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中國，有很多著名的文化人成為供人研究的專門學問，為此還要成立專門的研究机构，出版專門的學術刊物，如“魯迅研究”、“郭沫若研究”、“茅盾研究”等等，但是這些被作為專門學問的人物大都已經作古，很少有著名的文化人還活著的時候，就被政府和學術界作為專門學問供人研究，并且進行廣泛的宣傳和大力提倡。
但是，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產生了一門新學問，叫做“錢學”，為此設立了專門的研究机构“錢鐘書研究學會”，出版不定期的研究專刊《錢鐘書研究》。雖然錢鐘書于九十年代末已經作古，但是“錢學”作為一門專門的學問從八十年代就出現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權威解釋者周揚就把錢鐘書稱為真正的學問家，把《管錐篇》稱為學術研究的典范。新世紀伊始，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國社科院院長李鐵映在《光明日報》發表整版悼念長文，贊美錢鐘書的學問之博大精深和人格之崇高正直。錢鐘書活著的時候，中共第三代的江核心對“錢老”都很尊敬，逢年過節或錢老的生日，都有政治局級的人物登門探望。在中國，能受到官方如此“敬重”的文化名人，大都是類似珍貴古董的重量級統戰對象，如作家巴金、冰心、物理學家錢學森、梵文專家季羡林等。統治者与著名文化人之間的統戰游戲古已有之，從先秦的君主豢養大堆的食客就開始了。中共是此傳統最具有創造力的繼承者，無論是執政前還是執政以后，都玩得既得心應手又殘酷無情。周恩來當年有一句統戰名言，大意是：社會名流在党外發揮的作用比在党內還要大。所以，當年，中共高層對社會名流積极要求入党的申請，完全根据其政治需要，采取分別對待的策略。是繼續做政治花瓶還是成為執政党的一員，決定權不在社會名流手里，而在執政党的高層手中。象錢鐘書這樣的學者，成為重點之重的中共統戰對象，是在鄧小平時期。
錢鐘書是有學問，也很清高。但是他的清高成為媒体的關注熱點，則是從錢鐘書成了“錢學”之后，他的名字在公眾中迅速升溫乃至大紅大紫，得力于電視劇《圍城》及其媒体炒作。社會是很勢利的，越是大名人就越應該、越有資格清高，有些類似怪癖的習慣，放在一般人身上就是生活惡習，而放在大名人身上則是有性格或清高。從媒体的報道看，錢鐘書的清高比較走极端，他是愛誰誰，拒絕國內媒体的炒作，“東方之子”的采訪也吃閉門羹。他更拒絕國外名牌大學的高薪邀請，管你是牛津、哈佛，沒戲。而恰恰是這种拒絕，又變成了另一种炒作，許多人拿錢鐘書的這种拒絕說事儿，把錢鐘書作為抵御世風日下的楷模。
“大隱隱于世”，錢鐘書的清高使這條古訓又有了當代踐行者，越隱越顯，越拒絕越有人格高洁的美名。此种生存策略在中國已有几千年傳統，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有多長，隱士成名的傳統就有多長。我弄不懂這种隱士文化到底是什么？所有的隱士都极有名，且都是“歲寒之松柏”之類的高洁之名。你很難确定，這是一种真正的對世俗功利的超然，還是一种精打細算的生存謀略（類似于政客的陰謀）？
我以為，錢鐘書的這种拒絕是一种古已有之的人格上的盲點或無知——狂妄到极致，甚至透明的程度。在官方的提倡和主導下，大家莫明其妙地把他捧到了“錢學”的位置，他就當真了，以為自己是中國乃至世界最大的學問家，狂妄到連牛津、哈佛這樣的高等學府許以高薪都請不動的地步。對高薪的拒絕本身無可挑剔，最可疑的是他拒絕的理由“人家听不懂他的學問”，他去牛津、哈佛講學似乎是對牛彈琴。要是別的理由還有几分誠實，但是說人家听不懂他講的東西，在我看來，就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因而也就流于淺薄了。不要說他后來的成名受惠于早年在西方著名學府的留學生涯，應該心存感激才是。就是假定他完全自學成材、變成著名學者，也沒有任何理由如此狂妄。我以為，凡學者總要心存某种敬畏，象牛津、哈佛這樣的學府，出過多少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甚至改變人類思想命運的大思想家、大學問家，一個學人被邀請去這种學術圣殿，不僅應有榮譽感，更應該怀有一份敬畏和謙卑，就象教徒走進教堂——如果還是個學者的話。而錢的態度既無受惠者的感激，更無學者的敬畏和謙卑，有的只是目空一切的人格無知及由此產生的狂妄：自以為無所不知。給我的感覺，似乎是這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能听懂他的學問，剩下的人皆是附庸風雅之徒。我不禁要問，錢鐘書你是誰？你以為你是誰？你有什么真正的東西可以使你高傲到狂妄到“一覽眾山小”的懸崖上？心中沒有敬畏的學人，決寫出不好東西。這种敬畏是自己賦予自己的。當你提筆時，要時刻想到有一雙明察秋毫的眼睛高高在上，命令你必須保持知識上的誠實、道德上的謙卑和敬畏。
