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不是大救星 而是殺人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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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27日訊】“解放”幾十年﹐中國共產黨推行一套愚民政策﹐沒有一天不宣傳“東方紅﹐太陽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這簡直是強姦民意﹐卑鄙下流﹕其實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起﹐中國便進入了歷史最黑暗時期。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反動統治下﹐中國人民蒙受了巨大災難。說句老實話﹐毛澤東不是中國人民大救星﹐而是徹頭徹尾的殺人魔王﹗

古往今來中國人民過年都興敲鑼打鼓放鞭砲﹐興高采烈。“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戶更新”。自從中共建政之後﹐毛澤東扭曲了乾坤﹐改變了中國人民的習俗﹐逢年過節以殺人為樂﹐全國各大中小城市節日前必召開公判大會﹐判刑一批﹐槍斃一批﹐即使冤假錯案﹐受害人當眾喊“冤枉啊–﹗冤枉啊–﹗”法官用布塞住受害者的口﹐照舊押赴刑場槍斃﹗這叫殺雞儆猴﹐警告人民不得鬧事﹐至今還樂此不疲。

記得一九七三年中共中央辦公室發放到農村大隊部一級的紅頭文件﹐開篇赫然地有一段毛澤東最高指示﹕“有人罵我是秦始皇﹗何止﹖秦始皇焚書坑儒﹐殺了四佰多儒生﹐……”接著是毛澤東的自述﹐從鎮反三反五反肅反……直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殺知識分子的具體數字﹐可惜在下記憶力不好﹐忘記了。

現根據中共官方研究機構編寫的《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史實》摘要如下﹕“毛澤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殺死﹑整死﹑逼死和餓死的總人數為二千六百餘萬。”這是官方大大縮小了的數字﹐根據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孫女孫穗芳博士統計﹐中共建政以來毛澤東殺了四千多萬中國同胞﹐其中大部分是有文化有學識的知識分子﹐比二次世界大戰全球死亡人數還要多﹗希特勒雖然壞﹐但對自己德國同胞沒有那麼狠﹐只有毛澤東才下得手﹐專找中國人來殺﹐殺得越多越偉大越光榮越正確﹐殺的手段比當年希特勒屠殺猶太人還要殘忍﹐說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完全悖離事實。

為了證明這是百分之百的謬論﹐必須弄清共產黨和毛澤東對中國人民的概念﹕他們所指的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也就是五星紅旗的內涵。在與國民黨鬥爭時﹐共產黨和毛澤東聯合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組成統一戰線對抗國民黨﹐當奪取了政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就把他們棄如敝屣﹐時機成熟把他們打翻在地﹐淪為階級敵人﹐連同他們的子女永世不得翻身。知識分子原來被劃入小資產階級範疇﹐後來黨和毛澤東認為﹐建設社會主義不可能沒有知識﹐權且作工具來利用﹐這樣“中國人民”的概念實質是指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了。

毛澤東一向善變﹐喜歡講好話﹐籠絡民心﹐用時封官許願﹐引你上鉤﹔不用時按之入地。從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群體滅絕﹐證明毛澤東是世界上最大騙子﹐內心毒如蛇蠍﹐對待工人階級也是這樣。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家的性質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說得多麼好聽﹐其實工人階級從來沒有當過領導﹐只是上當受騙﹐聽從指揮﹐鬥垮了資本家﹐沒收了他們的財產﹐以為當上了“國家的主人”﹐於是戴著“領導階級”和“國家主人翁”的光榮帽子﹐愉愉快快做了毛澤東的馴服工具。

毛澤東一聲令下﹕“破四舊﹐立四新﹐把舊世界砸個稀巴爛”﹐一些無知的工人經不起毛澤東的煽騙﹐和紅衛兵一道搗毀中國古代文物﹐挨家挨戶查抄古代書籍﹐明知工人無文化無知識﹐為了整臭老九﹐竟然下令工宣隊進駐大中小學校﹐監督學校一切工作﹐亂揪“反動學術權威”﹐任意侮辱﹑指導教師學習毛澤東著作﹐領導教師站在毛澤東肖像面前朝請示﹐晚彙報﹐斗私批修﹐把學生的文化課改為毛澤東語錄課。在共黨和毛澤東的一手策劃下﹐中國的古代文物和傳統文化遭到了徹底的破壞﹗

