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的理想触礁以后，我对未来心灰意冷。

母亲再也坐不住了，悄悄托人四处给我找对象。按照家乡的风俗，老大没有结婚，老二就不会有人上门提亲，母亲很着急。

这一年我已经二十五岁了，弟弟比我小三岁，已经长成了一个健壮的小伙子。

在我们家乡，男子二十，女子十八正是结婚的最佳年龄。像我这样的岁数还没结婚的已经寥寥无几。

我们居住在一个边远的山沟里，那儿穷得很。土地不多，坡却很陡，没有水源，全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风调雨顺的年份还有一口稀饭吃，遇到旱灾可就惨了。地里的禾苗干得成了柴禾，一根火柴就能把地里的庄稼烧得干干净净。

我们家乡的姑娘长大了都想嫁到山外去，那里自然条件好，劳动轻松还吃得饱饭。

我们家乡地处蓬射两县交界处，翻过一座山梁，就到了蓬溪地界。

我们这里的青年小伙子，从没有人娶到过平坝地区的姑娘。那里的姑娘即使又驼又癞，也不愿嫁到我们这个山沟沟里来。我们的青年男子结婚除了找本地的姑娘，就是到比我们更穷更偏僻的蓬溪农村去找。

母亲瞒着我，找了好几个本地的姑娘。人家一听说我们是两兄弟，只有三间房子，生怕今后分家没有住处，都摇头拒绝了。

母亲不甘心，又托人到二十里外的牛啃土去找。那里的山比我们这里更高，沟比我们这里更窄。那里有户人家有三个女子，一个已经出嫁，还有两个在家待嫁。

媒人是我们村的，姓卫，人家都叫她卫老婆子。据说她有个亲戚住在那里，她很会说话，她说我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人品好，是大家公认的“乖娃儿”。她说我虽然是两兄弟，房子不宽敞，但我弟弟在柳中代课，以后弟弟转了正就不会回来跟我分房子了。

经她添油加醋一番游说，女家居然有些动心，答应到我家来看看。

母亲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不得了。

过了几天媒人带着姑娘“相亲”来了，那天我正在地里劳动，母亲找人把我找回家和女方见面。

我从没有单独和一个姑娘在一起说过话。我羞得面红耳赤，眼睛看着地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午饭过后媒人把大家叫到一起，问我说：“有没有意见？”

我一点感觉也没得，耸着脑壳不说话。

媒人以为我害羞，就又对我说：“不好意思没关系，摇头不算点头算。”

我既不点头也不摇头。

站在一旁的母亲忙说：“我这娃儿面子浅，见了姑娘怕羞。我做主了，我们没有意见。”

女方也表示没有意见。

我的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我对结婚毫无兴趣。我不甘心在这山沟沟里脸朝黄土背朝天过一辈子。

客人走后，我对母亲说：“我不想结婚。”

母亲说：“儿呀，我晓得你心气高，你是家里的老大，你都二十好大几了，你不结婚，你弟弟怎么办呀？”

“要结你去结，反正我不结。”我说。

母亲见我不答应，她上前几步，走到我的面前，突然一下子跪了下去……

我的心像被鞭子抽打一样。

我刚三岁，父亲就丢下我们到川北行署工作去了。母亲一个人在家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把我们拉扯大。六O年“大跃进”，她饿得得了水肿病，两条干瘦的大腿肿得有小桶大，亮晃晃地一按一个坑，连路都走不得。在公社医院里她还把医生发给治肿病的细糠饼偷偷藏起来，等我和弟弟去了拿出来给我们吃。

五岁那年，我们家穷得连一颗盐都没有吃的。我们家乡盐井多，隔一两里路就有一口盐井，早晨天刚麻麻亮，采盐水的工人就上班了。母亲拿起一个土罐罐跑到盐井边帮他们“打圈圈”（帮工人采盐水）。往往在盐车上劳作两个小时才能采起来一挑盐水。采盐工人等盐水放出来，就给母亲舀上半瓢装进罐中，母亲把它拿回来给我们下饭。

六岁那年我背上长了疥疮，家里穷得一分钱都拿不出来。母亲四处借不到钱，狠了狠心，把一把祖传多年的铜香炉拿到洋溪街上当了，买药给我治疮。

我感谢母亲，是她克服了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把我们养大成人。

看见母亲跪在我的面前，我的心都碎了。

我不能再任性了，为了母亲，我只好屈服了。

我把她从地上扶起来说：“结就结吧。”

我们结婚时间定在七二年腊月二十八日。二十七日那天，洋溪镇逢场，我上街置办结婚用品。走到草街子碰到了高中同学梁文举，听说我要结婚他二话没说，把箩筐扁担一捡就跟我一起去迎亲。

待续@

责任编辑：谢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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