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的三爹已经从成都退休回老家种地去了。现在正是插秧季节，我要回去帮三爹栽秧，我要用繁重的体力劳动把我慌乱的精神平定下来。

正是黄历四月间，农村里一派繁忙景象。田野里，油菜早已收割，小麦已经熟了，南风吹来，荡起一阵阵金黄的麦浪。收割后的油菜田里，已经放满了水，农民架着耕牛正忙着犂田插秧。劳动力多的人家田里，插好的秧苗已经绿绿一片了。

三爹已经六十多岁，不能下田干活。见我回来帮他栽秧，高兴得很。他又请了一个邻居过来，让我们两人下田帮他栽秧，他在田坎上担秧苗。

他们天天又是酒又是肉地招待我，使我非常开心。在三爹家住了两天，当我帮他栽完秧后，又回到了学校。

从农村回来以后，我的心里平静了很多。几天繁重的体力劳动，累得我倒头就睡。

我又去农业局找我老弟，他也劝我别去。

我的心虽然还不能平静下来，但我决定不去北京了。

6月1日，突然在电视上看见上百万的学生市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示威游行。他们举着旗帜，愤怒高喊着“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行进在东西长安街。晚上就坐在天安门广场，始终不肯离去。

为了驱散示威人群，警察连北京人从未见过的催泪弹也用上了。人们的情绪被点燃起来，反抗越来越激烈。

我开始后悔了，要是我这时在北京，一定会冲在游行示威队伍前面，采访记录这些生动的场景。作为鲁迅文学院的一个学员，一定不会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那两天的新闻我一点也不放过。反官倒是人民的心声，我从内心为我们的国家有这样的人民而骄傲！

斗争越来越激烈，连军队也开始介入了。驻扎在石家庄的38军和驻扎重庆的54军已经开到北京城外。以张爱萍上将为首的7名将军联名致信中央军委，请求不要把军队开进城，更不能向学生开枪。因为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

人民群众的行动不但感动了军队干部，连总书记赵紫阳同志也感动了。他公开站出来接见示威群众，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由于总书记的支持，人民的反腐反官倒斗争情绪更加高昂。

许多中央领导人支持和学生对话解决问题，但少数人不同意，他们决定对示威的人民群众进行镇压。6月3月晚上，张爱萍将军接到下面报告，军队己经进城了。

首先进城的是54军的部队，他们开着坦克架着机枪，气势汹汹开进北京城。

北京市民也行动起来，他们手拉手肩并肩组成一道道人墙，阻止军队到天安门镇压学生。

为了镇压“师出有名”，有人竟然秘密下令把牢房里的犯人放出来混迹群众之中，去放火焚烧部队的军车，寻找镇压的借口。

军队和人民的对立越来越尖锐，双方开始大打出手。一辆辆的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枪声大作，火焰熊熊。坦克从手无寸铁的人群中碾压过去，尸横遍野，血流满地。

38军军长拒不执行进城镇压学生的命令，当场免职拘捕。

一个副政委代理军长把部队开进城去，沿途枪声大作。38军一个当团长的老乡说，他敢保证，他们军队进城后都是朝天放枪，没有伤及一个群众。他们的军长后来被军事法庭判了刑，但老部下们都很同情他，对他的家属特别照顾。

6月4日示威群众遇难以后，风向大变，中央把这次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

同情这次事件的人都倒了霉。总书记赵紫阳被定为反党份子，七将军勒令写检讨。据说张爱萍上将始终不写，他认为自己没有错。

又一次政治大清查运动开始了。凡是那几天到过天安广场的人一个也跑不掉，都要写检查写交待，接受公安机关的审查，拘留的拘留，关押的关押。

我惊出了一身冷汗，狂热燥动的心情突然一下子平静了下来。心不再慌，意不再燥，仿佛平静的池水一样宁静。

这时候，我才庆幸自己没有去成北京！要是去了北京，即使不被坦克碾死，也要被乱枪打死。

我跪在地上，面对西方，一遍又一遍感谢上苍对我的暗示，感谢神灵对我的庇护，感谢祖先对我的保佑！要不是他们显灵阻止，我早就变成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个冤魂。

待续@

责任编辑：谢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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