工人階級緊跟共黨和毛澤東的目的是圖個翻身解放﹐過好生活﹐但事與願違﹐被指定在某個工廠裡做工﹐就得老老實實地在那裡做牛做馬﹐不敢越雷池半步﹐做36﹐不做36﹐幾十年來工資穩定﹐物價上漲﹐工人生活每況愈下。在糧食跟戶口以及就業跟街委會和派出所層層監控下﹐工人失去了最基本的四大自由﹐只許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稍有越軌就遭到殘酷鎮壓。魏京生的四個現代化﹐要求當局改革政治﹐還政於民﹐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重判入獄﹔北京某廠有個工人子弟學生﹐因年幼無知﹐無意中說錯了話﹕“蔣介石萬歲﹗”被工廠支部寫成書面報告﹐征詢毛澤東意見﹐毛澤東當即批示﹐槍斃便宜了他﹐最好放他到群眾中監督改造﹐從此那學生在地球上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工人雖有自己的組織﹐但工會的頭頭全是共產黨員﹐專門監督工人的食衣住行﹐樣樣都要黨的批准﹐甚至男婚女嫁﹐生兒育女﹐無一不受黨的限制﹕黨不批准出世﹐就得乖乖的在母親肚裡死掉。工人有冤無處訴﹐永遠做牛做馬﹐俯首聽命。

農民更是悲慘﹐‘解放’前他們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勞動﹐收穫歸自己所有﹐勤勞的增產增收﹐積蓄十年八載﹐可以置田買地起新屋﹐可以自由遷徙﹐從農村遷入城市﹐從城市遷回農村﹐通行無阻。為了追求翻身解放﹐過美好幸福生活﹐農民禁不住共產黨和毛澤東的誘惑﹐出人出力出命為他們打下了江山﹐斗垮了地主﹐分得了土地﹐滿以為從此無憂無慮地過日子。

怎料事與願違﹐黨和毛澤東只給農民兩年的甜頭﹐便想出了各種各樣的辦法加以限制﹐先是初級互助組﹐到高級合作社﹐最後是人民公社﹐把土地全部收歸國有﹐農民戴上緊箍咒﹐被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查禁‘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社員生產的糧食油類和棉花等全部歸公社和生產隊調配﹐不准拿到集市自由買賣﹐強迫農民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大煉鋼鐵﹐虛報成勣﹐出現人有幾大膽﹐地有幾高產﹐豐年欠收﹐哀鴻遍野﹐全國鬧飢荒﹐全民生水腫﹐農村十室九空﹐夜無隔宿之糧﹐一家五口人共穿一條褲子﹐社員被餓死凍死不下三千多萬﹗

共黨和毛澤東根本不為農民利益著想﹐只圖鞏固自己的獨裁統治﹐發動無休止的階級鬥爭﹐製造紅色恐怖事件﹐用準備打仗來轉移人民對共黨和‘三面紅旗’的不滿﹐進而把十億人民掌握在自己的掌中。呼風喚雨﹐為所欲為。為了達到召之則來﹐來之能戰﹐戰則能勝的目的﹐毛澤東指示全黨“手中無米﹐引雞不來”﹔意思是要掌握經濟大權﹐使人民飽不死﹐餓不壞﹐嚴格地執行物資統購統銷政策﹐日常必須品定量配給﹐養豬不准私人屠宰豬﹐養雞鴨全部上繳﹐甚至農民把自留地生產出來的蔬菜擔到集市賣﹐換點鹽巴錢﹐也被當走資本主義道路﹐被整被鬥被沒收﹐還要寫檢討書才放人。農民眼淚汪汪地說﹐“共產黨推行‘共慘’政策﹐害得人民半死不活﹗”有個插隊知識青年看著社員一家大細搶著撈粥渣挨餓﹐深表同情﹐寫下一首打油詩﹕“餐餐看電影﹐天天當漁翁﹔兩腳盡牛屎﹐日落背蒼穹。”

為了防止農民流入城市﹐共黨的政策規定農村人口不得遷到城市生活。農民一心想與工人聯盟﹐實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崇高理想’﹐但是農村姑娘與城市工人結婚﹐不得隨夫在城市生活﹐一輩子分居兩地﹐國家憲法成了欺騙工人農民的一紙空文﹗農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歸”﹐為誰辛苦為誰甜﹖他們終於覺醒了﹐但只限於消極對抗﹐出工不出力﹐生產每況愈下﹐社會主義社會物質奇缺﹐有錢買不到東西﹐農民吃不飽穿不暖﹐淪為不戴手鐐腳銬的奴隸。

