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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4日訊】 羅曼.羅蘭1935 年對蘇訪問一個月中所寫的《莫斯科日記》按作者的要求封存了半個世紀後才重見天日。之所以要封存如此之久，主要是作者在日記中對蘇聯略有微辭，但在幾乎所有“微辭”之後，作者立即又反過來爲他所批評的現像作一番“可以理解”的辯解，唯恐因這些“微辭”使外界對蘇聯産成“不良影響”。

例如，他親眼看到群衆對史達林種種令人肉麻的個人崇拜而反感之致，但立刻又認爲這是由於“所有的人都處在集體狂熱的影響之下－－期望、快樂和信心的狂熱，狂熱地確信他們在世界上爲之效力的事業的正確和宏偉。在歷史上，這被稱爲‘成功時刻’－－人民最充分地經受自己命運的時刻。”“雙手服從大腦－－共產黨及其人民委員會。這是可靠的大腦，而且，它可靠地架在肩膀之上。”對於他所景仰的、英明的史達林爲何會容忍甚至欣賞這類明顯是阿諛奉承的個人崇拜他先是表示不解，認爲這是一個歷史之謎，隨即又作出這並非史達林慫恿、只是心想：“讓他們誇吧，只要他們做我希望做的事”的解釋。

對蘇聯當時貫徹“階級路線”，不許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少年上學或進工廠的政策，他開始非常不滿，但隨後又認爲是“可以理解”的了：“還有其他許多不公正的表現，包括把不信任轉移到兒童身上，而這種不信任或許是他們的父輩或者他們根據出身所屬的階級所應得的：不充許他們獲得任何崗位，甚至是爲成人活動作準備的學校中的崗位。因此，正在不人道地形成賤民階級。必須承認這一切，只能對此感到可惜，只能糾正和根除－－但無論如何不能不理解這一切。”

作爲一個敏銳的觀察者，他看到蘇聯的領導層的權力實際是不受監督的，而且在生活和社會的方方面面享有種種特權，他非常擔心由此會産生一個“特殊的共産主義特權階層”，不過他立即又寫道：“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我不會大肆宣揚革命的失敗。我從不認爲，革命能夠一下子、立即實現人類兄弟般的團結和無產階級的社會。”“蘇聯革命可能成爲人類社會在通向這個目標的道路上邁出的最大一步。對蘇聯革命的榮耀來說，這已足夠……無論今後將發生什麽，將始終需要管理人類巨大軀體的中樞。”

作爲一個充滿愛心的人道主義者，他對史達林的蘇聯濫用權力、擴大專政當然屢表反感，但終認爲“濫用權力是由情勢（和事實）的邏輯所引起的”，“這是‘戰時狀態’。這是‘戒嚴狀態’。”這位深具博愛精神的人道主義者得出的結論之一甚至令人毛骨悚然：“精心選擇的政黨對千百萬非党人士的不屈不撓的專政是需要的。非党人士或許比敵人更危險，因爲不能確定他們的準確人數……我不能譴責專政（只能因爲它努力僞裝起來而譴責它），因爲危險仍存在。”

儘管對所有的罪惡他幾乎都作了一番辯白和洗刷，但最後他還是擔心地說：“當我重讀這些筆記時，我感到擔心，它們可能顯得過於持批判態度，並使把我當作兄弟的人們感到不愉快。我希望，將不會發生這樣的事，那些將閱讀我的日記的人們，能感覺到我對我所寫到的人們的尊敬和依戀……我在作出總結時，說出了自己的有利於蘇聯和史達林的政策的意見。目前這些政策包含某種消極的東西；這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史達林的政策所包含的積極的東西遠遠超過所有消極的東西。我絲毫不懷疑，世界更美好的未來是與蘇聯的勝利連在一起的。”

經歷了幾十年的風雲劇變之後，我們今天讀到這段文字不能不感歎歷史實在是過於無情。但這絕不僅僅是羅曼.羅蘭個人的悲劇，而是那幾乎一代知識者的悲劇，因爲這種思想在當時所謂“知識階級”中有絕大的影響，“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這一口號曾鼓舞起一代人的理想之帆。對蘇聯的態度，在當時完全成爲衡量“進步”與“反動”的標準。在中國，左翼知識者的觀點、態度自不待言，甚至向被認爲是知識者“右翼”的代表胡適，也曾對蘇聯屢有讚美。

衆所周知，胡適對馬克思主義向不表贊同，在1919年有關“問題與主義”的討論中與李大釗就此曾有過一番不小的爭論。不過，他在1926年所寫的長文《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對社會主義卻又大表讚揚：“十八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十九世紀以來，個人主義的趨勢的流弊漸漸暴白於世了，資本主義之下的苦痛也漸漸明瞭了。遠識的人知道自由競爭經濟制度不能達到真正‘自由，平等，博愛’的目的。向資本家手裏要求公道的待遇，等於‘與虎謀皮’。救濟的方法只有兩條大路：一是國家利用其權力，實行裁制資本家，保障被壓迫的階級；一是被壓迫的階級團結起來，直接抵抗資本階級的壓迫與掠奪……於是幾十年之中有組織的勞動階級遂成了社會上最有勢力的分子。十年以來工党領袖可以執掌世界強國的政權，同盟總罷工可以屈伏最有勢力的政府，俄國的勞農階級竟做了全國的專政階級。這個社會主義的大運動現在還正在進行的時期。但他的成績已很可觀了。”

