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8日訊】【新世紀特稿2007年10月17日】中共17大終於在10月15日在北京召開了，對於這次會議，各種各樣的猜測，各種各樣的分析，人事問題、第五代領導人的問題；眾說紛紜，不一而足，其實關注的目光最終還是落在政治體制能否改革這個要害上。15日胡錦濤作了政治報告，所有的猜測和分析在這份報告公開後，已經沒有更多的意義，因為胡錦濤明白無誤地告訴諸位，一黨專制這個根本是動不得的。既然如此，中國政治改革的前途渺茫。

對於政治改革，最大的障礙就是中共一黨專制本身。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三大，在經濟改革的同時，政治改革雖然滯後，也不能說一點都沒有觸動。八十年代初，中共嘗試在高層建立一些政治生活的規則，迫使大批的老幹部退休，改變了一些毛時代的政治的做法；除了人事問題的某些措施，“十三大”前後，在制度上進行了弱化黨的權力的嘗試；就有了黨政分開，在某些領域削弱黨權的一些措施。雖然收效甚微，但並不能說一點進步都沒有。自從八九政治風波以後，中國政治改革豈止是停滯不前，而是向後退了許多。在全球民主化的浪潮中，蘇東的巨變，臺灣的解除戒嚴最終走向民主，韓國的民主化，周邊國家的顏色革命；本來是推進政治民主的東風，中共卻把這一切視作威脅自身統治的敵對勢力，並以此為由不斷地強化一黨專制，並迅速地滑向員警國家的危險境地。

胡錦濤在報告中指出：“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腐敗，關係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是黨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把貪污腐敗問題提到生死存亡的高度，既表明胡錦濤對這一問題的高度重視，同時也表明這一問題在中共現實生活中的嚴重性。但問題是，中共如此嚴重的腐敗問題，其根源何在？胡錦濤顯然回避了這一問題的要害。眾所周知，中共幹部的貪污腐敗問題之所以如此的嚴重、如此的普遍，其根源無不是中共一黨專制把持社會資源、權力高度集中、沒有任何社會力量監督管理的結果。中共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成立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但這種在黨委領導下的所謂紀律檢查，對於貪污腐敗問題的解決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對於不斷惡化的腐敗現象更多是象徵性的，而沒有真正的制衡和監管作用。

對於一個權力無限制的政權來說，要權力者自己來監管自己無疑是與虎謀皮。只要有效的監管一天沒有，這種腐敗還將繼續惡化，最終將成為置中共于死地的利劍。縱觀古今中外的政治史，有哪個政權是靠一個絕對的權力者來消除腐敗的？遠的不說，就說明朝朱元璋的反貪，措施不謂不力，手段不謂不毒，結果如何？還不是出了嚴嵩那樣的巨貪。中紀委有朱元璋那樣的手段麽？顯然沒有。按照朱元璋的做法：凡貪贓白銀60兩以上者，一律梟首示眾，剝皮填草，風乾屍體，懸掛於衙門座位旁，但明王朝最終仍然陷於腐敗泥淖而不拔。可見，就連剝皮填草、風乾屍體這等酷刑尚不足以制止的貪污腐敗，你那紀檢、雙規之類的手段又如何？何況現代文明並不會採用那樣的酷刑。舉這個例子，並不是提倡苛法峻刑，而是以此來說明權力者自己監督自己是靠不住的，即使你採用最極端的手段，對於最終的結果來說都是無濟於事的。