知識分子表面好過一點﹐黨和毛主席封給他們一個光榮稱號叫“國家幹部”﹐其實正好上了毛澤東的圈套。從五十年代初開始﹐毛澤東就制訂一套改造利用知識分子的政策﹐知識分子生下來就要聽從黨和毛澤東的改造﹐呼則來﹐揮則去﹔侮辱有餘尊重少。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知識分子首當其衝﹐挨整挨鬥挨打挨跪挨殺害﹐挨毛澤東侮辱﹐“知識分子最無知識”﹐“知識分子不能翹尾巴”﹐“書越讀越蠢”﹔反右鬥爭運動中強迫知識分子認錯跪地求饒﹔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鎮壓了一百一十二萬三千四百多名“反革命分子”﹐殺了八十七萬三千六百多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是知識分子﹐在反右運動中二百一十一萬三千三百多人被劃為右派分子或右傾分子﹐百分之百是知識分子。

文革初期怵目警人﹐‘聞之喪膽’﹐公安人員利用無知的群眾集體屠殺知識分子。全國統一行動﹐步驟是由公安派出所民警召集街委會幹部開秘密會議﹐大造輿論﹐說某某監獄的勞改犯人血洗芳村﹐某某監獄的勞改犯人血洗三雲村﹐求求街委幹部把本街道居民組織起來進行自衛﹐每人要有防身武器﹐諸如菜刀斧頭扁擔等﹐分作若干小組﹐每組至少要有三個銅鑼﹐沒有銅鑼就用臉盆代替﹐並物色好積極分子組成晚上巡邏隊﹐發現勞改犯人蹤影就吹哨子敲鑼打鼓各路圍堵。計劃就緒﹐把監獄的犯人﹐尤其是右派分子和政治犯餓他幾天﹐只供水飲﹐不供飲食﹐待犯人四肢無力時便向他們當眾宣佈﹕現在監獄已經癱瘓﹐無法養活你們﹐你們可以自謀出路﹐犯人聽到此消息﹐以為從此得見天日﹐怎料一踏出監獄門口就被受蒙蔽的群眾圍追堵截﹐揮舞扁擔斧頭亂棍打死﹐並陳尸於大街小巷﹐用棕繩吊在電燈柱上﹐用木牌掛在死者的脖子上﹐上面寫著﹕“勞改殺人犯的下場”。

一天我從橞愛路經過﹐忽聞一女子哭聲﹐循聲望去﹐那女二十左右﹐跪在電燈柱旁邊哭紅了眼睛﹐痛不欲生﹐再往上看﹐電燈柱上吊著兩具屍體﹐行人趕忙把那女子扶入騎樓詢問﹐原來老的死者是她的父親﹐是國民黨時期軍隊中的副連長﹐解放戰爭中‘投誠’共產黨。五七年在工作中講錯了話﹐被打成右派分子﹐在監獄服刑﹐像這樣集體屠殺知識分子的慘狀﹐只要上了年紀的兩廣居民都有可能親眼目睹。殺了多少人﹖那是公安絕密﹐全國那麼大﹐天知地知毛澤東最知。

隨著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深入發展﹐人們展開了互相大屠殺﹐城市出現了大規模武鬥﹐死人十分慘烈。江青的“文攻武衛”獲得毛澤東批准﹐不到丰年就把民主造反派趕盡殺絕。毛澤東68年下令解放軍支左﹐把軍隊開進各單位各部門﹐實行軍事管制﹐用槍桿子架在工人的脖子上進行清理階級隊伍﹐伴之又發動“運動套運動”的“一打三反”﹐把檢舉出來的異己分子當作階級敵人關押起來﹐半夜裡武裝押上輪船﹐用黑布蒙住眼睛﹐用大石拴在受害者的腳上﹐活生生的墜下河裡﹐神不知鬼不覺地殺人滅口﹔對待有名望的有獨立思想的專家學者﹐則採取另一種肉體折磨方式﹐當時盛行的刑罰是跪玻璃和碗碎﹑‘吊半邊豬’﹑用帶刺的秤磅木棍一邊鬥一邊毒打﹐強迫受害人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待打得遍體鱗傷﹐半夜用麻繩勒死。文革時殺人絕大部份採用這種暗殺的方式。召開公審大會只是象征性“殺雞儆猴”的事﹐不過幾年又給受害人平反﹐暗殺就省了這層手續。

文革時農村殺人比城市殺人多出好幾倍﹐手段極端殘忍﹐殺人的面積普及到每個公社每個大隊每個生產隊﹐只因那裡貧窮落後﹐交通不便﹐記者少到﹐就是到了也不敢寫。其實農村殺人酷似毛澤東二十年代在湖南搞農民運動﹐先侮辱游鬥﹐然後加以殺害﹐有公開殺和暗殺兩種。

