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9日訊】遼寧鐵嶺市西豐縣公安上北京抓記者一事件，遭致中國報紙媒體和網絡的一片千夫所指。八日深夜，西豐縣官員終於表態稱，該縣公安局已撤銷對北京《法人》雜誌記者朱文娜的立案及拘傳。

根據《博訊》記者：光遠報導：2008年1月12日下午2點30分，在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舉辦了關於遼寧西豐縣誹謗案學術研討會。大家就近期發生的一系列誹謗案件來思考如何遏制有人利用公權力打壓輿論監督，和新聞的採訪權，監督權，知情權等如何得到制度化的保障。

據悉，出席學術研討會的都是中國法律、法學界的才俊。有規格、有檔次。研討會的時間和針對性都及時又明白。應該說，中國法律、法學界像這樣事件發生之後，時間和針對性都及時又明白的反應是不多的。

研討會的針對性，當然首先是在法理上辯明誹謗罪的特徵、性質、定義之類。然後又是案例、犯罪主體、適用對象之類。我們還沒有看的研討會的追蹤報導，還不知道誹謗罪辯明案例、主體、適用對象之類的結果。而這，又恰恰是我們最關心的。因為在中共中國，任何一學科都與政治有極大的關係。尤其政治學、法學之類。在學理上辯明誹謗罪是一個問題，實際的犯罪主體和適用對象又是一個問題；而且又恰恰是後兩者才是中國的問題。

簡略地看，自「重慶彭水詩案」之後，誹謗罪就成了中國社會的一個不僅是法律關注的對象，而且也是社會現象。「重慶彭水詩案」是重慶市彭水縣教委人事科科員秦中飛，因為寫了一首針砭時弊的詞，用短信方式發給了一些朋友。結果於今年8月31日被彭水縣公安局傳汛調查，9月1日因涉嫌誹謗罪被刑事拘留，9月11日以涉嫌誹謗罪被逮捕。（筆者曾刊文《民主論壇》06、 10、28）自「重慶彭水詩案」之後，誹謗罪已經成了中共官員們的一個武器。如果研討會僅僅居於一種辯明和普及法律常識，中共官員們倒也是第一個要考慮的普及對象階層。這是因為，如果中國社會法律常識普遍薄弱，這個階層就是薄弱中最薄弱者。而且，這個階層法律常識的薄弱，相比於其他階層或個人的薄弱，對社會的危害又最大。

在中國，辯明誹謗罪的犯罪主體和適用對象是問題的關鍵。中共官員用誹謗罪來迫害一些知情群眾，是把這些知情群眾作為犯罪主體。而實質是，中共官員才是犯罪主體。他們不僅是誹謗罪的犯罪主體，而且還是誣陷罪和栽髒罪的犯罪主體。重慶民運人士許萬平，有一次被重慶警方拘留，就是誣陷和栽髒許萬平販賣毒品。整個事件中，連證人、時間、地點這些法律定罪要素都有。而案件本身卻是重慶警方製造出來的。後來，許萬平被判刑，就不是什麼販賣毒品罪。「販賣毒品」也隻字不提。這不是誣陷罪和栽髒罪麼？重慶警方不就是誣陷罪和栽髒罪的犯罪主體麼？誰追究了這些犯罪主體的犯罪？

筆者也遭受過中共的誣陷和栽髒。1979年的清明節前夕，鄧小平一聲令下，北京開始抓捕各地來北京的民運人士，全國也開始抓捕民運人士。筆者和啟蒙社成員莫建剛、黃翔、粱福慶也在北京，屬於被抓捕對象。我們為了更擴大影響範圍，筆者和粱福慶，立即從北京到上海。在上海人民廣場演講、張貼「告上海人民書」。三天之後，筆者和粱福慶乘公共汽車返回居住地的時候，到了終點站下車時，就被當地警方發動上百名群眾抓扯住，誣陷和栽髒筆者和粱福慶搶劫了上海某銀行。接著，是群眾們的拳打腳踢；之後，是進公安局、拘留所；14天之後，筆者和粱福慶被貴陽警方從上海帶著錚亮的手銬押回貴陽。

筆者和粱福慶和許萬平，和「重慶彭水詩案」的秦中飛，和北京《法人》雜誌記者朱文娜們，都是中共這個真正犯罪主體的殺害人。誰來追究這個真正的犯罪主體的誣陷罪和栽髒罪和誹謗罪？

迫害中國的異議人士，迫害敢於對中國現狀發出聲音的人，讓他們把嘴閉上。這已經是中共的迫害宗旨。中共在取消了「政治犯」這個罪名之後，中共就利用「法律」的伎倆或手段來進行政治迫害。迫害的伎倆或手段改變成為「法律」的，而迫害的實質依然是政治的。是政治迫害。中共低一級官員們改採用的誣陷罪和栽髒罪和誹謗罪的這一伎倆或手段，不是這一級中共官員的發明，而是中共的「國安」、「國保」是發明。僅在使用法律的範圍內進行政治迫害，，用的也不僅僅是誹謗罪、誣陷和栽髒犯罪，還有「煽動顛覆國家罪」、「破壞公共秩序罪」等多多。要靠具體情況而使用具體犯罪名稱。

儘管，「誹謗案學術研討會」是有必要的。但對於中國的法治和法律秩序講，找出「誹謗案」背後的政治原因，廢除法律背後的政治制度才是更主要的。而且，還是更必須的。

這就是我們也關心「誹謗案學術研討會」的實質！

（說明：筆者今天下午接到貴陽「國保」傳喚，明日早上10點，筆者將帶著洗刷用具備及換洗衣物到貴陽公安局。本人盡可以不理睬什麼傳喚，但也無所謂什麼傳喚。要抓就抓，要捕就捕。故匆忙寫就此文。）

2008年1月17日於貴陽
──轉自《自由聖火》(//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