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對文化的衝擊是知識分子談論的熱點——或者說是憂心的焦點，這其中美國化更是被視為万惡之源而遭到眾口一詞的批評——最新的一個例子是鄭曉龍先生執導、梁家輝等人出演的《刮痧》就被輕蔑地評論為是好萊塢化，這就批評界不那么神圣的同盟中可不是一個贊譽之詞。

于是不少國家的政府及自命為良知之代表的知識分子起而抵制、反抗了，政府方面運用其壟斷的暴力，限制每年只能演几部好萊塢電影，電視節目中進口節目只能占多少比例，還有對本國的電影、音樂提供補貼，或者利用巨額投資開發能夠徹底屏蔽政府認為反動、不良网站的軟件等等；而知識分子則苦心地營造著反抗資本尤其是美國資本、反抗大眾文化娛樂的文化气氛。

然而所有這一切努力有多大效果呢？我保持高度的怀疑。如果我們要抵制美國化，反抗米老鼠、小甜甜和CNN，或者我們要弄清如何使我們的電影走向世界，我們的報紙也可以左右世界輿論，為此，我們都似乎首先探討為什么美國文化那么厲害——聲明一點，這里的文化不僅僅是指大眾文化、快餐文化、流行文化，我相信，美國的所謂高雅文化、知識分子文化也是任何其它國家所不能比擬的，不要說純科學，看看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种种新觀念、新思想，哪一個沒有美國的烙印？我無意崇拜美國，但這是一個事實。不過本文仍集中于討論大眾文化，即娛樂產業。

美國沒有宣傳部

最近在《21世紀經濟報道》中看到一篇探討全球文化產業及其受到美國通俗文化衝擊的文章，中間有一句話給我印象深刻：“美國沒有宣傳部”。我相信這就是美國娛樂產業、大眾文化之所以所向披靡、令几乎所有國家無法招架的根源所在。

在美國，除了极少數媒体（比如美國之音，但它卻不能對美國境內廣播）外，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是民間自由經營的，而且市場進入門坎非常低。只需要最簡單的經營登記而不需要任何審批程序就可以輕松進入。

在這里，沒有政府的指導，沒有國家下達的意識形態任務，這是一個完全商業化的世界，与之相反，其它國家曾經并且仍然多多少少受到政府管制（當然作為失去自由的代价公司也從政府那里能拿到多多少少的補貼、投資）的娛樂產業，當然不可能具有跟它競爭的實力。在經濟領域，自由市場打敗了計划經濟及其形形色色的變种，那么，在娛樂、文化產業中也不會例外。

為什么完全自由競爭的、商業化的文化娛樂產業具有如此強大的競爭力？此無他，投消費者之所好是也。因為它是一門純粹的生意，跟生產机床、電腦、漢堡沒有任何區別，資本是要掙錢的，而在一個競爭的市場上（并且比較公平的市場上），想掙錢的唯一辦法是讓更多的消費者自愿地掏錢購買，沒有人發文件要求所有中小學生都去看比如說《辛德勒的名單》，也不會有單位組織大家收看比如說政府聯邦調查局特工漢森出賣國家机密的重要新聞，更不會有一年一場戲都不演，政府卻還給几百號人發工資的事，那么，除了投消費者之所好之外，還有什么好辦法嗎？

因此他們的產品最能讓消費者滿意，而消費者從他們的產品中得到了欲望的滿足。市場是一個發現的過程，企業家緊緊地盯著消費者欲望的變化，不斷地發現新的技術机會、新的生產方式，而消費者則不斷地發現自己的新欲望，并尋求最能滿足他的欲望的產品。市場把他們聯結到一起，他們各得所需。由此，在競爭性市場中生產出來的文化娛樂產品總能賣出好价錢。美國的文化娛樂產業在市場中飛速地壯大起來。

從美國的經驗可以得知，任何國家，如果要想在文化娛樂市場上跟美國一較高下，唯一的辦法就是使文化娛樂市場成為一個真正的自由競爭的市場，取消一切市場進入門坎，取消一切貌似高尚的限制性、歧視性法律法規，听任文化娛樂企業完全自由地追逐其利潤，因為只有它實現利潤的過程中，消費者者才能享受到最好的文化娛樂產品。

管制能提高道德水准嗎？

而一些憤世嫉俗、或者是自覺高人一等的文化人士卻對這种商業化痛心疾首，在他們看來，把那么神秘、高尚的文字、、圖象、話語竟然跟漢堡、土豆、榔頭相提并論，簡直是文化的恥辱。商人們傷了文人們的自尊心和行業自豪感。