公開殺以開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為名﹐把所有‘地﹑富﹑反﹑壞﹑右﹑資﹑修和臭老九’通通抓起來﹐集中在公社人民武裝部﹐強迫居民和公社的所有中小學教師集中在公社露天大會場圍成一個大圓圈﹐然後由十多個衛紅指揮部的民兵把五花大綁的階級敵人押到中央﹐不容分說揮舞鐵棍﹐斧頭和扁挑活生生地打死﹗近山的挖坑埋葬﹐近河的推下河讓水沖走了事﹐有的還插上犯由牌﹕“反革命五類分子的下場”﹗殺人最多的是清剿廣西平桂礦區十多萬“四二二”造反大軍﹐他們吸取城市“四二二”造反派被虐殺的教訓﹐把隊伍退守據點裡﹐堅持有條件的投降﹐被當局判為反革命﹐實行武力征剿。從全省各單位各部門征集忠堅分子﹐由軍區解放軍指戰員率領﹐動用衝鋒槍輕機﹑重機槍和火箭筒等現代武器對手無寸鐵的“四二二”實行鎮壓﹐不分老幼男女﹐一被俘獲就押到礦坑上﹐踞(居)高臨下用機槍集體射殺﹐哭聲震天﹐尸橫遍野﹐目不忍睹﹐有的脅從的人當場被嚇破了膽﹐回到家裡痴痴呆呆。

暗殺令人髮指﹐衛紅指揮部的民兵無法無天﹐他們逮捕階級敵人都是集體夜晚下鄉﹐將五類分子全家男女老幼綁起來﹐押到河邊﹐先把男人拉到僻靜地方用槍托擊昏﹐然後用刺刀刺死﹐接著把女的剝光衫褲﹐輪奸後殺﹐把全家人推落河裡﹐又恐怕流不出大海﹐往往用杉木綁著死屍﹐像放木排一般讓它隨水漂流。兩廣的同胞們﹕你們大概不會忘記珠江河上日日夜夜漂流的死屍吧﹐在清理階級隊伍的六七﹑六八年中﹐無數死難者的屍體﹐女的全身裸露被縛在杉木上﹐有的被釘在電燈柱上﹐一排排﹐一串串流經虎門﹐沖出香港。為了維護祖國紅色江山的名譽﹐毛澤東從中南局軍區抽出三個團的兵力常駐廣東肇慶﹑瀾石和虎門﹐日夜打撈死屍﹐並動員沿江漁民協助﹐每撈得一具獲三十元人民幣的報酬。

總之﹐毛澤東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採用了世界上最野蠻﹑最殘忍﹑最落後的階級鬥爭分而治之來煽騙加禍統治中國人民﹐天天鬥﹐月月鬥﹐年年鬥﹐鬥到窮﹐鬥到冤﹐鬥到仇根深種﹐人與人之間彼此咬牙切齒﹐倒退到奴隸野蠻社會﹐道德淪喪﹐經濟瀕臨破產﹐城鎮已超負荷﹐人民無法繼續生活﹐為了甩掉包袱﹐減輕負擔﹐轉移人民對(共)黨和毛澤東不滿﹐中共大張旗鼓地宣傳美帝﹑蘇修對我國發動核子進攻﹐製造戰爭恐怖﹐又掀起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政治運動﹐加緊疏散城鎮人口驅趕城鎮居民下鄉務農﹐強迫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插隊落戶﹐大地神州一時出現了爹娘兄妹走相送﹐哭聲直上千雲霄的悲壯場面。到了七○年中國的精英已被殺得七零八落﹐幸存的知識分子噤若寒蟬﹐被中共牽著鼻子任憑毛澤東指往哪裡就奔向那裡。

中國人民幾十年蒙受的災難如此沉重﹐歸根結底是共產黨毛澤東極權統治所致﹐為了打倒皇帝當大皇帝﹐打倒地主當大地主﹐打倒資本家當大資本家﹐不惜把中國搞得天翻地覆﹐屠殺了四千多萬中國同胞﹐焚毀了無數的民間古典珍貴書籍﹐搗毀了無數的中國古代文物﹐摧毀了無數的知識人才﹐把中國五千多年的傳統道德秩序破壞無存﹐把中國歷史拉向倒退﹐好話講盡﹐壞事做完﹐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是中國人民千古罪人﹗

最近大紀元時報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全面地揭露了這個問題﹐聰明者應仿傚古代聖賢聞過則喜﹐聞善則拜﹐勇敢地向中國人民謝罪﹐痛改前非﹐順應歷史的潮流﹐改革政治﹐實行民主政體﹐或許求得人民寬恕。但不幸得很﹐中共反而變本加厲﹐聲言要找出九評執筆人﹐這無疑是堅持獨裁統治﹐頑固地堅決要走反民主﹑反動﹑反人民的老路。

中共諱疾忌醫﹐死不悔改﹐它走入墳墓的日子已經是為時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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