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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1日訊】 在“胡適思想批判”運動的高潮時，曾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彭柏山發表發表了一篇名爲《論胡適政治思想的反動本質》的批判文章。與當時發表的成千上萬其他聲色俱厲的大批判文章相比，這篇文章並不引人注目。不過，若把這篇文章的主要觀點與作者本人後來的遭際聯繫起來，則不能不引人深思。　　

在這篇文章中，彭氏主要批判了胡適所主張、宣揚的“個人主義”。他問道：“胡適究竟是怎麽樣的一個人呢？簡單地說，他是一個極端卑鄙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政治陰謀家。”作者認爲現在“這種所謂發展個性的思想，實質上是在於一方面把資產階級對勞動人民的剝削，說成是資產階級的‘天才’的個性的發展；一方面用發展個性的幌子來陰謀拆散勞動人民的集體行動。所以，它就是法西斯主義形成的基礎，是資產階級的極端反動的理論。”胡適在中國“宣傳這種在世界範圍內已經成爲極端反動的個人主義思想，一方面爲中國後來的法西斯主義開闢了道路，同時也就是胡適用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武器。”“胡適的思想，是買辦資產階級思想，是以個人主義作爲基本原則，以實用主義作爲理論基礎，以改良主義作爲他在政治上進行反人民活動的陰謀手段。所有這些，也正是舊中國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生産性質和生産方式的集中反映。”在對胡適的個人主義作了如此激烈批判之後，作者筆鋒一轉，又指向尚在國內的“個人主義”：建國後“社會主義已在全國範圍內占了壓倒一切的優勢”，“一切個人主義思想、反動的唯心主義哲學、改良主義等等，已沒有合法的地位。”但由於“國內還存在著階級矛盾”，“國外帝國主義仍然包圍著我們”，“胡適派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仍然起著危險作用”，所以“必須進一步展開鬥爭”。他進一步說：“在我國過渡時期，資産階級個人主義者企圖維持現狀，取消階級鬥爭……這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毫無共同之點，因而是極端反動的。”因此要加強鬥爭，“必須從思想上清除各種各樣的個人主義、唯心主義、改良主義等等”。　　

歷史有時確是殘酷。這篇文章發表於1955年2月7日的《解放日報》，但就在三個月後，此文墨迹未乾，彭柏山本人於5月中旬在上海卻突然被捕， 罪名是“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彭在30年代就是“左聯”成員，與胡風甚熟；他在1935年加入中囯共產黨，後又在新四軍中任職，解放戰爭時曾任華東野戰軍軍政治部主任，某軍副政委，建國後調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上海市委宣傳部長。資格不可謂不老，官階也不可謂不高，但僅因30年代與胡風的關係（如今衆所周知，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本身就是一大冤案），轉眼便成爲階下囚，隨即被開除出黨，備受迫害，毫無辯白的“個人權利”，終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直到1980年才獲平反昭雪。　　

從彭柏山撰文嚴批、並主張用“階級鬥爭”來徹底清除“個人主義”到一夜間反成爲他所宣揚的“階級鬥爭”的“專政物件”、其個人基本權利（甚至生存權）都沒有絲毫保障，這當然不能說是歷史的報應，應當說只是一種歷史的偶然。但是，當個人主義被徹底肅清之後，個人權利便不獲保障，因此每個個人都有隨時遭到各種迫害的可能，這卻是必然的。所以彭柏山的悲劇並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而是一個時代的悲劇。正因爲此，才會有論者在幾十年後痛定思痛地寫道：“個人主義是對抗專制的最佳方式。個人從獨裁者那裏贏回的每一個權利都削弱了後者對權利的壟斷。每個個人的自我意識的發展都是對犯有自大狂的獨裁者的糾正。”“個人是人類存在的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單位，但每個個人又是一個小宇宙，代表了整個人類，也是社會進步的終極目的。個人身上包含著一切人類的價值：沒有個人的尊嚴，就無人類尊嚴可言；沒有個人權利，就無人權可言。個人的貶值也就是人的貶值，摧毀個人也就是摧毀人類的第一步。”（錢滿素：《愛默生和中國－－對個人主義的反思》，三聯書店1996版，第231、235頁）是爲的論。

──轉自《問題與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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