中國的文化傳統，從來就推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人格，它所養育的圣賢文化的最大盲點，不是知識上的無知，而是人格上的無知：人，一旦被捧成圣賢，就自以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加之社會上的眾星拱月之勢，最后就活生生地楞把凡人變成了神。進，可以平天下；退，可以齊家修身；隱，可以俯仰天地、呼風喚雨；死，可以陰魂不散，朗照永世。所有的界限都沒有了。政治家可以成為學術權威，作家可以成為繪畫或音樂權威，物理學家可以在經濟決策上說三道四，結果攪得一團糟。正是這种自以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人格神，給中國帶來一次次巨大的災難，捧得越高，災難就越深重。中國人很難真正懂得：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者恰恰一無所知一無所能。
錢是有學問，也僅限于特定的注經學領域。他既沒有思想上的發現、也沒有方法上的獨創。他的《管錐篇》不過是中國從漢代經學就開始的注經傳統的墓志銘。俗話說：先秦之后沒有“子”。中國的學術史、思想史在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之后，就是一部不斷地把智慧消耗到注經中的歷史，孔子放個屁都沉甸甸，都能考証出一堆微言大義，都能注釋出治國之策和修身之道。
1949年后，由注孔子轉為注馬列主義注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打個噴嚏都是最高指示。改革開放以來，又改成注鄧小平理論和江澤民學說。不論對象怎么變，反正就是個死心眼地注、注、注。從中國學問的注經傳統的角度講，錢鐘書在當代中國堪稱一絕、無出其左者，為一桌雞毛蒜皮也要找來五湖四海的洋佐料。他聲稱別人听不懂，他那個《管錐篇》壓根就是有意賣弄，為讀者設置人為的閱讀障礙，不想讓人懂。來來回回說些廢話，犄角旮旯地掉書袋子，一弄就一大堆旁征博引。据說考錢鐘書的研究生要會5种外語，我不知道，這是招收研究生還是借此炫耀賣弄語言天賦。
知識上的不誠實，必然導致道德上的不負責任。錢有獨特的方法嗎？沒有。有原創的思想嗎？沒有。有對血腥的歷史和現實的深刻反省与人文關怀嗎？更沒有。“錢學”的產生很可笑，我想不出那些捧“錢學”飯碗的人，究竟研究些什么。《圍城》嘲諷那种洋徑 的知識分子，而我認為“錢學”是對思想和學術的最大嘲諷，在思想發現的層面上，“錢學”的研究界的智商等于零。因為一個既無思想又無方法的專門掉書袋子的注釋者，怎么就能成為一种需要后人專門研究的學問？這种荒唐事只有當代中國才會出現。至于《圍城》，也就是部酸甜小說，決非上品，一些人卻衝著錢鐘書的虛名把它捧上了天。在小說中，他也時時忘不了炫耀他的趣味和學問，他并不想嚴肅地說點什么。我甚至可以說，錢鐘書從來不想真正嚴肅地負責任地說點儿什么，他的學問与其說是服務于學術目的，不如說是服務于他的處世之道和人格炒作。
初讀錢鐘書，是念大學時看《談藝錄》。与錢鐘書他們那代人相比，我們這代人出生于五十年代，几乎生長在文化沙漠之中，沒見過奇花异草，沒經過文化大世面。所以，一翻開《談藝錄》，真如初涉水的人面對大海，以為這就是一望無邊，自己肯定游不過去，或要耗盡終生才能游到一半，不在半道溺水就算造化大了。但讀完了，里面除了東拉西扯和用牛角尖扎人外，不會給人任何智慧上的啟迪。后來，我又尋遍錢鐘書的文字，發現沒有一篇可以稱之為給人警醒的東西。知識視野開闊了之后，才知道中國的傳統詩評的那种評注式感悟式的方法，有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足矣。王國維不但有學問、有思想、也有真性情，他的學問扎實，卻無一絲賣弄；他的靈性躍動，卻無一點淺薄；他的性情撼人，能夠以生命殉一种垂死的文化。這讓我想起魯迅的名言：敢于扶叛徒的尸体而痛哭的人，方為真脊梁。
