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3日訊】21. 党政合一，党管一切，一切亂套
歷史證明，党政合一，同政教合一類似，都滋生出無數災難。用一個党，或一個教的思想來規范人民的行為，生殺予奪全由一個党或教控制，社會常常就失去了公正，失去了理性。特別是當党或教被一個野心家操作時，絕對如此。歐洲的中世紀如此，毛澤東時代也是如此。
党管一切，是毛澤東和中共的首要發明。在毛統治時代，中共從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文化，教育等一直管到吃穿用住，談情說愛，結婚生子，職業選擇，夫妻鬧架，喪事操辦等等。若管得好，老百姓可以省心，也許不錯。遺憾的是，中共不是善管，而是亂管，以致于悲劇無窮，民不聊生。著名演員趙丹去世時說：“党管文藝，文藝就沒有希望。”實際上，党管一切，一切都沒有希望。因為中共對各行各業，各個方面，都用僵化的，九分無用一分的 “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進行衡量，規范限制，外行領導內行，政治約束思維，從根本上扼殺了人民的個性和創造力。例如，毛澤東慫恿和支持江青搞了一個文藝創作的 “三突出原則”，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不僅“八個樣板戲”全部照此設計，還要求所有的文藝創作都要遵循這一原則。否則，就會遭到批判和禁止。這樣一來，中國的文藝界當然是死水一壇。又如，六十年代中期，一位清華大學的品學兼优的男生与一位才貌雙全的女生青梅竹馬，情投意合。男生畢業后分配到一個當時高度机密的兵器研究院。當男生提出結婚時，遭到組織上粗暴干預。因女方家庭出生是富農，屬于黑五類。按照階級斗爭原則和保密原則，男方只有兩個選擇，要么放棄專業，丟掉飯碗，毀掉前途，要么拋棄愛情。在政治高壓下，男方被迫拋棄愛情，后來經組織介紹，同一個“根紅苗正”的女人結婚。婚后兩人感情一直不合。再如，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共強迫人民進公共食堂吃飯。許多干部拿飯勺當令箭，誰要不听話，就被扣飯。許多人被活活餓死。
毛澤東死后，中共從七十年代末開始改革開放，經濟建設上有所成就。頭號高招無非就是中共少管閑事。中共少管農民，農村就多產糧食，中共少管工人，工厂就多出產品。道理很簡單，束縛少了，人的能動性就大了。
22. 政治挂帥，沖擊一切
毛澤東共產党搞党政合一，熱衷于整人害人的政治運動，所以時時刻刻強調政治挂帥，用政治統帥一切，用政治沖擊一切。經濟政治化，文教政治化，社會政治化，生活政治化，一切都政治化。動輒上綱上線，雞毛蒜皮的小事往往被提高到政治層面甚至政治斗爭的高度。用政治手段控制工農業生產，控制文化教育，控制人民生活，甚至具體的科學研究進程，都受到政治進程的嚴重干預。你不關心政治，政治要“關心”你。毛澤東的“政治挂帥”制造了無窮無盡的悲劇。
毛澤東要人們“關心政治” ，并不是要人民真正關心國家大事，而是要人民“突出毛澤東思想”，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即緊緊跟著他搞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整人害人，瞎胡鬧。真正關心國家前途，有獨立思維能力，敢于建言的人，大都遭受毛澤東的殘酷迫害。不喜歡政治，不突出政治的人，也會遭受整肅。
一位長期在中國最大的核工業生產基地工作的化學工程師曾對筆者透露過兩件令人刻骨銘心的事：
文革期間，毛澤東派軍宣隊進駐中國最大的核工業生產基地。軍宣隊強迫人們花費大量時間學習“毛澤東選集”，引起一些埋頭搞科研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反感。軍宣隊抓了一些“白專典型”進行批判，效果不佳，惱羞成怒，仍然把一些不愿花功夫學習“毛選”的核專家打成“現行反革命”，有的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有的被判刑勞改。在万人公判大會上，許多人被嚇得當場暈死過去。事后，毛澤東和周恩來采取了嚴密措施防止這個事件被泄露。這個事件的詳細內幕，恐怕要等到中共專制統治結束以后才能公開。
有一次，核基地的一台重要儀表發生故障，一個青年工人自告奮勇進行修理。沒想到，毛澤東突然要求為某一政治事件進行一次核試驗。因該儀表不能及時修好而影響了核試驗進程。儀表故障本來是科研中發生的普通事情，但被作為重大政治事件嚴肅追查。那位青年工人竟然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判處死刑，主要罪行是“破坏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
