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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12日訊】江澤民和朱鎔基有很多分歧，尤其是在改革方面，朱□基要更積極一些，而江澤民則是步步為營，能拖就拖，是所謂”穩定壓倒一切”。不過，在改革的策略方面，江澤民和朱鎔基也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反對地方分權，反對地方主動對基本制度作大膽改革的嘗試。這是江朱時代與胡耀邦趙紫陽時代最大的不同。

在形勢的壓力下，江朱都必須繼續推進改革，但是，在集權的模式下改革，決策者面臨著難以克服的困境。這其實是一個常識層次的問題。中國大陸地區之間的差距，大於許多國家之間的差距，用同樣的步調進行重大的制度改革，其實是不可能的。集權改革需要的信息太多，而齊步走的風險又太大。這幾年，朱□基的集權改革其實已經出了很多問題。有些領域的改革，比如金融，外行人不大容易看出紕漏，但有些改革，比如糧政改革和農稅改革，明顯成了笑話。糧改一例，突顯了集權改革的風險。朱□基不分青紅皂白，搞統一的保護價收購，結果使財政付出幾千億元的代價，農民並未得到實惠。農村稅費改革則突顯了中央決策者信息不足。直到農村稅費改革全面推開，朱□基才發現，改革後農村的義務教育沒有人買單，於是只好緊急□車。為什□會出這□大的笑話呢？因為自上而下的改革，很難聽到下面真實的聲音。既然你中央領導都說這樣好，誰還敢說不同意見呢？

土地制度的改革，利害關係十分重大，江朱顧慮重重，一拖再拖，直到下台前夕才拍板。這樣出台的改革政策，最可能發生的問題是難以實施，因為決策者只顧自己的名聲，而無須顧及是否可行。

從國內的報導來看，土地承包法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即不允許以集體的名義隨意收回農民承包的土地，近似於給了農民永佃權，並且允許農民轉讓承包權。有批評者說這一步還是意猶未盡，問題是，就連這一步，實施起來還是難上加難。

了解大陸農村的人都知道，許多村莊的土地被分割得十分破碎。這是因為土地的質量差別很大，為了作到權益平等，只好每塊土地都分給多戶。用農民的說法是”見地分一壟”。這樣破碎的土地分配，一旦實現了永佃權，農民自然希望通過交易實現比較連片的經營。問題是，誰來主持這件事呢？如果是通過村政權，有沒有足夠的法律權威來主持或保護這樣的交易，如果村的法律權威不夠，那□大量小規模的土地交易都要通過更高級的政權或法律機構，是否可行。而且，既然是集體所有的土地，村一級政權到底要在土地承包權的交易中扮演什□角色？這些都是新法律面臨的十分尷尬和棘手的問題。

有人會問，既然如此，為什□不乾脆把土地私有呢？問題正如一些人指出的，土地私有雖然不可避免，但也不是每個地方馬上可以行得通的。在經濟發達的地區，土地私有的條件早就成熟了，即使是現在的土地承包法對那裡的經濟發展也是巨大的制約。可是，在經濟不發達的內地，由於人口密度過高，特別是其它就業機會又太少，土地私有化不但解決不了什□問題，還要帶來許多問題。這就是為什□熟知農村情況的李昌平要反對土地私有化。李昌平認為，即便是讓農民投票，多數人恐怕都會反對土地私有。

大陸改革土地制度所面臨的這種左右為難的問題，實際上已經不是土地制度本身如何設計的問題，而是集權的改革方式找不到可行的改革路徑。這個問題不僅對土地制度是如此，對大陸其它重大制度的改革也是這樣。

比如大陸的金融體制改革也面臨著類似的困境。大陸垂直的國有銀行系統，與地方政府陷入了兩敗俱傷的遊戲。從地方的角度來看，他們要發展地方經濟，必須千方百計幫助地方企業從銀行得到更多的信貸資源，即使用欺騙的手段也在所不惜，道理很簡單”銀行是中央的，企業是地方的”，幫助企業就是幫助自己，而虧了銀行卻沒有關係。正因為知道地方的這種態度，大陸的國有銀行不得不處處防範，不敢放貸。這種情況是導致許多地區，尤其是經濟欠發達地區金融萎縮的重要原因。本來，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打破國家對銀行的壟斷，發展地方的和民營的銀行機構。但是，如果大家都搞，大陸當局現有的監管能力嚴重不足，又面臨著金融失控的巨大風險。於是，在集權的思維下，也只好對銀行改革一拖再拖。大陸金融改革的遲滯，也和土地制度改革的遲滯一樣，對大陸的經濟發展造成非常不利的長期影響。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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