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3日訊】(美國之音記者:海濤2008年2月13日香港報導)中國一名老資格外交官最近著書透露,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六四後曾經說:美國之音造謠說他死了,“可見謠言不可信”。另外,鄧小平在六四後還說過,如果美國領導人根據美國之音定調、制訂國策,要吃虧的。美國之音在鄧小平去世之前從來沒有報導或轉載過這類傳聞。
吳建民是中國外交學院院長,曾當過駐法國大使和外交部發言人。他在去年年底出了一本新書《外交案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07年12月),談到了他在40年外交生涯中十幾個他的實踐案例。
其中一個案例談到了六四後,老布什總統派出特使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將軍秘密訪問中國時,中共實際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同斯考克羅夫特的談話。1989年六四後,斯考克羅夫特曾經兩次作為老布什總統的特使訪問中國,7月一次、12月一次,7月是極其秘密的訪問,12月是公開訪問。
*首次披露的內容*
鄧小平和斯考克羅夫特12月的會談內容已經收錄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中(人民文學出版社93年10月版,第350頁)。7月訪問的一些會談內容是吳建民這本書首次披露。
鄧小平是中共老一代領導人,一生三起三落,幾次被毛澤東打倒,最後在1978年復出,推動改革開放,但也下令89年鎮壓示威民主運動,導致嚴重流血事件。他1990年辭去了其擔任的最後一個職務–國家軍委主席。鄧小平1997年去世,終年93歲。
吳建民的書中說,當時會談結束時,斯考克羅夫特“客氣地說:『鄧主席身體很好。』”鄧小平反應敏捷,馬上回答道:“老了,85歲了。美國之音放出謠言,說我病重、死了,可見謠言不可信。”
*美國之音未報導過鄧去世傳聞*
事實上,無論六四前後還是鄧小平在97年過世以前的幾年,每隔一段時間,就有消息說他已經去世,其中大多數是來自香港媒體的報導。但是美國之音從來沒有報導或轉載過這種新聞。美國之音的報導準則是:報導或轉載的新聞需要有兩個以上有信譽的獨立消息來源證實才能播出。而1997年以前有關鄧小平去世的消息從來沒有達到這個標準,所以美國之音從來沒有報導過鄧小平去世的傳聞。
吳建民在他的新書《外交案例》中說,鄧小平所說的“謠言不可信”是話裡有話的,是要告誡美國政府不要根據滿世界飛的謠言來判斷中國的形勢,美國政府在謠言基礎上制定對華制裁政策,是極不明智的。
鄧小平1989年10月會見到訪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時曾更嚴厲地批評了美國之音。根據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31頁的內容,他說:“美國公眾得到的情報來自美國之音和美國報刊,甚麼『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死了多少萬人,連具體數字都有。美國之音太不像話,一批撒謊的人在幹事,連起碼的誠實都沒有。如果美國領導人根據美國之音定調,制訂國策,要吃虧的。”
*陳子明:中共慣用作法*
一位關注美中關係的中國老幹部說,85高齡的鄧小平不會自己收聽美國之音的廣播,他一定是聽了匯報才得出這樣的結論。北京的學者陳子明說,鄧小平聽匯報得出的結論並不一定正確:“鄧小平這樣講,是要為他的已經說出的結論來找一些證據,不管這些證據是多麼薄弱,只要有一星半點,他馬上抓住,抓住一點,不及其餘,也不搞甚麼社會調查,也不搞甚麼統計分析,這是中共裡一些人的慣用做法。”
陳子明六四後被當成幕後黑手判刑13年,坐牢多年後保外就醫。他說,鄧小平認為,六四的發生是因為有“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鄧小平一定要找一些理由來說明,確實是“國際上的反動派”影響操縱了中國的政治運動,說美國之音如何如何,是“最方便的一個藉口”。
陳子明還說,曾有一個專門研究中美關係的美國學者找到他,詢問美國的對華政策、對中國異議人士的政策有沒有對六四造成影響。陳子明說,沒有任何影響:“因為沒有任何接觸。我所認識的參加六四的這些人中,跟美國政府沒有任何接觸,他們也沒有任何觸角探過來。老布什訪華時曾宴請過方勵之。除了這件事,我不知道中國的知識份子同美國政府有甚麼接觸。”
*不瞭解美國國情*
至於鄧小平所說的“如果美國領導人根據美國之音定調,制訂國策,要吃虧的”這種說法,陳子明說,這是中國某些領導人自己想當然推出來的觀點。他說:“據我所知,新華社內參、國內動態清樣,對中國政府的決策是有很大影響的。比如在我個人的案子上,1980年有關我的問題就有兩個內參到了政治局,而政治局就根據這個內參給當時高校的民主競選活動來下結論。他們就是這樣做的,所以他們揣測美國政府可能也這麼做吧。實際上說明他對美國政府的決策過程,完全缺乏瞭解。”
有關鄧小平所說的美國政府根據美國之音的報導做出決策的這種說法是不瞭解美國國情而產生的錯誤結論。美國法律規定,美國之音不能在美國國內播出,因此美國之音在美國國內沒有影響力。美國之音也不能向美國政府提供情報資訊,不能扮演像新華社向中國政府提供內參作為決策依據的角色。
2003年底在德州舉行的一次美中高層會議期間,美國之音記者曾遇到斯考克羅夫特,並問他1989年7月這次秘密中國行為甚麼要弄得如此秘密,連美國駐中國大使館都不通知。斯考克羅夫特說,當時美國國內壓力、特別是國會的壓力太大,不這樣根本無法成行。他還說,鄧小平當時的確思維敏捷,看問題尖銳,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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