23. 大刮共產風，貽害億万人
從1958年開始，中共大刮共產風，隨意征用和沒收人民房產，強迫人民搬家遷徙。1961年，雖然中共意識到自己做得過分，發起糾錯，將大部分非法征用和錯誤沒收的人民財產歸還原主，但許多房屋遭受破坏，拆除，沒有賠償，被赶往外地的人，不少已客死他鄉。筆者父親只是一個小商人，按中共的階級划分，還屬于團結對象。盡管如此，父親的住房在五八年仍被強行征用。我們一家人在几年間數次被迫搬遷，住草房，工棚。筆者從小就嘗試到顛簸流离之苦。
毛澤東在世時，中共的共產風時強時弱，從未停止過。最典型的是上級政府隨意征用下級政府的勞力和資產。例如，一個人民公社要修一個水庫，原則上應當由受益的生產隊出錢出力。可是，不能受益的生產隊，當時普遍也要同樣出錢出力，而且事后沒有補償。當然民怨沸騰。在政治高壓下，人們敢怒不敢言。
從生產隊核算到大隊核算，在各生產隊自然條件(土地，水源，森林，果園等)，基礎設施，勞力資金，生產水平等相差很大的情況下實行窮過渡，也是共產風的體現。其后果當然是嚴重破坏生產力。想吃大鍋飯，最后沒飯吃。
24. 煽動浮夸風, 禍害全中國
毛澤東心胸狹窄，好高騖遠，喜听奉承話，導致中共官場和新聞界普遍阿諛奉承，浮夸成風，至今不衰。
毛澤東1958年頭腦發熱，動員數千万人上山砍樹，毀林煉鋼，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甚至庄稼成熟了無人收割，糧食爛在地里。各級各地官員為了討好毛澤東，紛紛逢迎拍馬，報喜不報懮，大放“政治衛星”。將煉鋼成果夸大十倍甚至百倍向上匯報。本來只煉出一些廢渣廢毛鐵，卻吹噓煉出了高級合金鋼。最糟糕的是農業上的浮夸，今天有人報告畝產一千斤，明天有人報告畝產一万斤，后天有人吹噓畝產十万斤。象錢學森這樣的御用科學家甚至用科學方法論證“畝產十万斤是完全可能的”，為毛澤東的浮夸風推波助瀾。誰吹的厲害，誰就成為“敢想敢干”的政治明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為了放“政治衛星”，許多官員不惜一切手段弄虛作假。例如，把一大片已經成熟的稻谷強行移种在一塊田里，然后叫上級參觀，讓記者拍照報道，畝產多少万斤。天方夜譚之事，有理性有常識的人都能看出破綻，但毛澤東穿上了皇帝的新衣，誰也不敢把騙局揭穿。
毛澤東出於政治需要，對 “一九五八年農業大丰收的事實”表示深信不疑，并且把對此表示异議的人都叫做“觀潮派”、“算帳派”和“右傾机會主義份子”。正當毛澤東詢問“糧食太多吃不完怎么辦”的時候，農村已經普遍發生餓死人的現象。
但毛澤東認為，既然是“大丰收”，農村中叫喊糧食緊張就是假象，
就一定要弄清真象并把糧食“挖” 出來；既然是“大丰收”，增加征購、
減少銷售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毛澤東又采取了高征購和“反瞞產”的法西斯措施，奪走了農民最低限度的口糧，并堅持搞“大躍進”和种种“大辦”，強迫人民進行超強度奴役性勞動，導致數千万人被累死，餓死，斗死。餓殍遍野，“千村霹靂人遺矢，万戶蕭疏鬼唱歌”。
毛澤東本身是患有狂想症的浮夸頭，所以浮夸風長期肆虐中國。無論是掃盲，綠化，改土，興修水利，多种經營，學雷鋒做好事，斗私批修，學大慶學大寨等，都充滿浮夸風。中國人大都學會了浮夸，胡吹亂謅，損人害己。
25. 按 “階級成分”把人分等，將中國變成斗人場
毛澤東和共產党奪取江山之際，就已開始把人按“階級成分”分等。竊据江山登基以后，更是用法律和政策的形式將“階級成分”固定下來，把人民放進“格斗場”，始終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挑起階級斗爭和階級屠殺。毛澤東向羅馬貴族那樣，“坐山觀人斗”，嗜血成性，殘酷透頂。
元朝統治者把人粗糙地分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北方的漢人，男方的漢人)。毛澤東進而把人分為地主，富農，中農，貧農，資本家，商人，工人，革命干部，反革命，坏分子等等，其中又把中農分為上中農，下中農，富裕中農等，五七年反右以后，又多出一個“右派”成分。六十年代開始，將各种人歸納為“紅五類”(工人，貧農，下中農，革命干部和革命軍人)， “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簡稱地富反坏右)，“二十一种人” 等等。文革期間，又將“黑五類”同資本家合并為“黑六類”。毛澤東這個先占山為王，后打下江山的土皇帝，對人的划分極為精細。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元朝統治者將人分等的思想。
