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城市猫(1)

十月底，金汇公司的办公室里，接到重庆市国际公司一位杨经理打来的电话，自称是马老板在机床厂的师兄弟，现在承包了该公司进出口车辆的业务。

最近他得到了国外需要批量很大的四轮摩托订货单，他知道老马从事四轮摩托研制多年，所以特地来电话和他商量。

姓杨的打电话来时老马没在，等到中午老马回办公室，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正在焦头烂额中寻找合作伙伴的马刚，得知这个消息，立刻与这位杨师弟通了话，并在下午亲自到国际公司去了一趟。

下午回公司时，他满面红光，心情显得兴奋起来，将近三个月堆积的一脸愁云，似乎消失了。

回到办公室里，便把几张我们没见过的三轮车照片往办公桌上一摊，指着它们说：“这便是国际公司得到孟加拉国国订购的样车照片，名字叫“城市猫”，对方说，只要在外形和质量上得到保证，生产多少他们就要多少。”

这对于三轮车相对生产过剩的重庆大小三轮车厂家，都是一个有诱惑力的客户。

城市猫的发动机是意大利比亚特公司产品，我听后心中却在想，要上批量并不那么容易了。何况发动机还要靠进口，制造成本经过初步核算没有？

正想提出问题，老马已向我布置了任务，要我根据照片的外形，立即绘制一张整车的效果图，再用电脑进行修正复制，达到这张照片的正面和侧面的效果。并说外商在两三天内就要来公司洽谈，达到外商要求后，再把效果图传真到孟加拉国，国外公司本部去。

第三天，国际公司的老杨带了一位广东籍的外商代理人，到了金汇的办公室里，那外商代理姓罗，看上去很年轻，他看了绘制的城市猫效果图后，介绍了孟加拉国国对这种车型需求的市场前景说：“只要按质按量在二十天内拿得出样车，他便能够代表孟加拉国订出年需求量三千辆的订单。

三位老板级人物的乐观，使金汇公司小小办公室里泛起了一阵起死回生的春潮。我们商议了在二十天内出样车的方案，老马表示金汇公司虽受Xina的影响，但生产四轮车玻璃钢的厂房可马上用作新样车的试制场地。

刚解散的人也马上可以召回来，他们都是有经验的摩托装配工，可以根据样车的照片和效果图，确定出它的结构和基本尺寸。所缺的就是购买装车部件的资金了，老杨立即表态，初期制作样车的钱由他负责筹集。

于是三个人初步定了分工的方案：马总负责生产场地重新布置及今后的现场管理；杨老板负责试制资金以及外销的运输集装箱准备；罗总答应马上通知孟加拉国国，并负责运发的国际手续和样车出售后的资金回笼。

生产场地很快地整理出来，原来四轮车用的玻钢车身和模具暂时全部堆放起来，第二天杨老板带来了一个叫陈大发的投资人，据杨老板介绍那陈大发原是他在渝州大学读书的同学，现在正在宗申公司协助袁老板筹建壁山三轮摩托车分公司的建设。

重庆的摩托业私营厂家，经过几年拼杀兼并，已形成了宗申、隆兴和力帆三大托拉斯集团，他们各自拥有几十亿的资产，虽然民间对三大集团的总裁口碑并不好，但谁也说不清，他们同中共重庆市委有什么样的渊源。

壁山新成立的三轮厂，把过去套用宗申铭牌的各小三轮车厂实行了兼并，正积极地寻找新的三轮车样车。所以在得到老杨信息后，决定将金汇公司纳入到宗申集团，专事开发新的三轮样车。

那陈大发一到了金汇公司的办公室，将腋下夹着鼓鼓囊囊一个皮包向老马办公桌上一扔，老马见财神到，满脸堆笑躬身站起来，打开我们制作的城市猫效果图请他审阅。

一面介绍金汇公司开发四轮车的经过和积累的经验。那陈大发对老马的自我介绍并不感兴趣，他需要看准备制作样车的场地是否已就绪。

在参观了生产现场后，那陈大发倒也爽快，回到办公室从他的皮包中取出了一叠百元面值的五万元现钞，往办公桌上一甩说：“这是宗申公司的初次投入，用作两台三轮车和一台四轮车开发，购买零部件和材料的专用资金，如果不够，随时通知我。样车如果按外商要求，按质按量完成，那么今后你们就是宗申公司的一员了，我们以你们为基干力量共同开发外销车。”

说到这里顿了一下，脸色一沉，继续说道；“如果样车搞砸了，那么金汇公司就砸了自己的饭碗，我们充其量就当作在澳门的赌场上输了一把。”

听到了这带刺的话，我心里实在不是一个滋味。在这些没有长大的资本家看来，唯有钱才是万能的，有钱可以兼并小公司，像我们这些读了一辈子书，挣到了高级工程师这个“虚”名，只不过是人家用几个工钱召来，可以随意使唤，不满时可以炒鱿鱼的打工仔。

五万元在老马看来是一笔拯救本公司的救命钱，而在陈大发的眼里，不过是赌场上一局小小赌博的赌资。

当然小老板的洒脱会使老马拱手把五年辛苦的奋斗，交给这个赌棍左右。想那宗申集团，也是近来才从市政府通缉夹缝中存活下来的小摩帮，时来运转，也不知使用了什么招数，居然替代了嘉陵集团这样的独霸四川的摩托王，成了重庆市三大摩帮巨头，连他手下的一个小头目，也敢今天在这里说大话。

真可谓社会主义江山无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共在推行建立市场经济的主意时，绝对尊守谁逮到耗子便是好猫这个原则。

钱，在初期长大的小老板眼里才是适应生存的手段。

回忆起来，八十年代后期，我去机械局参加会议时，就听说重庆市几个摩托帮主为求一席生存，躲避工商部门封杀通缉的故事，私人的摩托业主当年，最难弄到的就是生产许可证，而生产许可证是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大权，没有钱买到生产许可证的工厂，即被认为非法经营。

对于重庆摩帮，我不清楚他们具体的发展过程，从没有认真思索过它存在的理由，因此也无法估量他们今后的无量前途。

只听说他们上午被工商查封了店面，下午又在另一个地点开了张，像游击队作战一样，想不到这样顽强拼了几年后，竟然长大了。

今天产生像牟其中这样的中国巨富，那一个又不是邓小平及其官僚集团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木偶？然而，随着中国权力变幻，这些风流人物有几个能逃掉阶下囚的最终归宿而昙花一现？(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