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12日讯】我和王芝琛先生是五年前才相识的，介绍人是老朋友智效民先生。智效民因为撰写研究王芸生的文章，和王芸生的哲嗣王芝琛建立了联系。他们经常通电话。老智告诉我，王芝琛对他说，你的几个朋友，高增德、谢泳，我都认识了，有机会还想和丁东认识一下。
王先生比我年长，我自然应当去登门拜访。当时正好谢泳来北京办事，我就和他一起去看王先生。王先生居住的复兴门外大街22号楼，我去过几家，比如李锐家、丁玲家，老同学常大林家。所以，到了王先生家，并无陌生之感，聊起来更是一见如故。我们不但有很多共同的朋友，而且谈古论今，有很多共同语言。当时山西省作协的《黄河》杂志改为大型知识份子刊物，由谢泳主持，王先生赞不绝口。他请我们一起到马路对面的小餐馆吃饭，还在谈论这份杂志。后来，这份杂志迫不得己，改回纯文学期刊，王先生又大呼可惜。
王先生那年62岁。他告诉我，退休好几年了。他1961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系指挥仪专业，一直从事国防科技工作。1980年，父亲病重，把在外地工作的他召到身边陪侍，向他追忆了平生的重大事件。那是一个大地行将复苏的早春季节，王芸老虽然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但毕竟是见过大世面，有过大阅历的一流学者、一流报人，他预感到，国人对20世纪的历史评价，将会出现重大的变化。于是，向儿子说出了郁闷在自己心里多年的话。生命的最后三个月，他陆陆续续与儿子谈到一生经历的很多重大历史问题，比如中苏关系、西安事变、《大公报》和国共双方的关系等等。他一边说，王芝琛一边录音。王芸老体力已经很差，有些问题只是点到为止，语焉不详，王芝琛当时不能完全理解，但毕竟留下了最重要的线索和钥匙。父亲临终的心愿，王芝琛看得很重。1991年，他54岁，决定提前退休，专门从事与《大公报》相关的历史研究。十几年间，他“埋头大公报故纸堆中，悉心研究，并采访大公报故旧，广搜博闻，于大公报研究，卓然成家。他积累大公报材料之丰富，于大公报史事之熟悉，朋辈中无人能及。”（唐振常语）。其实，王芝琛从小就喜欢文史。考大学的时候，本想报考北京大学的文科。但父亲一辈子舞文弄墨，后半生为此伤透了心，说什么也不许儿子学文。哈军工的名声当时并不亚于北大、清华，一入校就穿上军装，这是很多青年梦寐以求的。但这并非王先生兴趣所在。所以，他退休后如同鲛龙归海，很快成为文史天地的高手。
我在和他见面以前，就在《老照片》、《文汇读书周报》、《黄河》、《书屋》等报刊读过他的文章，印象颇好。唐振常说他文章最大特色是“信而有征，以事实为依据，不空谈，不虚夸。”“不作危言高论，但直道其事，直述其经过，读后自然形成结论”。我的感觉是，王先生善于在有限的篇幅内，尽量传达更多的有效资讯，他选择的细节，往往一下子抓住要害，干净利索，快人快语，没有一句废话。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很难。现在学院派的训练，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很简单的事情或道理，偏要拉成很长的文章。引经据典，装腔作势，让人不胜其烦。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先生喜欢文而没进文科院校，或许是一件幸事。否则，读了文科，染上那个时代的通病，文章能不能写得像现在这样好，就很难说了。2000年夏天，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王建勋先生和我商议，策划一套学术随笔，名为《学灯文丛》。组稿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王先生。他不但文章好，而且主题集中，不曾结集出书。和他一联系，他也很高兴，原来2001年9月26日，是王芸生先生百年诞辰。2002年6月17日，是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大公报》百年纪念。在这之前，如果能把他关于《大公报》的随笔成书出版，可谓正逢其时。书编得很顺利，出版有一点小周折。毕竟，以图书的形式重新评价《大公报》的历史地位不是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最后，出版社想了一个两全之策，在卷首加了一段“出版人语”，表明出版社“对作者的许多观点不能苟同，故在编发时做了若干删节。”
然而，这本名为《百年沧桑》的集子问世之后，还是引起了出人意料的反响。2002年，《大公报》诞生百年之际，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王芝琛的观点几乎成为舆论的共识和纪念的基调。几十年间泼在《大公报》上的污水，基本上被荡涤一清。
王芝琛的研究，改变了学界和舆论界对老《大公报》的历史定位。现代报纸在中国诞生一百多年来，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传统，一个是党派报纸的传统，一个民间报纸的传统。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后一个传统中断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开始了深刻的转变，报业也从此前三十年单一党报的格局中开始走向多元的进程。此时此刻，人们回顾总结当年以文人论政，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特色的《大公报》，以及民国时代其他民间报纸的传统，便不难认识到他们的历史意义和未来意义。