毛澤東和共產党將“紅五類 ”作為依靠對象，將“黑五類”作為打擊對象，即階級敵人，將其他的人大都作為團結對象。紅五類可以隨意打罵侮辱批斗黑五類，剝奪黑五類的各种權利，甚至屠殺黑五類。每次政治運動，都要先揭階級斗爭蓋子，也就是先拿黑五類開刀。文革期間，到處發生大規模將黑五類打死，活埋的慘劇。在廣西等地，甚至將黑五類殺死吃掉，慘不忍睹。
黑五類不能轉換成紅五類。即使是摘帽黑五類，也是屬于監控對象。
但紅五類或其他人，很容易變成黑五類。如劉少奇本是國家主席，紅到了極點，因得罪了毛澤東，一瞬間就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成為黑五類之首。北京市一位工人，文革期間呼口號時，將“保衛毛主席，打倒劉少奇”喊成了“打倒毛主席，保衛劉少奇”，馬上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筆者的一位親戚，本身是貧農，在六十年代初大飢荒時期編了一句順口溜：“共產党好，共產党來了吃不飽”，隨即被打成“坏分子”。他忍受不了批斗，侮辱，打罵，飢餓和冷凍等各种殘酷折磨而自殺后，還被毛共羅織上“畏罪自殺”的罪名。毛共每次總是拉一大批人，打擊一小撮人。不少人今天斗別人，明天遭人斗。到頭來，大批人遭受整肅。毛澤東將人按“階級成分”分等，挑動階級仇殺，以整人害人為樂，其殘酷性，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26. 血統論挑起連綿不斷的階級斗爭
毛澤東不僅用“階級成分” 將人民分成若干等級，還要儿女繼承父親的成分，以保證各种人后繼有人，使階級斗爭不致中斷。毛澤東全面地繼承和發展了奴隸主的衣缽：奴隸主的儿子是奴隸主，奴隸的儿子是奴隸；貴族的儿子是貴族，平民的儿子是平民。
“老子英雄儿好漢，老子反動儿混蛋”這幅流傳全中國的對聯，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和共產党荒謬透頂的“血統論” ，也反映出共產党及其八旗子弟得意忘形，妄圖永遠坐江山奴役人民的統治者心態。 “紅五類”子女常常對著“黑五類”子女大吼：“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儿打洞洞。 ”“狗崽子”(即黑五類子女)從小就生活在十八層地獄之中，沒有尊嚴，沒有地位，受盡歧視和凌辱，甚至被虐殺。
黑五類子女再聰明，再刻苦，成績再好，德智體全面發展，也難以評上“三好學生”，升學机會常常被剝奪。人品再好，才干再高，也得不到重用。許多黑五類的儿子和孫子，娶不上老婆，一輩子打光棍。
為了維護血統論，毛澤東之流在文革期間還殘酷地槍殺了年輕的民族精英遇羅克。文革初，遇羅克是北京四中的學生。他在四中主辦的《中學文革報》上發表了“出身論”等优秀文章。他用極為理性的觀點，簡單明了的駁斥了血統論的荒謬，同時極有說服力地例舉了一些國際共產主義先驅的個人出身和信仰，都有勃于血統論。他的文章對當時的社會造成了很大的沖擊力和影響。有人支持他，也有人謾罵和恐嚇他。1970年，遇羅克被毛共政權槍斃。遇羅克家人的遭遇也極為悲慘。毛澤東扼殺了無數象遇羅克這樣的民族精英。
中國未來的民主政府應當修建一座遇羅克紀念館。其中要塑造一座遇羅克的雕像，讓后人敬仰。同時要在遇羅克雕像前面修建一個毛澤東的跪像。讓毛澤東象秦檜一樣，受到千秋万代唾罵。
27. 株連制度野蠻透頂
“一人犯法滅九族”，這是中國歷史上最野蠻最殘暴的株連制度。毛澤東統治時期，雖然沒有“滅九族”之說，但也推行了各种株連制度，也是非常荒唐野蠻的。
如上節所述，“血統論”對于“黑五類”子女而言，就是一种株連制度。“黑五類”被打入另冊，遭受非人待遇，殃及子女。配偶通常也受到牽連。如著名劇作家吳祖光被打成右派，其妻子新鳳霞也被迫害致殘，癱瘓在床，受盡折磨。除非配偶落井下石，配合統治者揭露當事人的“罪行 ”，宣布同當事人“划清界線”，并同當事人离婚，否則，必然遭受殘酷打擊。毛澤東這一招充分喚起了人性中惡的一面。導致夫妻反目，家庭解體。
被打入另冊者的配偶和子女通常一塊儿被稱作“反革命家屬”，“勞改犯家屬”，“右派家屬”等等受到監控和打擊。
如一個人的三親六戚中若有被“關，管，殺”者(被判刑入獄者，被管制者，被判處死刑者)，他的生活和前程都可能會受到影響。他在升學，就業，提干等方面都比別人低了一籌。
在政治路線斗爭中因跟錯了人，排錯了隊而受到排擠打擊的也非常普遍。如高岡，彭德怀，劉少奇，林彪等人遭受毛澤東整肅后，一大批人都被清查打擊。
23. 大刮共產風，貽害億万人
