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4日訊】2004年1月，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思想操練：丁東、謝泳、高增德、趙誠、智效民人文對話錄》。筆者曾在標題爲《人文前沿的精彩亮相》的書評中寫道：“參與對話的高增德、智效民、丁東、趙誠、謝泳，依次爲20世紀30、40、50和60年代生人，四個年代的年齡跨度，沒有阻隔他們精神上的溝通和思想上的共鳴，多年來的共同追求，使他們凝聚成爲中國人文思想界最爲前沿也最爲純粹的一個自由主義學人群體。這部群體亮相的對話錄，實際上是五個人多年來從事最前沿的學術研究和公共活動的濃縮精華。”（文載《社會科學論壇》2004年第6期。）
5個月後，智效民先生的兩本文集《往事知多少》和《胡適和他的朋友們》，由雲南人民出版社同時推出，更加充分地展現了他的學術成果和公民情懷。從《清華大學與通才教育》《“文科院士”應該緩行》、《關鍵在於體制》、《遠離評獎及其他》、《呼喚學術獨立》、《公佈一下“兩會”帳目如何？》之類的文章題目中，即可見出智效民致力於公共領域內的學術研究和文化關懷的自覺意識。
這兩本文集中的大多數篇章，都曾經在相關報刊上公開發表過。爲了適應各類報刊的不同要求，其中不乏片面之論。特別是較早寫出的《學問當如曹聚仁》、《作文當如季羨林》之類的文章，對於所點評的人物多有溢美之辭。假如作者看過曹聚仁當年爲“反右派”運動進行歪曲報道和惡意辯護的一系列文章，《學問當如曹聚仁》一文，是完全可以不寫的。好在這類文章只是兩部文集中的少數篇章，文集中更具原創性和震撼力的，是《中國政治學的開拓者——張慰慈》、《胡適與“中基會”改組風波》、《柳亞子“牢騷”再解讀》、《父親與〈青年導報〉》、《開明紳士劉少白》之類還歷史事實以本來面目的經典文本。正是這些力透紙背的經典文本，爲當下新銳學者致力於重寫中國現代史，提供了最爲直接的學術資源。限於篇幅，本文只就文集中依據第一手材料寫出的最具原創性的《父親與〈青年導報〉》和《開明紳士劉少白》兩篇文章略作分析。
在《父親與〈青年導報〉》一文中，智效民並沒有提到“父親”的名字，只是說“在太原市南文化宮舊貨市場買到一張1947年出版的《青年導報》，報頭下面有一行小字，標明發行人是我的父親。”經筆者詢問，智效民在電子郵件中答復說：“我的父親智力展當年做過些事情，基本上是從政的，辦報時的職務是閻錫山手下的同志會太原市分會主任，大概相當於現在的太原市委書記吧。他影響不大，也沒有什麽名氣，山西老點的人還知道他。文革中他寫過許多材料，其中涉及到的名人不少，除了薄一波集團之外(薄在《論犧盟會和決死隊》中提到過他)，還有侯外廬、邢西萍、杜任之等等，不過大多是泛泛之交，認識而已。”
由同志會太原市分會主任智力展充當發行人的《青年導報》，其實是由中共地下黨員張頷主編的一份特殊報刊，或者說由中共地下黨員秘密佔領的一塊宣傳陣地。它的幕後操縱者是智力展的老朋友、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雙重情報人員杜任之。智力展與中共地下黨員張頷、趙宗複等人，都是《青年導報》的得力撰稿人。到了1949年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之後，《青年導報》被定性爲反動報紙，以秘密身份或秘密手段幫助黨組織佔領宣傳陣地的這些人，無一例外地變成了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清算物件。
比起《青年導報》同人的不幸遭遇來，《開明紳士劉少白》所介紹的是更加極端的政治清算。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提到過兩名開明紳士，一個是陝甘寧邊區的李鼎銘，另一個就是晉綏邊區的劉少白。劉少白1883年出生於山西興縣黑峪口村的一個地主家庭，1911年參加過辛亥革命，他的大女兒劉亞雄和大女婿陳原道都是中共早期黨員，二女兒劉兢雄是中共高幹安子文的妻子。劉少白自己也于1937年成爲中囯共產黨的秘密黨員，並與同鄉好友牛友蘭創辦了專門爲八路軍提供軍費的興縣農民銀行。
