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坐到我身边。听我对你讲一个故事，关于活着，关于生命和爱，关于灵魂的终极归宿。这是一个长长的上海故事，来到上海和离开上海的故事。

十八、讨个说法

我拿着上海九院徐教授的诊断病历，来到了泗阳县卫生局，要求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一位五十多岁的负责人接待了我，他看起来很和气，听了我的诉求后，先是和我拉起了家常。

“小姑娘，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一个人跑？家里就没有有能力帮你的人吗？”

听起来，他的语气对我是关心的，我也毫不设防，老实回答：“家里没人，我只能自己跑。”

“哦，只能自己跑啊，父母呢，你父母是干什么的？”

“农民。”

“你家有什么亲戚在城里当官吗？”

“没有。”

掏明白了我的底细，他不再微笑了，表情冷了下来，敷衍道：“这样吧，你的事情，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医疗事故鉴定小组，成员是泗阳县人民医院的眼科医生，负责人是郝主任。”

听到这，我的心一下凉了。郝主任正是当初手术时的主任医生，我手术时她一直在场旁观，他们会自己给自己定医疗事故吗？看来，这次是白来了。

我失望地离开了卫生局，转而又去医院，找医院领导交涉。医院的许院长接待了我，估计他已经接到了通风报信，不慌不忙从抽屉里拿出一叠文件，随手丢在桌上：“国务院有规定，你这种情况，我们医院最多赔三千块，再报销你的医疗费。你自己看文件吧。”

我说：“我不看文件，但我知道，我的眼睛绝对不是三千块能赔偿的。”

“不接受啊？那你去法院告吧。”他说得满不在乎，甚至主动说：“你要去吿，我可以带你去。”

随后，他打了电话联系泗阳县人民法院，又叫来司机，载着我，开车去了法院。

到了法院，两位负责人已在门口等着，他们哈着腰，满脸堆笑，主动上来和许院长握手寒暄，对我这个苦主却视若无睹。还是许院长为我介绍：“这是民庭庭长。”他又转向庭长，介绍我：“这是小夏，她说她的眼睛在我们医院开刀开坏了，要求赔偿。我说按照国务院规定，最多赔三千块，她不信，我带她来问问。”

庭长听罢许院长介绍，此时才看见我，阴沉着脸，语气冷冰冰地对我说：“许院长已经很仁义了。自愿赔你三千块，不然的话，按照国家规定，我们法院给你判，最多也只能判这么多，你还得自己找律师，出一笔律师费。小姑娘懂吧？”

到这里，我明白了，这些共产党的官，都是官官相护，我一个没权没势的农家姑娘，在泗阳县根本就没地方说理。我不再开口了，眼睛看着他们，啥话都没说。

我是不会放弃的。

回到上海后，我有空就去书店，专门找法律书读，研究相关条文。这样，我渐渐懂了些法律常识。

一天，我在一本《中国名律师大全》里，找到了上海地区几位高级律师的联系方式。我就按著名单，逐个拨打电话。前五位律师都建议我去泗阳本地找律师，委婉地拒绝了我。第六个律师，是上海第三律师事务所的王一鸣律师，他在电话里，耐心地听了我的情况后，答应见面聊聊。

王律师是个和蔼的人，听了我的情况后，很同情我，答应为我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他说：“你的这个事情，没有医院病历，没有挂号单作为证据，很难办。”我说：“我会想办法取证的。”

说到做到，我花光了我和阿宝仅有的一点积蓄，买了一台爱华牌小型录音机。然后，我反复调试音量效果，一次次模拟对话场景，预设可能出现的种种局面和我的应对。直到感觉已经准备妥当，我再次出发，从上海回到泗阳。

那天，我将录音机放进一个不起眼的小挎包里，去了泗阳人民医院。首先，我找到了主刀医生张炜。他正在办公室忙着接诊。等到我的号时，他一看是我，脸上流露出明显的不耐烦。

“张医生，我的眼睛是医疗事故，好好的眼睛给你开坏了。”我开门见山地说着，在他面前的病患位置坐下，并随手把小挎包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张炜皱着眉，语气冷淡地重复他的老一套说辞：“没坏啊，你就是眼睛感染了，多滴眼药水就行了。”

我说：“我已经滴了很久了，但根本不见好。”

“感染了就是这样。”他不再看我，随口应付着。

“可你当初不是这么说的。你说是脂肪瘤，开完刀就好了，不会有任何后遗症。”

他推托起来：“当初是你堂姐带你来的。我们是看熟人的面子，才给你做的手术，连挂号费都没让你交。”

“那手术也不是你一个人做的吧？”

“是呀。手术的时候是郭慧松开的刀，开到一半叫我过去帮忙。郝主任也在旁边指导，我只是帮你把眼睛里的脂肪瘤挖挖干净，免得复发。”

他说得云淡风轻，仿佛只是阐述一件极普通的小事，且完全无视我的眼睛被他的手术刀破坏、将泪腺当作脂肪瘤挖掉的事实。

我点了点头，站起身，笑笑：“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再见。”说完，我拿起桌上的包，离开了他的门诊室。

接着，我又去了院长办公室。许院长正好也在。同样，他一看到我，眉头立刻皱了起来，语气不善：“你怎么又来了？”

我走进去，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把小挎包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开门见山地问：“许院长，你承认我是在你们医院开刀开成了医疗事故吗？”

他冷笑一声：“你真是坠死人，要不是医疗事故，我们为什么给你报销医疗费？”

我说：“好的，我没问题了。谢谢你，许院长，再见。”

离开医院后，我回到家，把录音里的对话一字一句整理成文字材料，发给了王律师。

王律师迅速行动，向我老家江苏省泗阳县人民医院发出了律师函。不久后，医院给了正式回信，要求和我面谈。

我要回江苏老家和医院谈判了。我忧心忡忡。能不能拿到合理的赔偿，关系到我和阿宝未来的命运。

临行前的一天，阿宝拿出一盒名片递给我，说：“这个是我捡到的，你看有没有用。”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上海电视台一位主任的名片，还有一家著名杂志社负责人的名片，以及全国闻名的上海第一大律师的名片。我顿时灵光一现，有了新的打算。（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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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明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