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0日訊】§§傳統的官本位思想催生大批新官僚
——中國科研體制致命傷
中新網5月18日報導，中科院沉文慶院士日前在一個公開場合表示，「封官」做法使中國沒科學大師。過早給科研人員委以「官職」制約了中國科學大師的誕生。他說，現在科技界「封官」的做法已經形成慣例，青年科學家們成果一出就立即被委以各種「管理重任」，很多具有世界科學大師潛質的年輕人都過早被埋沒了。這是行家振聾發聵的預言。
其實，這個問題的出現並非一朝一夕。早在幾年前，一些地方政府打著重視人才的幌子，掀起了一股博士從政的熱潮，許多沒有任何從政經驗的博士們被從大學直接安排到政府的領導崗位上，使得這些具備科學潛質的年輕人不得不整天埋頭於行政事務中。博士從政的背後是強烈的官本位思想。而這種官本位思想直接危害著中國的科教事業。如今，在一些學校，博士畢業以後，首先會選擇到一些管理部門任職，希望能夠通過的自己的學歷優勢，走終南捷徑，儘快在行政管理領域嶄露頭角。
這種獨具中國特色的從政之路，與我國的傳統文化有著直接的關係。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學而優則仕，因此，在青年科學家的潛意識中，只要取得一些成績，這應該通過仕途來證明自己。官職的大小，往往預示著自己科研水平的高低。所以，即使為了證明自己，也樂意被委以管理重任。事實上，一旦擔任某些官職，科研經費就會有保障，科研設施有保障，科研助手也有保障。這種科研成果出官，官員又催生科研成果的現象，導致中國出現了特有的官僚隊伍。那些科學家出身的年輕人沒有從事管理工作的經驗，但這絲毫不影響他們發號司令。
從科研發展內部規律來看，從立項到審批項目，從著手實施到成果鑑定，其中有太多的因素不為科學家們自己所掌控。在科研項目立項報批階段，儘管科研工作尚未展開，但是科研工作者不得不寫出詳盡的科研立項報告，以供那些行政官員審核。由於行政官員並不瞭解學科發展的趨勢，所以在審批項目的過程中間，不得不藉助於科學家們進行評審。然而，由於評審的組織工作掌握在行政官員手中，這就為靈活操作提供了便利。如果能夠成為負責他人科研項目審批的官員，那麼，就可以擁有立項的主動權。從這個角度來看，許多科學家熱衷於從政也在情理之中。項目獲得批准後，需要組織大量的人力、物力進行實施。如果身處領導崗位，那麼就會處處得心應手；如果沒有管理權力，那麼就會處處受制於人。所以，作為一個科學家最理性的選擇就是擔任領導職務。好容易等到科研成果完成，還面臨一個鑑定和推廣的問題，如果擔任一定的領導職務，就能在鑑定的時候邀請到許多同行前來捧場。在科研成果的推廣方面，也會有很多優勢。
或許正是基於上述考慮，國家有關部門近年來已經習慣性的將那些有潛質的科學家推到領導崗位，希望他們能夠藉助更多的資源，取得更多的科研成果。然而，由於魚和熊掌不能兼得，因此，那些擔任領導職務的科學家們反而無法做出科研成績。更有甚者，一些脫離了科研崗位的領導看到昔日的同事們在科研工作中不斷取得成績，他們會利用自己手中的職權，千方百計地霸佔同事們的科研成果，更有甚者，出於嫉妒心理，想方設法的貶低甚至扼殺同事們的科研成果。中國的科技界已經出現了類似於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
中國科技界的問題，根子出現在行政管理體制不合理上。在我國審批科研大行其道，長官意志隨處可見。由於科技界缺乏自己的自治體系，沒有形成整體上的政府和其他社會階層相互談判的機制，導致中國的科技界處處受制於人。不論是科研經費的取得，還是科研成果的鑑定都需要依賴行政部門，這就為中國科技的發展定下了一個灰色的調子。如果脫離了行政部門的支持和引導，中國的科技寸步難行。這是中國科技發展的悲哀，也是中國科學家的悲哀。
§§缺乏學術自由強化了官本位
——以北大教改為例
2004年第1期《讀書》雜誌發表了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先生談北京大學教改的文章，在學術自由、官本位等方面，對北大改革的目的進行了說明。在談到學術自由的問題時，張維迎教授認為，對於一個大學或者任何一個以創造知識為目的的組織來說，學術自由都是非常重要的，偉大的思想無不來源於自由的探索。張教授還引用洪堡的話說，學術自由不僅會受到政府的威脅，還會受到學術組織本身的威脅，這些組織一開始有一種特定的觀點，然後就傾向於壓制其他觀點的興起。然而，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甚麼呢？張教授說，學術思想只有在開放競爭的環境下才可能有自由。