抗日戰爭結束後，大規模的土改運動在解放區內全面展開，已經爲支援八路軍而傾家蕩產的開明紳士牛友蘭，依然被當作階級敵人加以鬥爭和專政。牛友蘭的兒子、晉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牛蔭冠，曾經牽著被鐵絲穿了鼻子的父親遊街示衆。這種被稱之爲穿牛鼻的民間肉刑，筆者4歲時曾在自己所在的河南省農村見證過。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時期的1968年，被穿牛鼻的是在自己家中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略有不敬的一位老貧農。
當牛友蘭死於非命的時候，劉少白服從組織安排正滯留延安，等到他回到山西老家時，迎接他的同樣是被撤銷晉綏邊區臨時參議會副會長的政治清算和本鄉本土的父老鄉親的暴力鬥爭。幸虧有毛澤東的直接干預，劉少白才逃過一劫保全生命。1949年以後，劉少白當選爲全國政協委員和山西省政協副主席，一度與智效民一家結爲鄰居。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先是安子文和劉兢雄被批鬥，接著又是劉亞雄和兒子劉紀原被批鬥。86多歲的劉少白儘管沒有遭受暴力衝擊，卻再也經受不起家破人亡的政治高壓和精神打擊，當他倒斃在太原城區的馬路邊上時，嘴裏念叨的依然是要找毛主席和周總理去反映情況……
閱讀智效民的相關文字，筆者一直在聯想著自己的所見所聞。1989年秋天，一位叫趙建忠的同學邀請大家到他父親的家裏聚會。這位乍一看和藹可親的父親，是海關總署的老處長，戰爭年代與劉胡蘭一樣是山西省某縣農村的兒童團員和武工隊員。當他回憶起當年的傳奇經歷時，竟然眉飛色舞地炫耀說：“……我們爲了節約每一顆專門用來打日本鬼子和國民黨軍隊的子彈，經常用石塊把村子裏的土地富農等階級敵人活活砸死，其慘烈和刺激程度遠遠超過國民黨軍隊用鍘刀處死劉胡蘭。”這位充滿鬥爭意識的革命幹部，與天津市一位大學畢業的女醫生結婚後，堅持不懈地對妻子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展開鬥爭，夫妻感情破裂後又堅決不願離婚，以至於撇下4個孩子讓女方獨自撫養。
筆者的朋友李衛平，父母都是抗日戰爭時期的“老八路”。80年代初，正在上大學的李衛平跟隨父親來到山西老區，走訪當年的老戰友和堡壘戶。談笑風生中，堡壘戶老太太當著大夥的面唱起了當年的順口溜：“八路軍，遊擊隊，不打鬼子光開會。”正是這段順口溜徹底顛覆了李衛平從書本中接受的政治教育，進而決定了他的人生抉擇。
反思20世紀的中國歷史，佔據壓倒性地位的一個根本點，就在於是用極其片面和極端絕對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來替代所有個人同爲精神生命體的大同人性和普世公理。慘遭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又恰恰是同爲中華民族的本國、本族、本黨、本派的民族精英。即使在戰爭年代結束之後，針對本國、本族、本黨、本派的民族精英實施自相殘殺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並沒有被及時制止，反而變本加厲地湧現出了包括“三反五反”、反“右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在內的更大規模和更大範圍的人道災難。像這樣鋼澆鐵鑄般的歷史事實，是不應該被隱瞞、被抹殺的，而且也不可能被永遠隱瞞和抹殺下去。作爲一位有良知的文化人和學術人，唯一的職責就在於把正本清源的歷史真相告訴世人。應該說，智效民就是當下中國社會中非常難能可貴的一位有良知的文化人和學術人，《往事知多少》和《胡適和他的朋友們》，就是他披肝瀝膽講真話的兩本好書。
轉載自《議報》15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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