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见到陈书记已经是一九八二年的秋天了。

那时候，他已经被老婆接回家里。唐家井的神医在他头上开了一刀，从里面挑出一根白筋，在伤口上贴了一块膏药，说是这根筋在作怪，挑出来就对了。他在神医家里住了一个月，仍然不见好转，只好由她老婆接回家去。

那天是个星期天，天气阴沉沉的，浓重的乌云笼罩着天空，田地里一片灰暗。我回家帮助家里人在干板田里栽种油菜。栽着栽着，我抬头突然看见了陈书记。四年不见面，他已经变得差点叫人认不出来了。

他佝偻着背，身上脏乱不堪，光秃秃的头上扣了顶旧灰帽，手里拄了根长长的破竹竿，正一步一步地，慢慢往他弟弟家走。他走得很艰难，走一步歇一下，走一步歇一下，估计在那里已经吃力地走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弟弟叫陈兴顺，房前的院坝筑得很高，只有一条窄长的小路才能上去，坡度也很陡。陈书记拄着竹杆，沿着小路慢慢往上爬。他每爬一步，都要停下来歇一会儿，等积聚起力量后再往上爬。他爬了很久，眼看就要爬到院坝边了，突然脚下一滑，一个趔趄就从上面滑下来，像坐滑梯一样又回到起步的地方。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站在干板田里喊他侄儿：“远祥娃，你在哪里？你伯伯滚到院坝下面路上去了。”

陈远祥比我小，他叫我赵星哥。

听到是我在喊，他很快从屋子里走出来，把陈书记从院坝底下的地上扶起来，慢慢搀扶到院坝里，找了根板凳让他坐下。

陈远祥告诉我，陈书记这个样子已经很久了。他经常到他们家来，有时白天，有时晚上。叫他吃饭他不吃，叫他喝水他不喝。也不跟人说话，两眼直直地盯着地下，始终自言自语地叨念着那句永不变更的话“复辟了！复辟了！复辟了！”一个人在院坝里呆坐一阵子，又默默地拄着破竹竿一步步走开。

这是我工作以后第一次见到陈书记，也是最后一次见陈书记。四年时间，人世沧桑。当年互助组的带头人、合作社的生力军、阶级斗争中的急先锋，怎么转眼之间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呢？

是的，在讲阶级斗争那些年代，他思想极左，做过许多错事，打过许多人。但这是他一个人的过错吗？他没有文化，完全出自朴素的阶级感情，党叫他干啥他就干啥，党让他怎么走他就怎么走。他只是对现时政策转不过弯才变成了这样。

在全大队社员的心目中，陈书记都是大公无私的好干部。我回乡十年，从没有听说，也从没有见过他去哪个社员家里吃过一顿饭，喝过一杯酒。只是七八年我考上大学，他到我家里来吃过一次饭。那是我上学的头天晚上，他带着几个大队干部，提着酒和肉，自带食物来给我饯行。

一九七三年，陈书记托人去河南买了一台柴油机回来，在我们大队办起了粮食加工站。那以前，全公社只有一台十马力的机器给社员们碾米磨面。要去打米磨面的社员必须天不见亮就担着稻谷或麦子，步行十多华里赶到公社加工站去排队。打磨一次米面，来回至少也要耽误半天时间，费时又费力。

大队办起了加工站，我第一个成为机手，负责管理加工。有一次，陈书记挑了一担稻谷前来加工，过了秤以后，他说没有带钱，让我给他记在账上。他是支部书记，柴油机又是他托人买的，我就没有记。大概过了半个月时间，他突然走到加工站来，叫我把账单给找出来，他要还账。我在桌匣里东翻翻，西找找，装模做样找了好一阵说：“那天的账单弄丢了，你还记得多少钱吗？”

“八十八斤谷子，四角四分钱。”他说。

我收下他的加工费，给他开了一张四角四分钱的收据，他才离开。

这就是陈书记，一个大公无私的农村基层干部。

我敬佩陈书记，我同情陈书记，我为陈书记鸣不平。那些让他灵魂受到摧残、认识受到颠覆、良心受到泯灭的人们，你们想一想，你们对得起这位根正苗红，一心一意跟着你们走的共产党员吗？

三个月以后，陈书记就死了。他死得非常凄惨。

为了防止他再往外跑，他的家人把他锁在柴房内，只在吃饭时候才把门打开，比坐监狱也好不了多少。开始那几天，他还能在柴房里走走站站，后来就倒床不起了。他吃饭在床上、拉屎拉尿也在床上，臭得满屋子苍蝇飞。他的儿子想了个办法，在床板中间挖了一个洞，下面放了一只便桶给他接屎接尿才算解决了问题。

据说他临死之前两天都没吃饭。嘴里仍在断断续续叨念着：复…僻…了，复…僻…了。第三天早晨，人们打开他的房门，才发现他已经硬梆梆地躺在床上不动了。

陈书记走了。他带着愁怅、带着疑惑、带着不解离开了这个搞不懂的世界。他的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仿佛这个世界欠他很多很多。

待续@

责任编辑：谢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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