴险，心狠手毒，凡是和他一起共过事的人都知道他的厉害。

但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当我想凭借自己的能力和业绩，通过正规渠道去争取高级教师职称时，却被无情的现实碰得头破血流；当我托人找关系去评职称时...

今年再评不了职称，明年就没啥希望了。且不说上面给不给学校指标，就是给一个指标，自己也不好意思再要了。连续两年都没能评上，后面的人还排着长...

上百万的学生市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示威游行。他们举着旗帜，愤怒高喊着“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行进在东西长安街。

怎么办呢？突然想起到农村栽秧也许能减轻心里的慌乱。那是最累的农活，干一天活下来，腰酸腿疼，连背都不敢伸直。

我们学校共有教职工五十六人，按规定只能有一个人上调一级工资。可是却有两人符合调级条件。

我在射洪教书时，学校根本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十几个教师挤在一个小教室备课改本，成天闹哄哄的，难得有个清静。

我的家乡很穷，别说他人，我活了三十年连花生米都没有吃够一次。鸡蛋对我来说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两个。平常，鸡蛋都是拿到集市卖了换油盐酱醋...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户口、粮食、工资像三根铁链把人死死拴在一个地方，叫你动弹不得。你纵然有通天的本领，也叫你寸步难行。

我发现放在地上的手提包已经不见了，我一下慌了神，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包里没有多少钱，但我所有的证件都在里面呀！

于书记是被病魔慢慢地折磨而死的。他临死前，还不忘请人把他从庙里抬回来的一块洗衣石板，原封不动地放了回去。

文化革命退潮以后，全国的中学生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大家上山的上山，下乡的下乡。

据说这是家乡的风俗，新娘第一次上婆家要跑得快，今后这个家才发得快。 我们家的宴席是摆在院坝里的，叫做坝坝宴。

地里的禾苗干得成了柴禾，一根火柴就能把地里的庄稼烧得干干净净。我们家乡的姑娘长大了都想嫁到山外去，那里自然条件好，劳动轻松还吃得饱饭。 ...

事情过了一个月，我才知道，不是区上没有通知我，而是我的大学名额下到公社时，被人替换了。

社员们都为她感到高兴，纷纷祝贺她脱掉了农皮，吃上了国家粮。贺春桃却高兴不起来，她手里拿着受尽屈辱换来的一纸通知书，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眼泪...

在讲阶级斗争那些年代，他思想极左，做过许多错事，打过许多人。但这是他一个人的过错吗？他没有文化，完全出自朴素的阶级感情，党叫他干啥他就干...

土地改革斗地主分田地，大跃进捉拿偷粮吃的社员，反右倾时吊打反对大兵团作战的人，文化革命批斗地、富、反、坏、右，哪次运动他都要得罪人。

短短四年时间不见，那个身高体壮、说话声若洪钟，走路威风凛凛的陈书记一下就病倒了。

面对排得像长龙的买粮队伍，他们熟视无睹，慢腾腾地收着钱和票，慢慢地拨打着算盘珠子，慢慢地掌秤称粮……

这些“走资派”虽然高矮胖瘦不一，但一个一个都是常人长相，并不像报纸上说的那种牛头马脸，面目狰狞的阎罗殿恶鬼。

那时候，犯反革命罪的人多得很。今天斗争这个，明天斗争那个。公安局的监狱人满为患，于是又修了一座新牢房。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参加过的一个人的两次追悼会。但愿今后不再出现类似的情形。

那时候，集体的什么都是宝贵的，只有人才不值钱。公社大队的干部可以随意骂人打人，打死了人往山沟里一扔就了事。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生产队的社员每一个人几乎都是小偷。一年四季，只要地里有吃的东西，我们就都去偷。

他爸爸在土坑里铺上席子，慢慢走上坎来，伸手夺下二狗的尸体，一边往坑里放，一边说道：“让他胀着肚子到那边去吧。做一个饱死鬼，总比在这边做一...

我是最后一个上台汇报产量的人，在我前面的人已经把产量报到一万多斤了。我一听慌了神，我到底该报多少产量呢？

有一些地方，山上树木稀少，不够烧炭，干部就叫社员去挖祖坟，把埋在地下的棺木挖出来作燃料，连躺在地下的死人也要为大炼钢铁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