1926年9月，张季鸾提出了《大公报》的“四不“方针”——
第一不党。党非可鄙之辞。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第二不卖。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井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夹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纵观世界各国，报纸和政党、政权之间，大致有两种关系，一种是从属的关系，一种是独立的关系。执政党派的报纸，充当政权的喉舌顺理成章；非党派的报纸，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选择独立却并非易事。新记《大公报》标举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就是想选择独立的关系。尽管有人总相证明它和当时执政的国民党之间有某种依附关系，其实这是不公正的。《大公报》虽然不可能超出当时的环境，但确实为践行“四不”做出了尽可能大的努力。王芸生从1941年到1949年主持《大公报》笔政。这8年，他为了坚持言论独立，多次碰蒋，蒋介石请他兼军委会参议，送来聘书和薪水，被他退回。颇不给面子。1947年，中统特务抓了《大公报》记者唐振常，他便给上海市长吴国祯去电话：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报！《大公报》当时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态度，有的与国民党不同，有的与共产党不同。报纸想在两党之间“中道而行”。自然既不能让国民党高兴，也不能让共产党满意。但是，今天对《大公报》作历史的评价，是应当以当时某一党的政策作为评价依据，还是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加以重新检讨呢？比如雅尔达会议，苏美英三大国的巨头，为了让苏联早点对日宣战，背着中国，把属于中国的主权和利益许诺给苏联，作为中国人办的报纸，难道没有权利发出批评的声音么？因为它“不党”， 所以，在三、四十年代国共两党的对峙中，不论是当朝的国民党、蒋介石、还是尚未执政的共产党、毛泽东，都不曾低估它的影响力。1941年，《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逝世，蒋介石出席葬礼，毛泽东发去唁电，给予高度评价。继任者王芸生，在与国共双方领导人接触中，也得到了很高的礼遇。两党对峙的时候，自然都希望居于中间的《大公报》发出对已方有利的声音。但当一方完胜，中间力量便不再成为影响天平左右的法码。《大公报》的“四不”方针，从此成为绝响。
王芝琛不以新闻史研究为业，但他对新闻史研究的贡献，却远远高于许多专业人士。他的书受到知识界的好评，沈阳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也来向王先生约稿，请他写一本《王芸生传》。为父亲立传符合王先生的心愿。从资料的掌握、情况的熟悉、理解的深刻诸方面，他也是为王芸生立传的最佳人选。2002年中国新年期间，他废寝忘食地赶写此书，按时完稿。那家出版社的编辑将书稿交给领导审阅。领导看了却说，这本书既不能得大奖，又不能赚大钱，出它干什么？出版社拒绝履约，而且不作任何补偿。王先生一介书生，失望之余，只有长叹！王芸生是什么人？他不但是中国现代报界巨子，而且是中日关系研究的开山人，连毛泽东却不曾小看过他。如今，他的传记到了这等势利的出版人手里，却如同废纸！我听说此等情况，也唏嘘不已。
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从头努力。两年来，我的朋友宋庆光、陈敏等先生，都有意寻找投资，出版此书。无奈他们本身不在出版社，掌握不了出版的全过程。
今年5月30日，突然收到王芝琛先生的一封信，告诉我查出癌症，病得不轻，希望想想办法，让他有生之年，看到这本为父亲写的传记问世。
我吃了一惊。王先生今年才六十七岁，虽然有糖尿病，但和他多次来往，觉得他精神一向很好。怎么突然间就遇到这样的灾难？
我知道刘硕良先生是有胆有识又有高效率的出版家，刚刚帮我的一位得过癌症的朋友赵诚出了一本黄万里的传记，此事找他，也许有望。于是，我与刘先生联系。他痛快地答应，三个月内一定让这本书印出来。
在此期间，王先生在肿瘤医院切除了结肠的病灶，但肝部和肺部已经扩散，即将作化疗，能不能闯过鬼门关还未可知。前几天，我陪刘硕良先生的副手汪正球去王先生家签合同。刚刚出院的他，明显瘦了一圈，说话也不如从前那样有中气。他对我说，我不想死。我感到，这部传记，维系着他生活的勇气和生命的意义。
愿王先生能够驱走死神的阴影。我还等着你的新作。
──转自《观察》(//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