從1958年開始，中共大刮共產風，隨意征用和沒收人民房產，強迫人民搬家遷徙。1961年，雖然中共意識到自己做得過分，發起糾錯，將大部分非法征用和錯誤沒收的人民財產歸還原主，但許多房屋遭受破坏，拆除，沒有賠償，被赶往外地的人，不少已客死他鄉。筆者父親只是一個小商人，按中共的階級划分，還屬于團結對象。盡管如此，父親的住房在五八年仍被強行征用。我們一家人在几年間數次被迫搬遷，住草房，工棚。筆者從小就嘗試到顛簸流离之苦。
毛澤東在世時，中共的共產風時強時弱，從未停止過。最典型的是上級政府隨意征用下級政府的勞力和資產。例如，一個人民公社要修一個水庫，原則上應當由受益的生產隊出錢出力。可是，不能受益的生產隊，當時普遍也要同樣出錢出力，而且事后沒有補償。當然民怨沸騰。在政治高壓下，人們敢怒不敢言。
從生產隊核算到大隊核算，在各生產隊自然條件(土地，水源，森林，果園等)，基礎設施，勞力資金，生產水平等相差很大的情況下實行窮過渡，也是共產風的體現。其后果當然是嚴重破坏生產力。想吃大鍋飯，最后沒飯吃。
24. 煽動浮夸風, 禍害全中國
毛澤東心胸狹窄，好高騖遠，喜听奉承話，導致中共官場和新聞界普遍阿諛奉承，浮夸成風，至今不衰。
毛澤東1958年頭腦發熱，動員數千万人上山砍樹，毀林煉鋼，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甚至庄稼成熟了無人收割，糧食爛在地里。各級各地官員為了討好毛澤東，紛紛逢迎拍馬，報喜不報懮，大放“政治衛星”。將煉鋼成果夸大十倍甚至百倍向上匯報。本來只煉出一些廢渣廢毛鐵，卻吹噓煉出了高級合金鋼。最糟糕的是農業上的浮夸，今天有人報告畝產一千斤，明天有人報告畝產一万斤，后天有人吹噓畝產十万斤。象錢學森這樣的御用科學家甚至用科學方法論證“畝產十万斤是完全可能的”，為毛澤東的浮夸風推波助瀾。誰吹的厲害，誰就成為 “敢想敢干”的政治明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為了放“政治衛星”，許多官員不惜一切手段弄虛作假。例如，把一大片已經成熟的稻谷強行移种在一塊田里，然后叫上級參觀，讓記者拍照報道，畝產多少万斤。天方夜譚之事，有理性有常識的人都能看出破綻，但毛澤東穿上了皇帝的新衣，誰也不敢把騙局揭穿。
毛澤東出於政治需要，對“一九五八年農業大丰收的事實”表示深信不疑，并且把對此表示异議的人都叫做“觀潮派”、“算帳派”和“右傾机會主義份子”。正當毛澤東詢問“糧食太多吃不完怎么辦”的時候，農村已經普遍發生餓死人的現象。
但毛澤東認為，既然是“大丰收”，農村中叫喊糧食緊張就是假象，就一定要弄清真象并把糧食“挖”出來；既然是“大丰收”，增加征購、減少銷售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毛澤東又采取了高征購和“反瞞產”的法西斯措施，奪走了農民最低限度的口糧，并堅持搞“大躍進”和种种“大辦”，強迫人民進行超強度奴役性勞動，導致數千万人被累死，餓死，斗死。餓殍遍野，“千村霹靂人遺矢，万戶蕭疏鬼唱歌 ”。
毛澤東本身是患有狂想症的浮夸頭，所以浮夸風長期肆虐中國。無論是掃盲，綠化，改土，興修水利，多种經營，學雷鋒做好事，斗私批修，學大慶學大寨等，都充滿浮夸風。中國人大都學會了浮夸，胡吹亂謅，損人害己。
25. 按“階級成分”把人分等，將中國變成斗人場
毛澤東和共產党奪取江山之際，就已開始把人按“階級成分”分等。竊据江山登基以后，更是用法律和政策的形式將“階級成分”固定下來，把人民放進“格斗場”，始終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挑起階級斗爭和階級屠殺。毛澤東向羅馬貴族那樣，“坐山觀人斗”，嗜血成性，殘酷透頂。
元朝統治者把人粗糙地分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北方的漢人，男方的漢人 )。毛澤東進而把人分為地主，富農，中農，貧農，資本家，商人，工人，革命干部，反革命，坏分子等等，其中又把中農分為上中農，下中農，富裕中農等，五七年反右以后，又多出一個“右派”成分。六十年代開始，將各种人歸納為“紅五類”(工人，貧農，下中農，革命干部和革命軍人)，“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簡稱地富反坏右)，“二十一种人”等等。文革期間，又將 “黑五類”同資本家合并為“黑六類”。毛澤東這個先占山為王，后打下江山的土皇帝，對人的划分極為精細。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元朝統治者將人分等的思想。
毛澤東和共產党將“紅五類”作為依靠對象，將“黑五類”作為打擊對象，即階級敵人，將其他的人大都作為團結對象。紅五類可以隨意打罵侮辱批斗黑五類，剝奪黑五類的各种權利，甚至屠殺黑五類。每次政治運動，都要先揭階級斗爭蓋子，也就是先拿黑五類開刀。文革期間，到處發生大規模將黑五類打死，活埋的慘劇。在廣西等地，甚至將黑五類殺死吃掉，慘不忍睹。
