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山中清修的日子，犹如置身云外仙都。道乐声声，道香袅袅，道人们不问世俗，专注于每日的修行功课，浑然忘记光阴流转与时岁变迁。公元1644年，来自北方的哒哒铁蹄声，打破了中土大地的局势。

这一年，是明崇祯十七年，亦是清顺治元年。在这明清鼎革之际，明思宗城破自缢，清世祖入关登基，山河家国在瞬息间改换了名姓。各方纷争随之迭起，战火兵燹不时地进犯均州一带，亦惊破这座大山的宁静。

身在尘世之中，终究无法完全阻绝人事代谢的侵扰，武当多处宫观再遭劫火，不知能否重现极盛的模样？即使是心如止水的道人，也不禁猜度，这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将如何面对汉人数千年来信奉的道教信仰，新帝的各项举措又将为这座大山带来怎样的命运？

三教并重，再续玄武信仰

前朝往事渐渐远去，而在皇城御花园中心的钦安殿中，清人仍然谨遵明朝旧制奉祀着玄武大帝。每逢朔望、佳节，礼官们在雕栏玉砌的宫殿内，设道场、呈贡品、拜表文，如汉人一般虔诚地举行祭拜仪式。宫里的这项习俗，一直延续到两百年后的道光19年（公元1839年）。

或许在清帝心中，兴起于北方的女真族，能够坐镇中原、高居天子之位，冥冥之中也得到了道教大神玄武的佑护。因而清初以来，历代清帝虽然未把道教推崇至国教的地位，却将皇室尊奉玄武的信仰传统保留下来。

顺治8年（公元1651年），13岁的清世祖步入亲政的第二个年头。作为第一个统一天下的清帝，他不因年幼而忽略对神的礼敬，反而十分恳切地表达着对玄武大帝的崇奉。他钦定祭祀玄武的一应礼仪，并下诏在每年生辰之时，即普天同庆的“万寿圣节”，遣官致祭于辽东的显佑宫。

《清朝文献通考》中如实地记录了小皇帝诚挚的祝辞：“兹朕诞辰，惟神永远默佑，仅以茶果庶品之仪致祭，尚飨。”此后，这也成为历代清帝的祭拜传统。每逢万寿节，官员必奉旨祭玄武，或至京城附近的真武庙，或直赴武当山朝拜。

同年，世祖还召正一派道人张应京入觐，授正一敕教大真人，执掌天下道教事务。他还以包容的心态推崇汉人信奉的其它正教，于五年后颁布谕旨推重儒、释、道三教，肯定其“为善去恶、反邪归正、遵王法、免祸患”的度化人心的善德力量。

这项举措，在世宗雍正帝一朝继续发扬。世宗主张三教同源，也曾下一道敕谕：“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圣人同其性，则广为道德，人能同诚其心……可以资吾君之安天下。”他还敕命地方官员保护出家人，“以成大公司善之治”。清帝们对正教信仰的推崇与保护，创设了宽松的修行环境，包括武当派在内的教派得以蓬勃发展。

康熙盛世，君臣复兴大岳

康熙12年（公元1673年），武当仙山迎来了一支浩浩荡荡的皇家队伍。为首的乃是两位御前侍卫，亲自护送丰厚的香币与白银五千两，入山祭拜主神玄武大帝。圣祖康熙帝，大清朝又一位少年天子，在弱冠之年派遣最信任的侍卫亲赴武当山举行祭告典仪，祈祷他的皇祖母“寿算千秋”，并祈求玄武大帝“祚国保民”。

这是清皇室与武当山的第一次结缘，这份荣光，让武当人永远铭记这位极具胆识与才干的“千古一帝”。三十年后，恭逢万寿圣节，圣祖再次派遣侍卫与兵部官员奔赴武当，登顶天柱峰，在金殿中朝拜进香。帝王与帝国一同成长，此时的圣祖，已有能力向玄武大帝表达更高的诚心和敬意。

他奉上香仪银一千两，并御书匾额五通，敕赐几处宫观：“金光妙相”悬于太和宫金殿，“默赞皇猷”悬于净乐宫，“仙箓崇虚”悬于周府报国庵，“曲成万物”悬于南岩宫，“清虚致德”悬于玉虚宫。净乐宫朝圣门前还修筑了一座御书楼，收藏着圣祖当年亲笔题额的墨宝。

君上对道教名山的重视，同样影响着治下的百官，在圣祖两次拜祭武当的三十年里，王公大臣们纷纷捐资修葺殿宇、神道，出现复修宫观的小高峰。这不仅由于清初战乱毁坏了诸多建筑，造成大岳“罄断人烟”、道众“百存其一”的萧条，而且在三藩叛乱时，清军于武当大败叛军，也不可避免地殃及部分建筑，这座治世玄岳已不复仙山琼阁的恢弘景观。

康熙21年（公元1682年），总镇蔡元等人捐修自朝天宫至朝圣门的山路，这段近15里的神道盘旋于崇山密林之中，耗时8年方竣工。22年，镇安将军噶公捐银数千两，历时三年修缮周府庵的道院24座、殿宇18幢、房屋534间，恢复其宏大壮丽的旧貌。25年，郧阳府治王来任不忍宫观飘摇倾圮，偕同地方官员倡修复真庵。42年，分守下荆南道王度昭亲赴武当，修筑金殿两旁配殿及二天门、三天门。

废止香税，民间香会如潮

几度兴衰，往来成古今。历经屡废屡建的武当，早已炼就沉静的气度，在清皇室的关注下，平稳地走过改朝换代的动荡时期。至乾隆高宗一朝，它再次迎来重要时刻。

恰是在刚刚登基的乾隆元年（1736年），高宗颁下一道谕旨，他要依照泰山之例，永不征收武当山香税。香税大约成立于明中叶，是向朝拜进香的民间信士征收的特殊税种，主要用于宫观修缮、日常用度、官军俸禄等方面。