錢鐘書的孤傲和狂妄說穿了，只是一种表面的做作，一种精心計算的名人策略。他深知在中國的傳統和現實中，怎樣作學問才能作出安全、悠閑且名利雙收的活法。他知道什么時候對什么人應該拒絕，什么時候對什么人不能拒絕。一方面，他拒絕外國名牌大學的邀請，拒絕中央電視台和其它媒体的采訪；另一方面，他從不拒絕高層領導人的探望，不拒絕為胡喬木這樣的大人物修改詩詞，不拒絕政治局給他送來的生日蛋糕和祝壽的花籃、條幅，不拒絕官方為他從事學術研究多少多少周年而舉行的盛大、隆重的紀念會和研討會（大陸几乎所有的文化恐龍，都不會拒絕這些來自官方的關怀）……在這种鮮明的對比中，我看到的是一付既老奸巨滑又奴顏媚骨、既冷血又世故的面孔。
由此可見，錢的淡泊名利是做給社會看的，同時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對苦難和社會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超凡脫俗的似神人格。這种生存策略也适用于錢、楊二位對歷史的重构。
那些對錢鐘書的贊美，除了關于他的學問和脫俗人格之外，大都講錢鐘書的“文革”厄運。但是他在此前和此后的境遇還是相當不錯的，比許多人的命運都好，甚至与文革中被寵幸的哲學家馮友蘭相比，也差不到哪儿去。在這里，我要特別提到錢夫人楊絳的回憶。不知道為什么，從目前公開見諸于文字的楊絳回憶看，只能見到他倆在文革中的厄運，但是說來說去也就是“五‧七”干校的事。就是在“五‧七”干校，他倆的處境也比同命運的許多人都好（如顧准、駱耕漠、林立父、吳敬璉……）。這點儿受難史賣完了，就講文革中与鄰里打仗的事。前些天，《南方周末》還就楊絳的回憶進行了多角度的歷史事實的清理，有楊絳的說法，有鄰居的說法，有第三者的目擊回憶。兩方當時者的敘述，自我偏袒的可能性最大，故而我更相信第三者的立場。而第三者的記憶与楊的記憶差別很大。楊說打仗是由于鄰居的蠻橫引起的，結果是錢、楊二位大知識分子吃了虧，并由此引申出造反派對知識分子的迫害。而第三者說，那次打仗，最后是錢楊得胜，鄰居吃了虧，衝突是雙方的責任，談不上迫害，也就是日常的鄰里糾紛。通過這种對比，楊絳的回憶，從小里說，她把打仗的責任全歸罪于別人，這有欠做人的厚道；從大里講，她還要把這种鄰里之間的糾紛，硬是上綱到知識分子被造反派迫害的受難高度，這就既是文革整人手法的重演，也是為了用苦難給自己貼金，不惜歪曲事實，編造歷史了。楊絳的對這次鄰里糾紛的回憶，与她的干校回憶如出一轍，其中貫穿的是毫無自省和自我美化，就是為了讓人覺得他倆49年以后似乎盡受苦了，且苦大而仇不深，一付淡泊名利的大胸怀。但是楊絳從來不談眾所周知的錢鐘書受寵，欽定進入毛澤東著作編委會和毛澤東詩詞翻譯委員會的經歷，其目的無非是為了使這兩位德高望眾者更加德高望重！
楊絳的這种經過精心剪裁的個人歷史，与錢鐘書本人一直對歷史對現實保持沉默，兩者的實質是一樣的：無論是對他們自己還是對社會，都是瞞与騙。在中國，面對那么多苦難与無恥，面對那么殘酷的專政和陰謀，保持沉默似乎成了屢被迫害的文化人的一种美德，一种良知。而我以為，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無恥——一种生存策略。無論多大的學問家，在事關社會正義的大是大非面前，一旦太珍惜自己的羽毛和既得利益，就將喪失天良。阿多諾說：种族滅絕的大屠殺之后，寫詩是可恥的。我說：面對那么血淋淋的歷史和現實，沉默更是可恥的。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和道義良知，難道就是對外拒絕名牌大學的邀請，對內在制度性的殘忍和謊言面前保持沉默嗎？
這讓我想起了三十年代的高爾基面對兩個喪失人性的獨裁者的不同態度：對希特勒的義憤填膺的聲討和對斯大林奴顏媚骨的贊美。看來，极權制度下的大知識分子的生存策略基本相同——怎樣才能安全而巧妙地保持自己的名聲及其既得利益，就怎樣做。
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特別是對于每天必須面對現實的种种無恥的知識分子來說，對無恥的沉默即無恥，無恥即知識和道義的雙重死亡。
2000年6月24 日于北京家中
－－原載《開放》2000年8月號，感謝作者送大紀元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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