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脑出血．打工的终止(1)

“城市猫”开发的失败，客观上促进陈大发的反思。对他来说，最深刻的教训是没有认识到技术不是简单抄袭可以得到。好在他本人也读过几天大学，明白设计和计算是一个产品必不可少的。

其实，私人老板个个都是人精，趁我与谭总因劲隆公司大换班的机遇，便招我重回宗申，本来就是老马一直关注的事。

然而，正当我准备重新搬回来时，一件我没有想到的事发生了，它使我不得不结束我的打工生涯，进入了人生最后的晚年。

我在劲隆短期的聘用，是住在谭总原来的办公室里，这是一间只有一扇窗子的口袋屋，时值八月盛夏，我住的屋子十分闷热。

当时我从旧货市场买回一台旧的窗式空调，旧空调风力太小，白天已很累，晚上开足空调也只有一束解不了热的风。

8月4日因为太热，我睡在躺椅上。迷糊中渐入梦乡，没想到躺椅突然倾翻，我随着躺椅跌倒地上，头先着地。顿时天崩地裂，脑袋炸裂般的疼痛。

挣扎着从地上坐起身来，抚头呻吟。打开电灯，稳了一刻，头痛并不见减轻，但心里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十分清楚，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难道我跌到了致命地方？”想到《血纪》还没有整理，也没打印，今生最起码的工作还没完成。回忆我一生曾经多少风雨和磨难，岂能就此结束？

忍痛从地上爬上床，看看手表，时间正凌晨两点，心中想，只有等到天亮再打主意。

我来劲隆后，刚刚在弹子石一家电力配套厂分配了工作的王玲，曾到劲隆来找过我，想到劲隆来。在我的介绍下，谭总接纳了她，在我所在技术室里担任技术员工作，那时她已结婚两年。我既碰到了眼下这种事，举目无亲的我，只好依靠她了。主意打定，静静等着天亮后，用电话通知她再作定夺。

迷迷糊糊中，感觉头痛减缓了，不知什么时候，廊沿的扶梯口有了脚步声。窗上已渐渐泛出白光，劲隆公司的工人们正陆续起床下楼洗漱。

我用手机给王玲挂了一个电话，告诉了她昨夜我跌跤的事，请她上班进办公室前，务必到我这里来一趟。

九点钟不到，王玲来了，我马上嘱她去药店，为我买回两盒“脑心通”。中午，她买回药来并告诉我，药房的人问起我的情况，关照她说：“像这种年龄，头部跌伤，切不可大意，最好能马上去医院检查一下。我服药以后，感到头痛已经减轻，并没发生呕吐，说不定就是普通跌了一跤，我命大不碍事。

反正今天还没有去宗申报到，我可以好好休息一天，看情况如何！

第二天，头痛减轻了，起床时除有些恍惚，还能行动。于是我并没有告诉老马我跌跤的事，照常去宗申车间上班，为现场解决了一个三轮车制动管路的铺设，下午回办公室着手三C认证标准的起草工作。

如此坚持了半个月，我的头部伤势一天天严重起来，吃药并不见效，白天头痛加剧，晚上睡不着觉，尤其是走路双脚不听使唤，一向以硬汉自居的我，终于感到无法再硬撑下去了。

八月二十一日，我向宗申公司告了假，独自一人踉踉跄跄走到公路上，摇摇晃晃的爬上了过路的公共汽车，到袁家岗的重庆医学院第二门诊的脑外科就诊。

在那里，一位才从北京医学院毕业的脑外科医生，在测了我的血压，翻看我的瞳孔后，嘱我赶快去CT室照片，他说我的病情已相当严重，延误治疗我的生命都会危险。

CT照下来确诊我是硬膜血肿，我的后脑勺里微血管破裂，后脑勺下部已经积存着大量的淤血，必需马上做开颅手术清除淤血。

我在门诊里接通了王玲的电话，请她赶快到重医来。

下午五点钟，王玲为我办了住院手续，医生将王玲留下来守护着我。晚上七点钟，我被送进了开颅手术室，这种手术有生命危险，进行手术前，一定要我的家人在手术通知书上签字。

但此时，我到哪里去找我的家人来签字啊？我已离婚四年，唯一的孩子远在成都，这时候，我才感到我行为的冒失，痛感到离婚以后独自流浪在外无依无靠的狼狈。果真我就此一命呜呼，连收尸的人都没有！

签字总算由王玲代笔了。

在无影灯下我渐渐地麻木过去，只恍惚地感到手术台周围，几个穿白衣服的护士来回忙碌着，耳边响着手术刀打开颅骨时撕碎头盖骨的声音。

忽然我看到王玲还呆呆的站在我的病床前踌躇，她说：“医生不准我离开，要么有人在这里守着你。所以从现在开始，得请一个看护，我要回公司上班。”看看时间已是下晚一点钟了，原来她一直守护着我没有离开。

一个临近病床上的男看护走过来说：“每天只要给我二十五元看护费，病人就交给我吧！”我才想到王玲明天还要上班！于是催她赶快回公司。

一连两天，我彻夜不能入睡，头部开刀的地方像一把刀在伤口上不停的扎，我摸摸我的被子，分明感觉到那粗糙的棉布。

见我开刀后效果很差，医生复查的结果证明第一次开刀，淤血并没取净，而且原来破裂的血管也没扎好，他们决定还要开笫二刀。

我嘱看护接通了范萍的电话，请她无论如何赶紧到医院来一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