他們神圣的行會秘密被資本玩弄于股掌之間之后，可想而知，知識分子的挫折、失落感是多么強烈，這种憤怒經過一番包裝——畢竟人家是文人嘛，轉化成了形形色色冠冕堂皇的社會、文化批判理論，一句話可以概括他們的說詞：他們說自己在憂心整個社會的文化和道德水准。在他們看來，如果媒体公司完全安商業化運作，投消費者之所好，則整個社會的道德、文化水准必將墮落到万劫不复的水准。

在這里我們看到了那些一新要批判現實的文化人士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只有他們自己能夠判斷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只有他們自己具有道德約束力，不會陷入色情、暴力的泥潭而自拔，而普通百姓只要有机會，就會沉迷于道德墮落中的低俗欲望之滿足中而不能自拔。

然而，普通人果真如知識分子所想象的那樣不堪嗎？美國人可以隨便創辦任何雜志，然而所有的雜志都是色情暴力嗎？可以拍任何電影，然而所有的電影都是色情暴力嗎？

最近巴黎Jeu de Raume國立藝術博物館正在舉行一個“性愛畢加索”的畫展，展出了這位大師生前未公開的300多幅以性愛為主題的作品，其中很多作品就是非常黃色的春宮畫。人們發現在藍色時期、粉紅色時期、立体主義時期之外，還存在著一個黃色時期，人們看到了被許多人奉為神明、因而也是高雅文化之典范的大師的另一面。

當然這馬上會被我們的知識分子稱之為批判呀、反諷啊之類的美麗辯詞，我們可以設想，如果這些作品出自一位中學生之手，這位中學生大概必會因思想不良而被學校開除。我真的疑惑了：為什么一些人畫色情畫就被認為是文化的象征，而另一些人看色情圖片卻被認為是道德墮落？人類果真是如此地不平等，以至于文化的所謂高雅与低俗之間的分野竟是如此地因人而异嗎？

話扯遠了，任何一個社會，如果其成員真的是如此不知廉恥、沒有自制力，如果一個社會的道德規范如此地脆弱，沒有約束力，則該文化早在文化的進化過程中被淘汰了。因而任何一個維系至今并保持活力的文明社會，都維持著一定的社會規制能力，約束著人類欲望之泛濫，滲透在個体的行為約束中，不管這是強制（但跟政府的強制完全是兩回事）還是誘惑，或是虛偽，都使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維持著“正常的”道德水平上。由此決定了在一個完全開放的文化娛樂市場上，大多數產品必將是合乎正常的道德水准的，因為“正常人”才是最大的潛在消費群体，只有投此一群体之所好，才能賺取最大的利潤。你當然可以出版黃色書刊，但這种書刊永遠不可能在大型百貨商店光明正大地出售，其市場畢竟是有限的。

因此市場本身就是一种約束，而且是一种最強有力的約束。對于政府的限制，人們可以采取多种政府的限制不可能取消某一擁有消費者、從而能夠產生利潤的市場，只能使該市場轉入地下；而如果市場沒有需求或者需求小到不足以產生對投資者有吸引力的利潤，則自然就不會有人去投資。

市場本身會把絕大多數文化娛樂企業約束在“正常的”道德水准上，好萊塢從一開始就存在著一個道德自律委員會，那些擁有最大市場的報刊也無一例外是嚴肅的新聞、政治、財經報刊，而是色情刊物。是消費者決定市場將出現什么，而不是資本決定消費者可以看到什么。是消費者手里的錢決定著投資者手里的錢投向何處。如果一個社會的所有人都最渴望看色情雜志，都隨便對自己的鄰居開槍，那時因為這個社會本身已經墮落了，他們墮落了才看色情雜志，而不是他們看了色情雜志才墮落。

誰是管制的受害者？

然而政府和一部分知識分子出于致命的負，從來就不信任普通民眾的道德水准和鑒賞能力，相反，他們認為只有自己有能力、也有權力決定普通民眾可以看什么、應該听什么。面對全球化的咄咄攻勢，政府和某些知識分子更增添了一种捍衛民族文化純洁性的民族主義激情，他們經常能夠把自己的优越感轉化成壓制性的法律，限制外國文化娛樂產品進入本國市場。

那么政府的管制、控制進口等等，最終的受害者是誰？如同在經濟領域中國家壟斷最終損害的是所有消費者的利益一樣，管制文化產品之自由流動的受害者顯然也是本國的文化娛樂消費者。透過無所不在的信息，消費者已經知曉外面有一個多彩的世界，而政府的限制將使他們的已被激發出來的欲望得不到滿足。

當然在政府和部分知識分子看來，他們的這部分欲望或許就是根本不應該存在的，因而也就不用滿足。我們看到了更加致命的自負：他們以為自己有權力改變人的欲望，也就是按照他們的意志、用他們所鐘意的价值、觀念、生活方式塑造全体公民，而這，正是形形色色、或軟或硬的极權主義的根源。

－－《思想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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