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5日訊】《鄂東晚報》報社全體上下，從主編到記者到校對員，一律以“創收”業績論英雄，報社還為此頒布了詳盡的創收計劃。但是由於晚報內容水分太多，在讀者中不叫座，給報社人員的創收帶來了不小的難度。有些記者為完成創收任務，拿到應得的工資，別無他法，只有敲詐勒索。

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自2003年以來，《鄂東晚報》報社內部達成以曝光當事方醜聞的方式強拉廣告的默契。為此上下通力配合，形成了一條報社領導──記者──受要挾單位的“媒體腐敗食物鏈”。

“最近生意怎樣”，一段時間以來，這已成為《鄂東晚報》的記者們心照不宣的打招呼用語。“生意”而外，另一個職場常用語是“辦案”，“寫好稿後，把被曝光單位的領導挨個叫進來看稿，看著他們的臉色由不悅到震驚到害怕，我們一言不發，等著他們主動懇求放他們一馬，那情形就跟辦案一樣。” 陶志東說。

“做生意”與“辦案”成為整個報社上下互動默契配合的通行做法，始於2003年初。　　
2003年2 月，《鄂東晚報》主張“創收第一”的新領導上台伊始，恰逢教育部大力整治中小學亂收費。與以往不同，此次整治相當嚴厲，甚至導致的個別校長掉了烏紗帽，這讓《鄂東晚報》一些人嗅出了絕佳的商機。整治亂收費的文件一公布，報社馬上全體動員，部署了一次絕無僅有的“以打擊亂收費促報紙創收”的特別行動。報社先將黃岡市轄下的十個區縣分成幾個“片”，再由十幾名記者組成幾個“行動小組”，按“片” 索驥。

接下來是制造輿論氛圍，在行動的前一天，《鄂東晚報》的頭版和二版專門刊登了嚴禁學校亂收費的相關文件及新聞，然後十幾名記者同時出發，帶上頭天的《鄂東晚報》和一疊空白發票奔赴各自的“戰場”。各組到達目的地後，接下來的操作程序大同小異：先找賓館住下，然後確定目標學校，分頭採訪、收集証據，回賓館迅速寫好稿子，再電話通知學校校長過來看稿子，討價還價，成交後給發票卷款走人。“在行動過程中，我們不斷地接到老總的電話，詢問進展，並向我們通報其他組的好消息，在這樣的‘鞭策’下我們終於取得了好成績”，陶志東和他的同事們說。三天後，他們這組帶著3.5萬元回到報社。按報社規定，每上交1萬元記者們即可當場提成2500元。此役戰果頗豐，十數天內，報社共“創收”近20萬。之後雖不再統一行事，但單個行動一直沒有斷過。
　
有一份堪稱經典的發稿簽在報社內部無人不知，其內容是“以本報內參形式報家寶總理、周濟部長”。而事實上，《鄂東晚報》的內參最高只能到達黃岡市委一級。

報社的做法固然匪夷所思，受要挾單位的“逆來順受”也令人側目。面對公開曝光的威脅，幾乎所有的校長都選擇了花錢消災。只有英山縣教育系統因為實在拿不出錢，最後被見報，成為那次集體行動的惟一例外。而學校接下來又會把這些錢轉嫁到學生頭上，另立名目收費，實際上是廣大學生被迫充當著這一食物鏈終端利潤制造者的角色。

在全體動員、上下配合的努力下，創收活動收到了不錯的效果，隨著一篇篇曝光稿轉換為一張張訂報單和廣告發票，至2003年年底，《鄂東晚報》發行量和廣告純收入都翻了一番。甜頭既嘗，報社還想在今年再造“輝煌”。然而，好景不長。 “今年的完成情況大不如去年，一是因為這是殺雞取卵的做法，各單位被宰過一次就不可能再宰了，全市有錢的單位也就這麼多；二是像去年那樣借整治亂收費而開展行動的機會不可再得；三是敲詐活動引起了上面的注意，並處分了一名記者，大家不得不有所收斂。”一位晚報記者分析說。

2004年5月，晚報駐浠水縣的記者因敲詐被舉報，同時被舉報的還有其母報《黃岡日報》。此事受到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的重視，批示要求嚴查。《黃岡日報》撤消了各地的分站，《鄂東晚報》則開除了該駐站記者，並登報聲明敲詐純屬該記者的個人行為。而就在此前的3月底，該駐站記者還因發行和創收業績突出，剛被報社評為“2003年度先進駐地記者”。這讓不少記者心生兔死狐悲之感，“一旦上面追查下來，報社只會拿記者作替罪羊，把自己的責任推得幹幹淨淨，浠水的這名同事就是前車之鑒，實在令人心寒。”

10月22日， 17名記者和編輯聯名向《黃岡日報》黨組成員遞交了一份辭職信，分管《鄂東晚報》的《黃岡日報》副社長雷電、《鄂東晚報》總編助理楊輝也表示在創收思路的高壓之下，報社人員中確實存在不好的風氣。年底之前報社表示要改革，扭轉辦報思路。報社領導透出要“改革”的口風後，其余15位編輯記者經勸說暫時回到原來的崗位。不過，報社的牆上依然如期貼出創收任務完成情況，仿佛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