現在的問題不是沒有開放性，而是沒有透明度。張教授極力廢黜家長制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似乎仍然沒有找到實現的路徑。現在的大學不是沒有自由，而是自由被用錯了地方。一些成為博士生導師的老師，從來都沒有為本科生開課的習慣，也沒有潛心從事學術研究的時間，而是熱衷於作報告、出國下海。高校老師的學術自由已經被濫用了。解決的辦法當然不是增加教師的流動性，而是讓教師老老實實地種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學術自由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物質上的自由；一個是精神上的自由。所謂物質上的自由，就是要讓大學教師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有必要的工作條件，在衣食無憂的情況下從事學術上的創新工作。物質上的自由，是精神自由的前提和基礎。所謂精神自由，就是在憲法的保護下，自由地從事知識的創新工作。大學教師是整個社會發展的溫度計、晴雨表，也是社會環境中的啄木鳥。大學教師的懷疑心態和質疑精神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如果禁錮了大學教師的這種原創能力，那麼，整個社會就不太可能進步了。張教授講到了開放，講到了競爭，但是開放和競爭並不等於透明度。透明度要求大學教師作為一個職業必須有一個相對穩定的收入預期，透明度更要求大學教師的評聘工作完全透明，比如說，應聘教學崗位的大學老師應該公佈自己的教學和科研成果，學術評審委員會在評議的過程中應該公開透明等等。現在的問題是，一些大學教師的評聘工作猶如黑社會組織開會，評審委員會的委員們贊成還是反對，贊成的理由是甚麼，反對的理由是甚麼，外人並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競爭上崗也就為排斥異己增加了更多的機會。現在大學教師普遍不滿意的是沒有透明度而不是沒有流動性。北大實現學術自由的方向是正確的，但似乎沒有抓住根本性的問題，或者說，北大的改革追求的是實質正義，但由於缺乏程序支持，所以恐怕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學術自由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字眼，它需要通過一系列的程序來加以實現。張教授認為只有武藝高的人膽子才會大，武藝不高，膽子就大不起來。現實的情況可能正好相反，無知者無畏。種種學術黑幕，恰恰說明當前的首要問題是，增加大學教師評聘工作中的透明度，而不是通過切分蛋糕的方式進行利益的再分配。
關於官本位，張教授認為與學者水平有關。其實，官本位的產生和學術規範有關，但與學者水平無關。由於缺乏起碼的學術規範，人們只能寄希望於通過非學術的方式來進行學術評價，官本位制度應運而生。舉個簡單的例子，現在教師職稱評審過程中，由於學科委員會沒有能力評判優劣，於是，便將矛盾上交，學校的學術委員會不可能瞭解每一個學科的具體發展情況，所以只好求助於行政裁決的方式來決定學術評價問題。張教授認為，一個組織越是水平低的人多，就越是著迷於內部權力鬥爭。水平高的人忙著去創造價值，水平低的人忙著去分配，而不是創造價值。這是非常有見地的議論。但是，解決官本位的問題還是要從程序出發，要求學術評審委員會的委員都公開發表自己的意見，只有這樣，才能防止問題上交，才能從根本上杜絕官本位現象。現在的核心問題是，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一些有作為的教師為了掌握自己的命運，得到評判他人的權利，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研究課題，到處鑽營，爭取一官半職。由於在個別學校官本位現象已經非常嚴重，一些教師不得不藉助於外部的力量來實現自己的目的，因此，一些大學教師力爭通過公開應聘的方式到政府部門擔任領導工作，然後再利用政府官員的身份來爭取學術話語權。學術活動被扭曲如此，單靠折騰教師有甚麼用呢？現在沒有人懷疑北京大學提高教授水準的目的，人們懷疑的是，由行政領導來引導改革可能會適得其反。北大的改革路徑應該是，將權力下放到各個學院，由各個學院建立獨立的公開透明的評審體系。北大校方只需要負責後勤管理和學術評審的程序性審查工作即可。北大的現行改革不但沒有打破官本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強化官本位，這是改革方案最值得商榷的地方。
