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2日，我收到了从北京寄来的一封挂号信。这是鲁迅文学院发给我的通知书，叫我5月28日去报到，参加为期半年的文学创作学习。

我爱好写作，经常写些小说散文之类的寄到杂志社去，由于水平低，都被退了稿。我虽然在报纸上发表了些“豆腐干”文章，但始终难登文学大雅之堂。我报名参加鲁院函授学习，写了几篇小说散文稿寄去。大概编辑老师看我还有点“孺子可教”的潜力，就通知我脱产学习半年。

我拿着通知书去找王校长请假。王校长见我去北京学习，一口就答应下来，准了我半年假。他还当场叫来教导主任，把我上的课找别人代替。

第二天在课堂上，我把要去北京学习半年的消息告诉大家，然后把代课老师请进教室向同学们做了介绍。

我很兴奋，梦寐以求的文学写作之路从此就要展开。我决心到北京认真学习，努力提高写作水平，争取毕业后走上作家之路。

交待完教学工作的第二天下午，我突然感到心慌意乱，心里很不舒服。我以为自己发病了，就到校医室去找程医生。

程医生给我测了血压，听了心跳，没有发现问题。他建议我去县医院捡查一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我到县医院做了一翻捡查，也未找到原因，只给开了两天安神镇静的药。

第三天晚上，我越来越坐立不安，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一个人就在寝室里走来走去，心里很乱很难受。

下晚自习时，忽听有人敲门。打开一看，原来是民师班一个叫龙永会的女生来看我。这个女生有三十多岁，个子比较高大，说起话来总是笑嘻嘻的。

“赵老师，恭喜你，祝贺你！我代表全班同学来看望你。”她是那个班的干部。她满脸堆笑，手里还提着一个装衣服的塑料袋，里面装满了衣服。

她把衣袋里的衣服一件一件拿出来说：“这是我买来送你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收下。”

我说：“谁请你买的？我又不缺穿的。”

她说：“看你平时上课穿的衣服，哪件出得了门？拜得了客？这是去北京，要见大世面，不要被人瞧不起。”

说罢，就把衣服全部拿出来，放到椅子上，要我试试合不合身？从内心说，我很感谢她！我这人一向不注重穿着，即使当了教师也是一身农民打扮，一是经济拮据，二是觉得四十来岁的人了，用不着那么讲究。

在她的热情坚持下，我试穿了两件，还别说，件件都很合身，仿佛定身量制的一样。她看了也很高兴。

我数了数，一共好几件衣服，有外衣，有内衣，有长裤，有短裤，还有一条漂亮的围巾。我长这么大，从未穿过这么好的衣服，我再次被感动了。

我收下衣物说：“一共用了多少钱，我从北京回来就还你。”

她说：“谁要你的钱？这是送你的。”

我把衣服装叠起来还给她，说：“不收钱我就不要！”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民教师收受学生送的东西，像什么话？我永远都做不出这样的事。

她把衣物袋往椅子上一摔：“不要就丢了吧。”说完拉开门气冲冲地走了。

我这人有个怪毛病，自己的事情要由自己做主，最恨别人包办代替。哪怕你心地再好，没有得到我的认可去替我办事，我都不大高兴。我把衣物收起来放到衣柜里，懒得和她计较。我准备从北京回来后再把钱还她。

经过这个小插曲以后，我的心里还是慌慌乱乱的，成天坐卧不安。

有天晚上，我到宣传部去找梁文举。那天他值班，办公室里只他一个人。我把去北京进修的事跟他说完后，又说：“这几天好生奇怪，成天都心慌意乱，坐下不是，站也不是，连觉都睡不着。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一样。”

梁文举想了想说：“这真有点怪。我看还是小心一点好。”

“那怎么办呢？”我又问道。

他说：“我建议这次你就别去了，今后还有机会。生命只有一次，万一去出了车祸，你那些娃儿怎么办？”

俗话说，听人劝，得一半，听了梁文举的劝告，我又回到学校。

梁文举的话虽然有些道理，但到北京进修的念头仍然没有打消。我的心里还是乱，还是慌，还是坐立不安。怎么办呢？突然想起到农村栽秧也许能减轻心里的慌乱。

那是最累的农活，干一天活下来，腰酸腿疼，连背都不敢伸直。

待续@

责任编辑：谢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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