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5日訊】（一）
牧惠先生走得太突然了!
6月5日，我們還一起參加過關於青少年人性教育的小型討論會。他的發言還在我的耳邊回響。有感於今天大學的高收費，他說自己的家庭很貧苦，40年代後期，兄弟幾個考上大學，都得到公費資助，沒有給父親造成負擔。他還說，自己參加了反對蔣介石政府的學潮和建立新政權的革命，而現在，窮人家的孩子，卻讀不起大學了。他的發言，引起了所有與會者的共鳴。那次會上，他第一次與章詒和見面，說，我是你的忠實讀者。章詒和也說，久仰您的大名。分別時，章大姐對他說，“牧先生再見。”我對章大姐悄聲說：“他不姓牧，姓林，還是稱他林先生比較合適。”章大姐怪我：“你怎麽不早說，第一次見面就露怯。”我說，“下次見面再改過來吧。”
想不到的是，這個下次，再也沒有了。
聽孫瑉說，他是8號下午突然去世的。山東有個畫家，畫了一百多幅《水滸》人物，請牧惠先生配文。稿子要得很急。單位組織大家一起到北京郊區的溫泉度假村，給他安排了單間。他住進去就趕稿子。突發心梗，一頭栽倒。等別人發現，他早已停止了呼吸。
（二）
牧惠先生是與嚴秀、何滿子、邵燕祥、舒展等齊名的雜文家，有四十多本雜文集行世。我第一次去他家拜訪，就是請他爲鄢烈山、劉洪波、朱健國、何龍、蔡棟和我合出的一套《野菊文叢》撰寫評論，由此而相識。但我認爲，在他晚年，卻辦了幾件比寫雜文更重要的事情。一件，是和戴煌等十位知識份子挺身而出，爲河南農民曹海鑫的冤案仗義執言，此事被稱爲當代中國的左拉和德雷福斯案；一件，是主編並自費印刷了《松仔嶺事件真相》，爲這起發生在建國初期廣東的政治冤案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證詞；一件，是完成了韋君宜的托咐，讓《思痛錄》問世。
《思痛錄》是奠定韋君宜歷史地位的代表作，是一二九知識份子的絕唱。韋君宜從70年代中期文革尚未結束便開始動筆，直到中風之後的90年代初才最終完成。她自己是一個成就卓著的出版家，原先卻沒有指望這部著作能在自己活著的時候出版。因爲，她太清楚這部著作的份量和中國出版界的規矩了。當時她已經行動不便，於是，把這部著作的出版事宜委託給兒女親家牧惠。她知道牧惠和出版界有廣泛的聯繫，更知道牧惠懂得這部書稿的價值。
牧惠陸續通過邵燕祥、林賢治在《散文與人》上、通過鄭惠在《百年潮》上、通過謝泳在《黃河》上發表了《思痛錄》的部分章節。然而，出書的事，聯繫了多家出版社，都不成功。有的出版社已經排了版，最終還是打了退堂鼓。1997年12月，韋君宜八十大壽，她的清華老同學，一二九運動老友于光遠，又一次當面催促牧惠，並寫文章說，韋君宜之所以痛苦地活著，就是想看到這本書的出版。
這時，我妹妹丁甯供職的十月文藝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名爲《百年人生》的叢書，體裁是回憶錄，要求作者必須是老年名家。我妹妹找了幾個名家約稿，都不如願。我說，韋君宜有一部回憶錄，在牧惠手裏，你和社領導商量一下，看行不行。她向領導彙報了此事。領導說，如果是牧惠的回憶錄，我們不敢出。韋君宜的回憶錄，可以。其實，牧惠的回憶錄名叫《漏網》，早就出了。他們只知道牧惠的雜文有鋒芒，還不知道韋君宜的回憶錄說什麽呢！我說，找牧惠聯繫這部稿子可以，但一定要帶著合同去，取稿的同時簽合同。我怕他們和其他出版社一樣，看了稿子又打退堂鼓，簽個合同總有一點約束。
領導同意了。1998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和丁寧來到沙灘牧惠先生家裏。當時就取了稿子，簽了合同。我說，能不能兩個月出書？丁寧說，還是簽三個月吧。牧惠同意。
丁寧把稿子拿回社裏，一讀就傻了：原來此書的分量是如此之重！在此之前，還沒有一本書，如此真誠、如此痛徹地反思半個世紀以來的政治運動，――不但反思極權體制的荒謬，同時也解剖自己的靈魂。她所發愁的事，合同已經簽了，書出不來怎麽向牧惠交待！
好在總編輯李志強先生給了她有力的支援。他看了稿子說，我看這部書可以出，個別地方刪一點就行了。於是，他們一審、二審、三審，前後刪了三遍，十二萬字的書稿，刪了約一萬字，終於通過了。
就在這時，又有人出來阻攔。此人是一位高官的夫人。那位高官也是韋君宜的同學兼一二九老友，已經去世。韋君宜在1957年險些被打成右派，得這位高官相助，倖免於難。但書中直言不諱地提到，他雖然保了我，把別人打成了右派。那位夫人可能不願意讀者知道這些事，打長途電話追到美國，向正在出差的韋君宜的女兒施加壓力。韋君宜的女兒何嘗不想讓母親的著作早點問世？但當時丈夫正面臨提拔，他不無顧慮。和牧惠溝通，牧惠堅決頂住了壓力。
1998年5月12日，《思痛錄》第一批樣書終於印出。牧惠破例向單位要車，帶著丁寧，來到協和醫院，把樣書送到了韋君宜的手上。韋君宜已經說不清話，但看得出她十分激動。牧惠也十分激動，他曾這樣述說當時的心情：“出了醫院，我舒了一口氣：我終於完成了任務! 我終於完成了於光遠流著眼淚給我下達的任務!”
書出了以後，牧惠向思想文化界的好友分送不下百冊，一時間好評如潮，出現了全國爭讀《思痛錄》的盛況。書一再脫銷，一版再版。這時又出了新問題。當時牧惠只想快出書，合同簽的是千字45元。我在場還提了一句版稅的事。丁寧說，要簽版稅，得回去重新請示領導。牧惠說，只求快出，別請示了。我知道，他是怕夜長夢多，出版社變卦。現在書賣得這麽火，版稅當然比稿費多。韋君宜的女兒找到出版社，要求變更合同。出版社說，可以從現在起重簽合同，變爲版稅，以前的部分沒法變。於是，韋君宜的女兒又提出牧惠簽的合同無效。牧惠很傷心。本來，他還想把他所搜集的關於《思痛錄》的評論文章編一本書。爲了避免矛盾，他只好退出。於是，把文章全部交給了孫瑉。由邢小群和孫瑉出面，編了一本《回應韋君宜》，幾經周折，在大衆文藝出版社出版，使得《思痛錄》的回聲，得到了集中的展示。中國知識界對歷次政治運動，尤其是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的認識，由此確立了一個刷新的座標。
（三）
昨天，在八寶山舉行牧惠先生遺體告別活動，參加者有好幾百人。最年長的是87歲的李銳先生。（可能還有更年長的我不認識）。這使我想起韋君宜遺體告別時，和她不算熟悉的李慎之先生特地趕來參加。他說，韋君宜去世，我不能不來。牧惠走了，我想，李銳老和許多參加者，也是同樣的心情吧。
2004年6月19日
100035北京新街口三不老胡同一號613
作者爲自由撰稿人，居北京
－－轉自《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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