顯然，我們應該看看現代政治文明是如何來解決這些問題的，中共不是說要學習和吸收全人類先進的經驗嗎？這些在現代政治理論和實踐中早就解決的問題，我們怎麼就不能老老實實地去學習呢？比如三權分立的權力制衡，我們並非不知道，而是內心就一百個的不願意。為什麼？你們從來就是絕對權力的崇拜者。鄧小平在世時說過，毛在時毛說了說，現在是我說了算（大意），這本身就是個人專權者的自白。他要反對三權分立是理所當然，要贊成那才是怪事。時至今日，中共依然抱著那個一黨專制死死不放，你那個特權問題、貪污腐敗問題能夠解決？說幾句制度創新，就以為可以化腐朽為神奇了？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還捨不得那個一黨專制。胡錦濤在報告中大講科學發展觀，殊不知，在一黨專制下解決權力帶來的腐敗，對於政治生態來講則是最不科學的。李東生在新聞發佈會上信誓旦旦說：“中國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沒人要你照搬，但你必須學習。既然口口聲聲講憲法講依法治國，這個憲政制度還是你中共發明的不成？你不但不好好學習，還自以為是地搞你的什麼特色。什麼特色？就是打著民主和人民的幌子，幹著結黨營私的勾當。你以為一個健全、嚴密的社會制度是你們幾個就可以創造出來的嗎？制度的創造和運行，意味著一個新時代的產生。從整個人類的文明史上，不同的文明階段，都伴隨著一次深刻的觀念革命和制度創新，狩獵文明如此，農耕文明如此，工業文明更是如此。那種脫離時代潮流自以為是的制度創新，客氣點說是幼稚無知、頭腦發熱，不客氣說就是坑蒙拐騙、胡說八道！你們能創造一個時代嗎？不能！既然不能，有什麼制度需要你們創新？毛澤東不可一世，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不在話下；他為他的烏托邦制度創新，其結果還是逃不出皇權政治的老套路，無非是照襲秦法、中央集權、獨裁專制那套鬼把戲。在掌控皇權專制上，爾等總不會在毛澤東之上？他尚且如此，你們還能玩出什麼新名堂？

在現代國家，權力之間的制衡，社會輿論的監督，公眾的參與，是防治爛權解決貪污腐敗的不二法門，我們卻以國情不同、不照搬西方的種種藉口拒之於千里之外。而中共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這些西方的非主流的東西，怎麼又會適合中國國情，並成為中共難以捨棄的摯愛？說穿了，不外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中那些隻言片語很容易和中國兩千年的專制傳統相匹配，皇權專制在馬列主義的包裹下走向了“現代”。中國需要現代化，但不光是器物層面的現代化，更重要的是政治文明層面的現代化。對於關係到中共生死存亡的腐敗問題，一黨專制恰好是這一切問題滋長發生的土壤。人們不斷地呼喚著政治改革，恰好是看到了只有經濟增長的跛腳改革潛伏著巨大的風險。在現代國家無不以政治文明對付貪污腐敗，實行透明政治、透明行政：早在1776年瑞典就開放了政府記錄，供民眾查詢；美國制定了“情報自由法”、“聯邦行政程式法”等，1976年通過的“陽光下政府法”規定，聯邦政府的50個機構和委員會的會議必須公開舉行，應律師的請求根據法律許可而舉行的秘密會議除外；美國的媒體也可幾乎無限度地報導所有的人物和事件，以滿足公眾的知情權。而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在胡錦濤17大的報告中我們並沒有看到，就連起碼的承諾都沒有。對於言論和出版自由，這種現代政治文明的最起碼的基礎，更是隻字不提，諱莫如深。顯然，他依然十分迷信他能用洗乾淨的左手去監督他那只骯髒的右手，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20年前，蔣經國宣佈，自1987年7月15日零時起，臺灣解除戒嚴，從而結束了長達38年的“戒嚴”時代。在這個歷史的關鍵時刻，他把握住了歷史的機遇，爭得了政治變革的主動權，並開啟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在戒嚴解除之後，島上的民眾平靜而冷淡的背後，一個民主、多元的時代、與專制毫不相容的的政治事件接踵而至——包括出版和結社。對於這樣一個直接威脅到國民黨政權的政治現狀，蔣經國坦然對之。他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做法，在民主憲政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流相結合，才能與民眾永遠在一起。”他也因此在中國現代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為孫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作為現代政治文明，民主憲政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基礎，而一黨專制則是政治現代化的死敵。當中共在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面前，始終抱著一黨專制的落後政治理念不放，為一黨之私利而繪製美好的“藍圖”。尤其在中共因貪腐問題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這種抱殘守缺、死執板法的可笑做法，實在是令人不敢恭維。是的，我們確實正處在一個偉大的歷史關頭，是一個古老的中國走出皇權專制的叢圍，奔向現代的偉大時刻。但誰能成為中國走向現代的重要推手呢？

政治改革說了多少年了，但這艱難的一步始終沒有邁出去。究其根源，就在於那個老子就是要領導一切、就是要代表諸位的“黨天下”從中作祟。一黨專制——這個禍害中國快60年的毒瘤，難道真是中共始終難以割愛的摯愛？一堵永遠無法繞過的鬼打牆？

轉自《新世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