黑五類不能轉換成紅五類。即使是摘帽黑五類，也是屬于監控對象。但紅五類或其他人，很容易變成黑五類。如劉少奇本是國家主席，紅到了極點，因得罪了毛澤東，一瞬間就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成為黑五類之首。北京市一位工人，文革期間呼口號時，將“保衛毛主席，打倒劉少奇”喊成了“打倒毛主席，保衛劉少奇”，馬上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筆者的一位親戚，本身是貧農，在六十年代初大飢荒時期編了一句順口溜：“共產党好，共產党來了吃不飽”，隨即被打成 “坏分子”。他忍受不了批斗，侮辱，打罵，飢餓和冷凍等各种殘酷折磨而自殺后，還被毛共羅織上“畏罪自殺”的罪名。毛共每次總是拉一大批人，打擊一小撮人。不少人今天斗別人，明天遭人斗。到頭來，大批人遭受整肅。毛澤東將人按“階級成分”分等，挑動階級仇殺，以整人害人為樂，其殘酷性，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26. 血統論挑起連綿不斷的階級斗爭
毛澤東不僅用“階級成分”將人民分成若干等級，還要儿女繼承父親的成分，以保證各种人后繼有人，使階級斗爭不致中斷。毛澤東全面地繼承和發展了奴隸主的衣缽：奴隸主的儿子是奴隸主，奴隸的儿子是奴隸；貴族的儿子是貴族，平民的儿子是平民。
“老子英雄儿好漢，老子反動儿混蛋”這幅流傳全中國的對聯，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和共產党荒謬透頂的“血統論”，也反映出共產党及其八旗子弟得意忘形，妄圖永遠坐江山奴役人民的統治者心態。“紅五類”子女常常對著“黑五類”子女大吼：“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儿打洞洞。”“狗崽子”(即黑五類子女)從小就生活在十八層地獄之中，沒有尊嚴，沒有地位，受盡歧視和凌辱，甚至被虐殺。
黑五類子女再聰明，再刻苦，成績再好，德智體全面發展，也難以評上“三好學生”，升學机會常常被剝奪。人品再好，才干再高，也得不到重用。許多黑五類的儿子和孫子，娶不上老婆，一輩子打光棍。
為了維護血統論，毛澤東之流在文革期間還殘酷地槍殺了年輕的民族精英遇羅克。文革初，遇羅克是北京四中的學生。他在四中主辦的《中學文革報》上發表了“出身論”等优秀文章。他用極為理性的觀點，簡單明了的駁斥了血統論的荒謬，同時極有說服力地例舉了一些國際共產主義先驅的個人出身和信仰，都有勃于血統論。他的文章對當時的社會造成了很大的沖擊力和影響。有人支持他，也有人謾罵和恐嚇他。 1970年，遇羅克被毛共政權槍斃。遇羅克家人的遭遇也極為悲慘。毛澤東扼殺了無數象遇羅克這樣的民族精英。
中國未來的民主政府應當修建一座遇羅克紀念館。其中要塑造一座遇羅克的雕像，讓后人敬仰。同時要在遇羅克雕像前面修建一個毛澤東的跪像。讓毛澤東象秦檜一樣，受到千秋万代唾罵。
27. 株連制度野蠻透頂
“一人犯法滅九族”，這是中國歷史上最野蠻最殘暴的株連制度。毛澤東統治時期，雖然沒有“滅九族”之說，但也推行了各种株連制度，也是非常荒唐野蠻的。
如上節所述，“血統論”對于“黑五類”子女而言，就是一种株連制度。 “黑五類”被打入另冊，遭受非人待遇，殃及子女。配偶通常也受到牽連。如著名劇作家吳祖光被打成右派，其妻子新鳳霞也被迫害致殘，癱瘓在床，受盡折磨。除非配偶落井下石，配合統治者揭露當事人的 “罪行 ”，宣布同當事人“划清界線”，并同當事人离婚，否則，必然遭受殘酷打擊。毛澤東這一招充分喚起了人性中惡的一面。導致夫妻反目，家庭解體。
被打入另冊者的配偶和子女通常一塊儿被稱作“反革命家屬”，“勞改犯家屬”，“右派家屬”等等受到監控和打擊。
如一個人的三親六戚中若有被“關，管，殺”者(被判刑入獄者，被管制者，被判處死刑者)，他的生活和前程都可能會受到影響。他在升學，就業，提干等方面都比別人低了一籌。
在政治路線斗爭中因跟錯了人，排錯了隊而受到排擠打擊的也非常普遍。如高岡，彭德怀，劉少奇，林彪等人遭受毛澤東整肅后，一大批人都被清查打擊。
28. 民主党派花瓶化
中國有所謂八個“民主党派”，即“中國國民党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党”，“中國致公党”，“九三學社”和“台灣民主自治同盟”。