如今，大學的負責人都有很強的使命感和緊迫感，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但是，有時候大學負責人的不作為恰恰能夠推進大學的改革。假如有那麼一天，北京大學的校長也能像牛津大學的校長那樣成為一個名譽上的職位，北京大學的改革或許才有希望。現在中國高等院校的校級領導權力太大，所以，學術評審工作也自然提交到校級領導機關進行審查。校領導可能是教授出身，不想過多地參與行政事務，但現行體制決定它必須裁決學校的一切糾紛。現在，大學的改革也要由學校的領導來推動，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北京大學的領導都是明白人，但是他們所處的位置決定了，這場改革只能以行政手段來加以推動。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是倡導改革者內心的隱痛。當然，我不排除這樣一種情況，那就是北大的校級領導一致認為，由各個學院自行推行改革方案成本更高，所以必須由校級領導統一作出部署。如果是那樣，我們無話可說。
通過這次改革討論，我們更深入地瞭解了官本位的危害性。
§§中國科研共同體自治之路漫長
——中國科研工作者頭上的三把刀
目前，中國的科研體制仍然是中國行政體制的一個附屬部份。中國的科研機構是事業性單位但行政化管理。科研機構的負責人由國務院行政主管部門委任，而不是由科研機構的內部選舉產生。因此，科研機構的負責人只需要對行政部門負責而不需要對科研機構內部的工作人員負責。這種科研管理體制，決定了科研機構本身缺乏獨立的人格，它們不能獨立於政府管理機構之外，以自己的意志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科研機構的非獨立性，決定了科研機構管理的官僚化。或者換句話說，由於科研管理機構的官僚化，導致科研機構缺乏獨立的自治能力。科研機構的行政色彩不僅體現在對外關係方面，也體現在科研機構內部各個層面。在任何一個科研院所，層層疊疊的大大小小的管理機構數不勝數。科研工作者為了報銷一張出差的飛機票可以在不同的科研單位耗費一天的時間。所以，科研管理體制的官僚化，是高懸在中國科研工作者頭上的第一把刀。
目前，衡量科研工作水平高低的主要尺度掌握在西方國家。凡是能夠在西方國家的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的，都被視作科研成果。如果科研工作不被西方國家所承認，那麼，該科研成果也不會得到國內同行的認可。這種獨特的評價體系決定了在中國科研機構內部不可能建立自主的評審標準。中國的科研工作評審的自主權掌握在外國人的手中。因此，中國不可能在短期內設立類似於西方中世紀自治色彩的學術法庭，在行業內部處理自己的事務。科研評價標準嚴重依賴外國，是高懸在中國科研工作者頭上的第二把刀。
由於長期的不良教育，導致中國的科研工作者普遍缺乏獨立的人格。在科研機構內部，互相不買賬或者明爭暗鬥的情況非常普遍。在許多領域，無法建立起自我規範、自我約束、自我教育、自我發展的學術自治機構。在有些學會，為了爭名奪利，不惜動用行政的和其他的權力互相傷害。學術品格的低下，使得中國的科研隊伍一盤散沙。如果沒有外部力量的強有力的監督，那麼這支隊伍可能無所作為。這是一種令人悲哀的悖論：科研發展規律決定了科研工作者必須實現自治，但如果沒有行政監督和保障，科研工作者根本無法開展工作。正像一位高校的黨委書記所說，現在大學教授普遍要求獨立自主，可是在選舉院長和系主任的時候又相互勾心鬥角，拉關係走後門，把學校弄得烏煙瘴氣。科研隊伍素質不高，是高懸在中國科研工作者頭上的第三把刀。
現在，已經有很多有識之士看到了中國科技領域面臨的危機，他們呼籲政府加大投入，也希望政府能夠對科研工作進行強有力的干預。然而，這樣做可能會解決一時的問題，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中國的科研自治之路依然漫長。
（轉載自《民主通訊》）(//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