自宋元以来，民间便盛行玄武信仰，百姓奉之为镇邪斩妖、赐福保泰的至善福神，亲赴武当朝拜者络绎不绝。明初，武当山便是皇室钦定的天下第一名山，经成祖大修宫观群后，更是化身百姓心向往之的人间仙境。山志有载，武当每年都要接待数万香客，漫山皆是“行者摩肩，入山如市”的盛景。

如此，武当山的香税与香客的布施，动辄岁入万计，很大程度上成为平民百姓的经济负担，“穷不游武当，富不登太白”一度成为明清流行的俗谚。而众生向神明表达敬意，吐露心声，不应有富贵贫贱的区别。正是出于对百姓苦筹香税的怜惜，高宗在即位之初便昭告天下：“小民虔谒神明，止应听其自便，不宜征收香税，以滋扰累。”

这道圣明的谕旨被刻成碑文，安置于天柱峰上的朝拜殿内，昭示着金顶神光普照大地的慈悲。从此，武当香火日益兴旺，明清以来民间自发组织的“香会”活动也更加活跃。香客们大多来自大山周边的郡县，更远自岭南的广东、福建。每至玄武圣诞日三月三或飞升日九月九，善男信女便换上朝拜礼服，高擎彩旗和“万民伞”，一路击鼓鸣乐，向着膜拜的圣地迤逦而行。

进入武当山后，沿途宫观皆是打醮之所，而登上通往金顶的神道，更要一步一叩首，以最高的礼节虔心朝拜。这是大山最热闹亦最庄严的时刻。历史走到了清朝，武当山虽不复明朝“皇家道场”之盛，奉祀玄武的香火却不曾断绝。

苦心经营，重振武当玄风

两百多年的清朝，对这座大山来说并总不是太平盛世，鄂西北一带的几次战乱贯穿整个清朝，屡次破坏武当山的著名宫观及神道。身在风波不定的深山密林里，道人们的生活甚至生命难以得到保障，但多年清静修行的功夫令他们宠辱不惊，淡看生死。他们非但没有失去修道、弘道的信念，反而以极大的耐心与毅力，为道法的中兴而坚守在大山中。

明清之交，一位名叫白元福的中年人挂冠入道，在武当七真洞内苦修十余年，成为全真龙门派的著名道长。弃官归隐，是众多晚明文士的选择。他们生当明季之乱，有的感念旧主，有的堪破世情，便不约而同地逃离俗世，寻找心灵的解脱之法。

或许在修真的过程中，寂寥之情转作出尘之心。比如白元福，目睹武当的疮伤，便决心以身献道，勉力恢复紫霄、南岩等宫观的旧貌，成为武当再兴之人。顺治13年（公元1656年），他又主持嗣修明真庵，作为聚徒讲学之所，为龙门派培养一批新的道人。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他在郧阳府治王来任的资助下，修复太子坡，并担当主事。在修行生涯落幕的前一刻，71岁的他选择在明真庵端坐羽化。或许在这位道人的心中，为武当复兴道法是他生命中最有意义的片段。

清初的武当道派中，龙门派可谓一枝独秀，这还要归功它的另一位宗师王常月。他本是极具慧根的修道奇才，早年遍访名山，精研道法，有感于道教式微，萌生振宗弘教之志。中年时，他拜曾在武当龙门派皈依的赵复阳为师，得其秘传心法。

赵复阳曾问他：“迩来应物持心，何得何失？”他以玄风颓败、求师振拔答之。师勉曰：“君子穷于道之谓通，道备吾行，何患宗风不振耶。”此后，王常月在华山隐居修行，一日遇斗姆点化：“汝缘在北，勿滞于斯。”时值世祖入关，他便毅然北上面圣，传播道法，得世祖礼重，三赐紫衣，并在白云观奉旨传道，收徒千余人。

康熙初年，王常月又率门徒南下开坛说戒，使得全真龙门派在南方日渐兴盛。期间，他走进武当山玉虚观弘道，武当的大半道人纷纷来归。在前后两位龙门派高道传戒、讲学的努力下，武当道派出现中兴之盛，元和观、太子坡等宫观更开设“十方丛林”，缘结天下道人。

咸丰6年（公元1856年），一场红巾军的叛乱，自古均州城一直打到武当金顶。这场激烈的战争以清兵大捷而告终，然而突如其来的劫火再次摧毁武当道人重建的一切。紫霄、南岩、朝天、太和诸宫均遭受重创，道人们四散流离。同治初，又一位辞官的男子走进了武当，成为龙门派第13代传人，后成为紫霄宫“道衲”，这个资历不凡的道人仅在历史上留下了道名“杨来旺”。

杨来旺见大山中的宫苑大多倾圮，发愿重修武当，便亲率门下弟子下山辛苦募款十余年，相继修复紫霄、南岩、太和诸宫的三千多间武当殿宇，同时修缮多处桥梁、山路，使武当上下一新。在修宫的同时，杨来旺还走遍大山，广传龙门派道法，授徒五十余人，致力于振兴道派。因为他的贡献，这座大山很快恢复了元气，重新聚合千余道众，并出现长达数十年的振兴局面。

有清一朝，无休止的战乱与前朝难再的鼎盛，使得武当山的命运格外坎坷，而山中道人与山外信士却一次次焕发大山的生机。其实，他们所向往并追寻的，并非那一座座巍峨华丽的宫殿，而是对天地间永恒的大道的坚守，以及对护佑人间的神明的崇敬和感恩。#（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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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宪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