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0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林迪採訪報導) 第71屆國際筆會代表大會6月14號至20號在歐洲的斯洛文尼亞召開。創立於2001年的中國獨立中文作家協會有4名代表參加。記者林迪星期三電話採訪了正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兩名與會中國作家，張裕及王怡。

記者：請問王怡，中國大陸跟國際筆會的關係並沒有完全正式的中斷，是嗎？

王怡：對，89年以後事實上中斷了，但是在名份上當然還沒有一個最終的結果。

張裕：大概是這樣，1989年的國際筆會代表大會是六四以後開的，中國筆會派了代表去了，但是那場筆會他們請了北島在大會發言，北島會上譴責了六四屠殺，所以他們不滿，以後就再不參加國際筆會了。

1997年國際筆會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開會，中國筆會沒有派正式代表，但是派了觀察員去了，他們想可能在俄國開會情況會好一點，但是在會上呢，從89以後，每年都有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一般都是關於中國作家人權受到侵犯的問題，那他們在那會上也不滿意，以後就再不參加了，而且在那以後他們也不交會費了。國際筆會開會還是給他們通知，但是他們基本上從來不答覆，一直到現在。

王怡：國際筆會從組織上來講，他們現在實際上也是名存實亡了。

記者：張裕先生，聽說這次世界上有八十多個筆會的兩百多名代表參加，議題當中還包括言論自由和文學發展在二十多個國家、地區受威脅的情況等等，是不是？

張裕：大致是這樣。

記者:王怡，您是第一次參加，您對這次會議有什麼最深刻的印象？

王怡：最深刻的印象是國際筆會它的存在，和它那個長期以來對言論自由的關注，對我們具有極大的價值。包括在這次，中國的問題，中國國內的壓制言論自由的問題，中國獄中作家的問題，包括西藏的流亡作家，這次有西藏流亡作家筆會的人參加，都成為大會非常關注的一個焦點。這一屆筆會的主席格魯莎先生是捷克的異議作家，捷克七七憲章的簽署人之一。這次呢也是在前東歐的國家，我跟很多作家接觸，其實他們也有很多都曾是異議作家或者是受過迫害，他有這種記憶、有這種經歷，雖然在今天西方主流的社會，作家在寫作言論自由上已經不是問題了，但是像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這樣一些問題仍然可以在這樣一個大會上得到共鳴的。

記者：張裕，這一次有四位中國大陸的作家參加了，能不能簡單作一個介紹？

張裕：我們另外三個人都是很長的時間在海外，而王怡這一次參加是在共產黨統治中國五十六年來，第一次有獨立的作家從中國大陸直接到國外參加筆會大會。

中國大陸是1981年參加筆會的，在這之前台灣的筆會是原來的中華民國的筆會，前幾任會長是蔡元培、林語堂 、胡適，胡適二戰期間當過主席團的主席，當了七年，林語堂先生七十年代的時候還當選過副主席。八十年代中國筆會成立後要加入，想把中華民國筆會趕出去，但是國際筆會不會做這樣的事，不像聯合國，一個國家可以有幾個筆會，他們就達成妥協，把台灣的筆會就改成台北中文筆會。

這次王怡去了，很特殊，所以國際筆會也很重視。閉幕的新聞發佈會上，坐在主席台上的除了主席、秘書長和主辦者斯洛文尼亞筆會會長以外，也請王怡坐到主席台上，王怡是我們筆會的副秘書長，然後秘書長萬之給他做翻譯，他們五位坐在主席台上。這也是很特殊的待遇，也顯示了國際筆會對中國問題的重視，和中國作家的重視。

記者：我知道王怡先生不僅是受到隆重的接待，而且有過一次很經典的發言，能不能請他做個簡單介紹？

王怡：我的標題就叫《我們不是作家 我們是人質》，其實呢，我們是在用寫作維護自己最起碼的尊嚴。這樣一個狀況，我把它放在一個全球化的框架下，我呼籲西方的政府。對西方的政府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屈服在世俗的政治利益，包括中國政府的壓力下，對於人權的狀況，對於中國妥協的狀況，包括像法國提出對中國解禁，這些問題作出了批評。然後對於西方的作家，全球化的情況下來關注寫作自由，關注在我們跟語言之間、我們跟我們的作品之間，去拔掉權力在中間的障礙，使我們真正成為一個作家，而不是人質，提出一種呼籲。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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