這些民主党派是在抗日戰爭和反對國民党統治的斗爭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在中共奪取政權之際，曾大力抨擊國民党，支持共產党，為共產党奪取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中共奪取江山后，為了籠絡人心，將它們納入“愛國統一戰線”，讓它們加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并給予一些民主党派頭面人物高官職位。五七年反右以后，毛澤東將民主党派全面排擠出政府机构。但為了騙取民心和國際輿論，毛澤東讓民主党派形式上保留了下來。不過，毛澤東將他們儿化，矮化，花瓶化。他們必須尊奉中共為老子党，接受中共領導，按中共指揮棒行事。他們的綱領，行動，組織發展，人事安排等等都受到中共嚴格控制。一些民主党派的負責人就是共產党員，由中共委派。所以，民主党派通常比共產党還共產党，左得出奇，完全喪失了獨立性和制衡功能。
29. 新聞系統喉舌化
中共上台以后，全面取締私人報刊。將新聞系統官方化，喉舌化。整個新聞系統完全成為中共的宣傳机器。毛澤東和共產党可以隨意利用新聞系統指鹿為馬，混淆是非，顛倒黑白。
毛共實施了一整套嚴格的新聞檢查制度。任何不利于共產党專制統治的新聞事件一律不得報道。所以有人說，中共的報刊除了出版日期是真的以外，其他一切內容都可能是假的。為了推測事件的真實性，人們往往要從側面甚至反面想。例如，中共宣稱形勢大好，不是小好的時候，人們就會想到出了什么問題；中共號召要安定團結時，人們就知道出現了分裂；中共宣稱連年大丰收之際，人們根据糧油副食布匹的緊張程度就猜到必定有歉收；中共宣稱鶯歌燕舞的時候，人們看到的是哀鴻遍野的慘景。
筆杆子和槍杆子，都是中共的命根子。中共利用龐大的宣傳机器制造輿論，控制民心。中國的新聞系統完全喪失了公正報道新聞，揭露陰暗面，揭露腐敗，監督政府和官員的功能。直到毛澤東死后二十多年的今天，這种狀況几乎沒有改變。最近的薩爾斯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中共為了一党私利，長時期對薩爾斯病視而不見，隱而不報，根本不顧人民死活和人類健康。但是，中共可以控制新聞，卻控制不了薩爾斯病毒。中共的新聞控制導致了薩爾斯病在廣東，香港，北京和山西以及全中國泛濫，并傳染到加拿大，美國，新加坡，意大利，法國和德國等几十個國家，引起全世界恐慌和憤慨。中國和世界的經濟都遭受异常重大的損失。中共，中國以及中國人的形象都大損。
30.重用和縱容坏干部
毛澤東歷來主張“正确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确的組織路線來保證”。由他确定的 “左”傾路線和一系列相應農村政策，主要是依靠一批只知盲目執行上級指示、不擇手段完成任務和從中謀求私利、卻不顧老百姓死活的干部帶頭貫徹落實的。
毛澤東不僅堅決支持鼓勵執行“左”傾路線的省、地、縣委書記和中央各部門的“馬克思主義”領導人，而且多次表態要保護那些緊跟他的部署而習慣於蠻干胡來、肆意殘害無辜的農村中下層干部。早在一九五七年夏，毛澤東就以要靠農村干部收糧食為理由，不許對作風惡劣的人 “搬石頭”，說只須批評一下，作個檢討就可以過關。
一九五八年秋，毛澤東收到群眾來信，反映安徽省靈壁縣馮廟鄉、楊町鄉、尹集鄉因遭受風災和謊報畝產等原因，已餓死不下五百人，還有許多人臥床不起。正陷入狂熱的毛澤東，并不立即相信和重視這類問題，只要求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去調查“是否屬實”，“酌量處理”。同年十一月，中共云南省委因農村發生嚴重死亡情況而寫出檢查報告，承認對一些干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嚴重情況估計不足，說特別是經過“反右斗爭”和“大辯論”，某些干部有個人主義思想，少數坏份子亦以“左”的面貌出現，制造混亂。毛澤東雖然表示同意省委對問題分析和處理，卻仍然舍不得懲辦和消除這批貫徹“左”傾路線和政策的得力基層骨干。接著，河南省長葛縣坡胡人民公社公社一封群眾來信又送到毛澤東的手中，反映社隊干部打人罵人現象非常嚴重，許多被打的人偷跑在外，不打人的干部反而被扣上斗爭性不強的大帽子，要求上邊派人進行調查處理。毛澤東明知農村問題不少，卻偏要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處理時不要使那些“犯了輕微錯誤的同志”“感到恐慌”。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党委第一書記會議上講話，明确提出：“對干部和勞動人民的積極性要保護。就是對5％以內的違法亂紀的干部，也要分別情節，區別對待，進行教育，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如果把這個問題擴大了，是不好的。結論一定要做得恰當，不然要犯錯誤。”
