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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刘松年
天女献花　册
绢　设色
26.6 x 51.4公分
文殊菩萨身披璎珞，右指轻捻、双唇微启，庄严地坐在华座上。比丘们披着袈裟，立侍于菩萨身后，正专注地聆听舍利弗与天女对话。舍利弗站在菩萨跟前，转头朝向天女说话。娴静神通的天女，正以左手捧着花盘，右手捻着天花，侧身回首与舍利弗应答。本幅虽称作“天女献花”，实际上应是一幅“天女散花”。
　　“天女散花”的故事典据《维摩诘经》，这部佛经提到维摩诘居士和文殊菩萨讨论大乘教法时，有一位天女便散花供养他们和听法的比丘、菩萨等。每当花落在菩萨的身上，便随即堕落，但是落在比丘的身上，却着附不堕，其中有一位比丘舍利弗一直想抚落花朵，却苦不如愿。这时天女便以花为喻，说明花之着与不着实源于他们仍有分别心之故。
　　此幅作品即是呈现此一故事的部分。画中设色雅丽，用笔挺劲，菩萨的璎珞、冠饰，座上镶嵌的珠饰，甚至座下狮子的皮毛，均以金线精谨绘制而成。画中人物造型各异：文殊菩萨法相庄严，天女轻盈秀丽，三位比丘与舍利弗面貌奇异、神情生动。虽然未必出自刘松年（活动于1174- 1225年后）之笔，但也属南宋精谨之作。
本幅绘一菩萨身披璎珞，坐于华座之上，旁立比丘三人，均神情专注地看着菩萨座前的天女与一位比丘。这位天女左手捧一花盘，右手二指捻花，转身回首。比丘则身着右袒式袈裟，双唇微启，二人似在对话。此画未见于早期着录，《石渠宝笈三编》（注1）与胡敬的《西清札记》（注2）均依画上签题，称此作为刘松年“天女献花”。《西清札记》提到，该画“无款识”，但细审原画，菩萨左侧比丘的足后，有“刘松年”三字。此一款书十分糢糊，似经后人磨去。
　　刘松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居清波门外，人称刘清波，又呼暗门刘。南宋淳熙时（公元1174－1189年）为画院学生，绍熙时（1190－1194）为画院待诏。师张敦礼，工画山水、人物，而神气精妙，名过于师。刘松年的生卒年不详，据翁同文先生的考订，刘氏的卒年应在西元一二二五年后。（注3）

　　此开册页画幅本身钤有“都省书画之印”与“张则之”二印。“都省书画之印”是元代秘书监的官印（注4），说明此画曾为元朝内府所藏。傅申先生的研究指出，入元以后，不少南宋内府的收藏流入秘书监中（注5），所以这件刘松年“天女献花”极可能为一宋代的作品。对幅钤有“蕉林玉立氏图书”与“棠审定”二收传印，说明此画在入清宫之前，曾为梁清标所收。

　　值得注意的是，“都省书画之印”有挖补的痕迹，它的绢色灰沉，与画幅其他部分不合，不过它的经纬又与画幅其他部分的绢相合，此印与本画应属同一件作品。然而目前这幅册页并无破损之处，因此笔者推测，这一册页原来可能是一件手卷，但因后半残损，重新装裱时，遂将其改为现在这种册页的形式，且将原在破损处所钤的“都省书画之印”移置于此。

　　从此幅“天女献花”的画面观之，画中主角似非天女，而应是坐于华座上形体最大的菩萨。同时天女捻花回首，与身后的比丘对谈，也未作献花的动作，故此幅“天女献花”的品名似有商榷的必要。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南宋无款“维摩演教图”画卷（注6）中，维摩诘居士所坐炕榻旁边站立的天女，右手捧一花盘，左手捻花，姿态与“天女献花”中的天女如出一辙。同时，此位天女也是回首望着身后的比丘。而且“天女献花”中的菩萨座下尚见两只狮子，狮子乃文殊菩萨的坐乘，这位菩萨当是文殊菩萨无疑。由此可见，本院所藏的“天女献花”原来很可能是一幅“维摩演教图”的手卷，后因后段维摩诘的部分残损，故改装为册页的形式。

　　“维摩演教图”的图像典故出自《维摩诘经．观众生品》（注7），在该品中维摩诘居士向前来探病的文殊菩萨讲述大乘妙法。他提到应先观众生如幻如化，从中了悟人空境空。然后再秉无住之心，行各种慈行，证得法空，如此便能妙解自在。此时天女现身，散天花以供养当时在维摩诘居室中听法的众菩萨和比丘。天女所散之花，落到菩萨的身上，随即堕落，但到比丘的身上，纵使他们运用各种神力，花仍不堕。其后天女与舍利弗展开了一段精彩的对话，经云：

　　尔时天（女）问舍利弗：何故去华？答曰：此华不如法，是以去之。天曰：勿谓此华为不如法，所以者何？是华无分别，仁者自生分别想耳。若于佛法出家，有所分别，为不如法。若无所分别，是则如法。观诸菩萨华不着者，已断一切分别想故。……结习未尽，华著身耳，结习尽者，华不着也。（注8）

天女以花为喻，说明花之着或不着，皆由是否有分别心所致。如舍利弗等比丘也能如菩萨一样，断除分别心，不着于有，亦不着于空，如此便能彻底了悟众生与佛法如幻如化，如焰如响的道理。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维摩演教图”中，舍利弗蹙眉挥袖，意欲掸落附着在衣上的花朵，是在描写天女散花，舍利弗去花的样子。本院所藏的“天女献花”则是在表现天女与舍利弗对答，讨论佛理的情景。

　　画中人物造型瘦长，文殊菩萨法相庄严，天女轻盈秀丽，四位比丘面貌各异，或专心聆听，或轻启双唇，神情生动。全作设色雅丽，菩萨的璎珞、冠饰，座上镶嵌的珠饰，甚至于座下狮子的皮毛均用金线描绘，一丝不苟，绘制精谨。本幅用笔挺劲，衣纹流畅，与本院所藏之刘松年“画罗汉”三轴（注9）和“醉僧图”（注10）的笔法不尽相同，或许是因本幅乃一件高二十余公分的手卷，其用笔方式和高近百公分的轴子不同所致。无论如何，即使该作不是刘松年的真笔，但必为南宋画家之作。

（李玉）
转载于台弯国立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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