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2日訊】我和王芝琛先生是五年前才相識的，介紹人是老朋友智效民先生。智效民因爲撰寫研究王芸生的文章，和王芸生的哲嗣王芝琛建立了聯繫。他們經常通電話。老智告訴我，王芝琛對他說，你的幾個朋友，高增德、謝泳，我都認識了，有機會還想和丁東認識一下。
王先生比我年長，我自然應當去登門拜訪。當時正好謝泳來北京辦事，我就和他一起去看王先生。王先生居住的復興門外大街22號樓，我去過幾家，比如李銳家、丁玲家，老同學常大林家。所以，到了王先生家，並無陌生之感，聊起來更是一見如故。我們不但有很多共同的朋友，而且談古論今，有很多共同語言。當時山西省作協的《黃河》雜誌改爲大型知識份子刊物，由謝泳主持，王先生讚不絕口。他請我們一起到馬路對面的小餐館吃飯，還在談論這份雜誌。後來，這份雜誌迫不得己，改回純文學期刊，王先生又大呼可惜。
王先生那年62歲。他告訴我，退休好幾年了。他1961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海軍系指揮儀專業，一直從事國防科技工作。1980年，父親病重，把在外地工作的他召到身邊陪侍，向他追憶了平生的重大事件。那是一個大地行將復蘇的早春季節，王芸老雖然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但畢竟是見過大世面，有過大閱曆的一流學者、一流報人，他預感到，國人對20世紀的歷史評價，將會出現重大的變化。於是，向兒子說出了鬱悶在自己心裏多年的話。生命的最後三個月，他陸陸續續與兒子談到一生經歷的很多重大歷史問題，比如中蘇關係、西安事變、《大公報》和國共雙方的關係等等。他一邊說，王芝琛一邊錄音。王芸老體力已經很差，有些問題只是點到爲止，語焉不詳，王芝琛當時不能完全理解，但畢竟留下了最重要的線索和鑰匙。父親臨終的心願，王芝琛看得很重。1991年，他54歲，決定提前退休，專門從事與《大公報》相關的歷史研究。十幾年間，他“埋頭大公報故紙堆中，悉心研究，並採訪大公報故舊，廣搜博聞，於大公報研究，卓然成家。他積累大公報材料之豐富，于大公報史事之熟悉，朋輩中無人能及。”（唐振常語）。其實，王芝琛從小就喜歡文史。考大學的時候，本想報考北京大學的文科。但父親一輩子舞文弄墨，後半生爲此傷透了心，說什麽也不許兒子學文。哈軍工的名聲當時並不亞于北大、清華，一入校就穿上軍裝，這是很多青年夢寐以求的。但這並非王先生興趣所在。所以，他退休後如同鮫龍歸海，很快成爲文史天地的高手。
我在和他見面以前，就在《老照片》、《文彙讀書周報》、《黃河》、《書屋》等報刊讀過他的文章，印象頗好。唐振常說他文章最大特色是“信而有征，以事實爲依據，不空談，不虛誇。”“不作危言高論，但直道其事，直述其經過，讀後自然形成結論”。我的感覺是，王先生善於在有限的篇幅內，儘量傳達更多的有效資訊，他選擇的細節，往往一下子抓住要害，乾淨利索，快人快語，沒有一句廢話。這一點，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其實很難。現在學院派的訓練，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很簡單的事情或道理，偏要拉成很長的文章。引經據典，裝腔作勢，讓人不勝其煩。從這個意義上講，王先生喜歡文而沒進文科院校，或許是一件幸事。否則，讀了文科，染上那個時代的通病，文章能不能寫得像現在這樣好，就很難說了。2000年夏天，中國工人出版社編輯王建勳先生和我商議，策劃一套學術隨筆，名爲《學燈文叢》。組稿時，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王先生。他不但文章好，而且主題集中，不曾結集出書。和他一聯繫，他也很高興，原來2001年9月26日，是王芸生先生百年誕辰。2002年6月17日，是英斂之在天津創辦《大公報》百年紀念。在這之前，如果能把他關於《大公報》的隨筆成書出版，可謂正逢其時。書編得很順利，出版有一點小周折。畢竟，以圖書的形式重新評價《大公報》的歷史地位不是一件無關痛癢的小事。最後，出版社想了一個兩全之策，在卷首加了一段“出版人語”，表明出版社“對作者的許多觀點不能苟同，故在編發時做了若干刪節。”
然而，這本名爲《百年滄桑》的集子問世之後，還是引起了出人意料的反響。2002年，《大公報》誕生百年之際，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王芝琛的觀點幾乎成爲輿論的共識和紀念的基調。幾十年間潑在《大公報》上的污水，基本上被蕩滌一清。
王芝琛的研究，改變了學界和輿論界對老《大公報》的歷史定位。現代報紙在中國誕生一百多年來，實際上存在著兩個傳統，一個是黨派報紙的傳統，一個民間報紙的傳統。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後，後一個傳統中斷了。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社會開始了深刻的轉變，報業也從此前三十年單一黨報的格局中開始走向多元的進程。此時此刻，人們回顧總結當年以文人論政，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爲特色的《大公報》，以及民國時代其他民間報紙的傳統，便不難認識到他們的歷史意義和未來意義。
1926年9月，張季鸞提出了《大公報》的“四不“方針”——