被毛澤東及其追隨者有意保護下來并一再加以縱容的一批無惡不作的干部，在繼續貫徹毛澤東“左”傾路線的“反瞞產運動”、“反右傾斗爭 ”和“高舉三面紅旗”的過程中都大顯身手，使數以千万計的無辜百姓 ——主要是農民死於非命，制造出駭人听聞的人間慘劇。
毛澤東縱容坏干部采取了野蠻血腥的法西斯手段殘害農民。例如：扣飯和開除飯籍(扣飯，就是只給吃一點飯；開除飯籍，就是不給飯吃)，捆、綁、吊、打、罰站、罰跑，罰凍，罰晒，跪炭渣，拔頭發，割耳朵，燒胡子、燒陰毛、捅陰戶，坐老虎凳、錐屁股等，甚至采用了熬人油，披羊皮牛皮(把羊或牛殺后，將皮剝下來帶血貼在人身上，待血干后再將皮揭下來，活活把人揭死)，活埋、上絞刑架等殘酷透頂的刑罰。
毛澤東堅持搞個人獨裁，堅持搞階級斗爭，全面踐踏人權，剝奪公民自由。在毛澤東統治時代，憲法所載明的公民的各种權利，全部成為空話。
31. 剝奪人民的討飯權
歷代專制統治者都程度不同地剝奪了人民的各种權利，但不至于剝奪人民的討飯權。陷入困境，生活無靠者，至少可以討口叫化。在戰爭，飢荒，瘟疫等特大天災人禍情況下，人民普遍逃荒要飯。討飯，常常是陷入絕境者的最后一條生路。如果不許他們討口叫化，他們不去偷盜搶劫，或者沒有能力偷搶，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毛澤東上台以后，嚴禁人民討口叫化。即使在大飢荒年間，也嚴禁逃荒。有些地區對待逃荒者極為野蠻。許多中共干部認為：“好人不外流，外流無好人。”他們把外流的叫做“流竄犯”，各地都組織民兵把關、守路，打擊所謂“流竄犯”。他們常常把逃荒者抓起來，送進監獄、勞改農場，或者強制遣送回原籍。即使對待逃荒者最文明的地區，也嚴禁飢民入城，勸說飢民回去生產自救，勸阻不行，就強制遣送。中共認為飢民入城影響市容，大損社會主義形象。 “生產自救”，說起來很好听，很有理，但在沒有飯吃，人快要餓死的情況下，毫無意義。別說糧食，就是蔬菜，也不能馬上生產出來。
飢荒年間，在沒有食物又不能逃荒，走投無路、完全絕望的情況下，到處發生了人吃人的凄慘事件。有的是吃死人，有的是把快餓死的人卡死吃掉，父母吃子女，兄姐吃弟妹，令人悲憤膽寒。
人民的討飯權都要剝奪，毛澤東實在做得太過分了。
[按：安徽等省餓死那么多人，有的地方赤地千里，据安徽朋友，以及因為大規模餓死人，怕社會動亂，當時被匆忙派往安徽駐軍的我的當兵同學們介紹，這些同學駐軍的許多縣，餓死人數在三分之一以上，大街上也是死人，有的縣委書記就開車碾過大街上人的身體。死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干部在各條道路把關設卡，不准外出逃荒。抓住逃荒的就批斗或毒打。挨餓已經半死，再挨打，人們很難受得住。因此只好在家等死。而當時幸運逃到浙江等地的，基本都活下來了。我們家鄉一帶就曾經收留了不少逃荒的。雖然我們家鄉也是大飢荒，但比安徽好。那三年，全國都沒有大的嚴重自然災害，据當時國家統計局長薛暮橋介紹，那三年是中國歷史記載上少有的風調雨順的三年，卻成為“三年自然災害”餓死數千万人的大飢荒，這個大災星就是毛澤東。——徐水良2004-1-28日]
32.剝奪人民的遷徙權
毛澤東建立了一套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把人民套死在一個地方，不許自由遷徙。俗話說：“樹動死，人動活。”一旦人民的自由遷徙權受到剝奪，人們的能量往往就難以充分發揮出來，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發展都受到很大局限。
殘酷僵化的戶籍制度，導致千百万夫妻長期分居。嚴重影響了夫妻關系和家庭生活，增加了家庭負擔。需要儿女照顧的父母，因不能遷徙團聚，得不到照顧。
農民在農閑期間進城打工，也被毛澤東和共產党認為是資本主義妖風。“五匠外出”長期被例舉為資本主義妖風之一。
毛澤東在國界上建立起“鐵幕”，閉關鎖國，嚴禁人民遷往外國。動輒以“叛國投敵罪”論處，格殺勿論。因忍受不了飢餓和政治高壓而冒死外逃的人，許多人被打死在邊界上，或被抓回判處重刑甚至死刑。“柏林牆 ”的血腥記錄已公布于世。中國邊界的血腥記錄還是一個迷。
[按：這种戶籍制度和中共農村政策一起，把中國農民變為當代農奴——編者2004-1-28日]
33.剝奪人民的隱私權
毛澤東是一個極端自私自利的人，一切以爭權奪利為基本出發點。他卻恬不知恥地要全體人民向他效忠，向他學習，大公無私。以共產主義道德為幌子，毛澤東全面剝奪了人民的隱私權。
日記常常是人們生活和思想的記錄。毛澤東和共產党非常重視搜查審核人們的日記。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因私人日記被定罪者無計其數。所以，人們寫日記也不得不提心吊膽，小心翼翼。許多有頭腦的人，寫日記也要學習共產党的報刊，假大空，從側面或反面來記錄某些事件和思想。
毛澤東自己的私生活非常糜爛，卻把老百姓的私生活管得死死的。人們往往必須把找對象，談情說愛，家庭生活等向党組織匯報。否則，會被認為對党不忠誠。
私人通信，從共產党一上台起，就被嚴格審查。除了有關檢查机關可以隨意抽查人們的信件以外，領導可以檢查職工的信件，上級可以檢查下級的信件，父母可以檢查子女的信件。 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隱私權蕩然無存。許多人因寫信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坏分子”。
[按：不少人因寫信被判刑甚至被處死。——編者2004-1-28日]
毛澤東要人們“靈魂深處鬧革命”，“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閃念”，暴露思想，向党交心。一些老實的人，象牛虻禱告時對神父交心一樣，暴露了自己本來符合人性的思想。結果，先被要求自我曝光，自我批評，然后被批評，被審查，被批斗，被開除公職，甚至被關管殺。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人人自危。人們不得不說假話空話，盡量避免被人抓“辮子”。全中國都變成了說假話的大劇場。
34．剝奪人民的結社自由
中國歷史上，通常情況下，人民是擁有結社自由的。那時候，沒有結社法。人們結社，不需要在官府登記注冊。一個團體只要不公開反對朝廷官府，也不會遭到取締和鎮壓。明朝，清朝以及國民党執政時期，都是如此。毛澤東共產党登台以后，從根本上剝奪了人民的結社權。
一個社會總需要各种團體。為了全面控制人民，防止任何有組織的反抗，并且遮人耳目，毛共搞出一項重大發明，“党辦團體”，“官辦團體”。一切團體由共產党和“人民政府”組建和控制。你說中國沒有結社自由，可是官辦團體比比皆是。例如，少先隊，共青團，婦聯，工會，農會，貧協，科協，作協，基督教協會，佛教協會，紅十字協會，書法協會等等。大部分官辦團體都由國家撥款(即耗費納稅人的血汗)，其頭目通常是共產党員。所有官辦團體只為共產党負責，不為成員負責。無論毛共如何欺壓人民，這些官辦團體都為虎作倀。
毛共絕不容許人民自由結社。文革中涌現的所謂群眾組織，如紅衛兵司令部，工人造反兵團，農民戰斗隊等等，實際上根本不是自由結社的產物，而是受毛共欺騙和慫恿建立起來，必須效忠毛澤東的保皇組織。它們都成為毛澤東爭權奪利的工具和犧牲品。
自發性的結社，毛共通常立即取締，甚至打成“反革命組織”。如前所述，几個年輕農民喝血酒結拜兄弟，也被打成反革命，遭到血腥鎮壓。
對毛澤東稍有微詞的人，相互間即使毫無聯系，只是所見約同，就會被毛澤東打成“反党集團”，如“胡風反党集團”，“五一六反党集團”等。
人民連普通的非政治團體都不能自由成立，當然就談不上組党了。毛共嚴厲實施党禁。除了毛共承認的八個花瓶党以外，任何獨立的政治團體和政党都不能合法存在。
35.剝奪人民的言論，新聞和出版自由
如果說吃飯權生存權還局限于豬權(動物權)，那么言論自由就是最根本的人權了。人有思想，需要用語言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思想。無論封建專制，宗教專制，共產專制，個人崇拜，都是建立在壓制言論自由之上。爭取言論自由是廢除專制的突破點。
中共初期党內還有民主。持不同意見的少數派只要遵守“討論自由，行動一致”的原則，就可以在上層繼續活動。例如當初毛澤東是少數派，不但沒有被開除党籍，而且保留了若干重要職務。可是，等等到毛澤東成了絕對多數，特別是毛竊据政權以后，動輒把不同意見打成“反党”，把少數派開除撤職，而且還禁止少數派發表自己的觀點和別人交流，否則就扣上 “非組織活動”、“搞分裂”的罪名。這就完全扼殺了中共党內自我糾正錯誤的可能，使當權者越來越專制獨裁。毛澤東本身是一個素質極為低下，極為霸道，極為狂妄，匪气十足的政治流氓。所以，他一掌權，中國人就過著豬牛不如的生活。不僅飢寒交迫，而且毫無言論自由。毛澤東沒有一天不搞文字獄。毛澤東所搞的文字獄，超過歷代統治者所搞文字獄的總和。許多人只因一篇文章，一首詩，一則日記，甚至一句話，就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反党分子，被關管殺。
几千年以來，中國民間可以自由辦報出書。 遭受文字獄打擊的情況并不常見。毛澤東登台以后，嚴厲實施報禁。中國人從此完全喪失了新聞和出版自由。毛共禁止民間辦報出書，只許共產党獨家操辦。中共的党報只能宣傳最高統治者的意見，次高統治者的意見通常都不能宣傳，更不能宣傳全党和人民的意見。統治者永遠高踞于任何監督之上。中共党報永遠是統治者的馴服工具，是毒害人民的鴉片，欺騙人民的道具。 (未完待續) @(//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