第一不黨。黨非可鄙之辭。各國皆有黨，亦皆有黨報。不黨雲者，特聲明本社對於中國各黨閥派系，一切無聯帶關係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敵視黨系之謂，今者土崩瓦解，國且不國，吾人安有立袖手之餘地?而各黨系皆中國之人，吾人既不黨，故原則上等視各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爲利於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勉附清議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區區之願，在於是矣。
第二不賣。欲言論獨立，貴經濟自存，故吾人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爲金錢所左右。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願忠於報紙所固有之職務外，井無私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爲公衆喉舌。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詡其明，乃自勉之詞。夾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衝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自陷於盲。
縱觀世界各國，報紙和政黨、政權之間，大致有兩種關係，一種是從屬的關係，一種是獨立的關係。執政黨派的報紙，充當政權的喉舌順理成章；非黨派的報紙，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選擇獨立卻並非易事。新記《大公報》標舉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就是想選擇獨立的關係。儘管有人總相證明它和當時執政的國民黨之間有某種依附關係，其實這是不公正的。《大公報》雖然不可能超出當時的環境，但確實爲踐行“四不”做出了盡可能大的努力。王芸生從1941年到1949年主持《大公報》筆政。這8年，他爲了堅持言論獨立，多次碰蔣，蔣介石請他兼軍委會參議，送來聘書和薪水，被他退回。頗不給面子。1947年，中統特務抓了《大公報》記者唐振常，他便給上海市長吳國禎去電話：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報！《大公報》當時對國內外重大事件的態度，有的與國民黨不同，有的與共產黨不同。報紙想在兩党之間“中道而行”。自然既不能讓國民黨高興，也不能讓共產黨滿意。但是，今天對《大公報》作歷史的評價，是應當以當時某一党的政策作爲評價依據，還是應當站在歷史的高度加以重新檢討呢？比如雅爾達會議，蘇美英三大國的巨頭，爲了讓蘇聯早點對日宣戰，背著中國，把屬於中國的主權和利益許諾給蘇聯，作爲中國人辦的報紙，難道沒有權利發出批評的聲音麽？因爲它“不黨”， 所以，在三、四十年代國共兩黨的對峙中，不論是當朝的國民黨、蔣介石、還是尚未執政的共產黨、毛澤東，都不曾低估它的影響力。1941年，《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逝世，蔣介石出席葬禮，毛澤東發去唁電，給予高度評價。繼任者王芸生，在與國共雙方領導人接觸中，也得到了很高的禮遇。兩党對峙的時候，自然都希望居於中間的《大公報》發出對已方有利的聲音。但當一方完勝，中間力量便不再成爲影響天平左右的法碼。《大公報》的“四不”方針，從此成爲絕響。
王芝琛不以新聞史研究爲業，但他對新聞史研究的貢獻，卻遠遠高於許多專業人士。他的書受到知識界的好評，瀋陽一家出版社的編輯也來向王先生約稿，請他寫一本《王芸生傳》。爲父親立傳符合王先生的心願。從資料的掌握、情況的熟悉、理解的深刻諸方面，他也是爲王芸生立傳的最佳人選。2002年中國新年期間，他廢寢忘食地趕寫此書，按時完稿。那家出版社的編輯將書稿交給領導審閱。領導看了卻說，這本書既不能得大獎，又不能賺大錢，出它幹什麽？出版社拒絕履約，而且不作任何補償。王先生一介書生，失望之餘，只有長歎！王芸生是什麽人？他不但是中國現代報界巨子，而且是中日關係研究的開山人，連毛澤東卻不曾小看過他。如今，他的傳記到了這等勢利的出版人手裏，卻如同廢紙！我聽說此等情況，也唏噓不已。
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從頭努力。兩年來，我的朋友宋慶光、陳敏等先生，都有意尋找投資，出版此書。無奈他們本身不在出版社，掌握不了出版的全過程。
今年5月30日，突然收到王芝琛先生的一封信，告訴我查出癌症，病得不輕，希望想想辦法，讓他有生之年，看到這本爲父親寫的傳記問世。
我吃了一驚。王先生今年才六十七歲，雖然有糖尿病，但和他多次來往，覺得他精神一向很好。怎麽突然間就遇到這樣的災難？
我知道劉碩良先生是有膽有識又有高效率的出版家，剛剛幫我的一位得過癌症的朋友趙誠出了一本黃萬里的傳記，此事找他，也許有望。於是，我與劉先生聯繫。他痛快地答應，三個月內一定讓這本書印出來。
在此期間，王先生在腫瘤醫院切除了結腸的病竈，但肝部和肺部已經擴散，即將作化療，能不能闖過鬼門關還未可知。前幾天，我陪劉碩良先生的副手汪正球去王先生家簽合同。剛剛出院的他，明顯瘦了一圈，說話也不如從前那樣有中氣。他對我說，我不想死。我感到，這部傳記，維繫著他生活的勇氣和生命的意義。
願王先生能夠驅走死神的陰影。我還等著你的新作。
──轉自《觀察》(//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