就在這篇文章寫後僅一個多月，胡適便取道俄國前往歐洲，在莫斯科停留三天，有機會親眼看看這個“勞農專政”。這三天中他馬不停蹄，參觀了革命博物館、監獄，會見了一些科學、教育界的人士，深爲這場嶄新的“實驗”所感動，迫不及待地在給友人的信中暢談自己的新鮮感受。這些信件集爲《歐遊道中寄書》（收入《胡適文存》第三集卷一），與羅曼.羅蘭的《莫斯科日記》可說有異曲同功之妙。

他在給友人的信中抑制不住自己的心情，興奮地寫道：“此間的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說有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的理想也許我們愛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們的意志專篤（Seriosness of Purpose）， 卻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我們這個醉生夢死的民族怎麽配批評蘇俄！”“在世界政治史上，從不曾有過這麽大規模的‘烏托邦’計劃居然有實地試驗的機會。”他對“有計劃”格外欣賞，認爲“要幹政治，必須要有計劃，依計劃做去。這是方法，其餘皆枝葉耳。”因此，他甚至也在某種程度違背自己所服膺的“自由”原則，而對“專政”（當時音譯爲“狄克推多”）欣然贊許：“蘇俄雖是狄克推多，但他們卻真是用力辦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時代。依此趨勢認真做去，將來可以由狄克推多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同時，參觀革命博物館使他産生了一種深深的自責：“我又感覺一種刺激。我們這幾年在北京實在太舒服了，太懶惰了，太不認真了……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館’，看那一八九Ｏ－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真使我們愧死。”胡適的這些觀點在國內被報紙摘登發表，在他的朋友中引起不同反響，有人贊同，有人反對。針對種種疑慮，胡適自信地回答說：“我所見已使我心悅誠服地承認這是一個有理想、有計劃、有方法的大試驗。我們的朋友們，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與制度的朋友們，至少應該承認蘇俄有作這種試驗的權力。”徐志摩向胡適提出幾點質疑：蘇俄的烏托邦理想在學理上有無充分的根據，在事實上有無實現的可能？他們的方法對不對，有無普遍性？對此，胡適10月在歐洲給徐志摩寫了一封長信，針鋒相對地反問道：“資本主義有什麽學理上的根據？國家主義有什麽學理上的根據？政黨政治有什麽學理上的根據？”“政治上的歷史是《紅樓夢》上說的‘不是東風壓了西風，便是西風壓了東風。’”同時，他還批駁了“私有制廢除之後，人類努力進步的動機就沒有了”和“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不能有偉大的生産力”這兩個“成見”。認爲人類進步、發展的動力與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無關，“無論在共産制或私有制之下，有天才的人總是要努力向上的”；資本主義現在生産力的發達在於其“生産組織”的發達完備，社會主義目前落後的原因在於生産組織的暫不完備，今後趕上資本主義“並不是絕對不可能的”。對社會主義制度有無普遍性這一問題，胡適的回答是：“什麽制度都有普遍性，都沒有普遍性……我們如果肯‘幹’，如果能‘幹’，什麽制度都可以行。如果換湯不換藥，如果不肯認真做去，議會制度只足以養豬仔，總統制只足以擁戴馮國璋、曹錕，學樣只可以造飯桶，政黨只可以賣身。”很難想像，這些文字是出於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之手。

此後，在歷史的風雲變幻中胡適對蘇聯的看法不斷有所改變，在近三十年後，他終於有機會對當年的觀點公開表示反悔。

1953年雷震在臺灣主辦的《自由中國》雜誌連載了殷海光翻譯的奧地利經濟學家海耶克（F.A.Hayek）於1944出版的《到奴役之路》（今譯《通往奴役之路》）。這部著作堅決反對計劃經濟，宣揚市場經濟和個人主義，成爲現代自由主義的主要代表之作。1954年春，胡適從美國回台訪問近兩個月，還專門就此作了一場題爲《從〈到奴役之路〉說起》的演講。他對海耶克“一切計劃經濟都是與自由不兩立的，都是反自由的”觀點大爲稱讚：“因爲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計劃經濟，所以儘管自由主義運動者多少以爲：社會主義當然是將來必經之路，而海耶克先生卻以一個大經濟學家的地位來說：一切社會主義都是反自由的。”同時，他對自己20年代的觀點作了公開的懺悔。他說：“在民國十五年六月的講詞中，我說：‘十八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當時講了許多話申述這個主張。現在想起，應該有個公開懺悔。不過我今天對諸位懺悔的，是我在那時與許多知識份子所同犯的錯誤；在當時，一班知識份子總以爲社會主義這個潮流當然是將來的一個趨勢。我自己現在引述自己的證據來作懺悔。”緊接著他將鋒芒指向臺灣當局，因爲國民黨一直標榜“節制資本”“反對資本主義”（不管實際怎樣，起碼口頭如此），強調“國營”，主張政府對經濟的“統制”和計劃（實際以官僚資本壓制民間、私人資本）在撤台後相當一段時間內對經濟的管制更嚴。針對這種狀況，胡適說：“現在臺灣的經濟，大部分都是國營的經濟，從理論與事實上來說，像海耶克這種理論，可以說是很不中聽的。”希望國民黨當局聽了這些話，看了《自由中國》等雜誌後“也不要生氣，應該自己反省反省，考慮考慮，是不是這些人的話，像我胡適之當衆懺悔的話，值得大家仔細一想的？大家不妨再提倡公開討論：我們走的還是到自由之路，還是到奴役之路？”他提出臺灣應爲資本主義正名，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從壟斷經濟走向自由經濟，同時在政治上改變一黨專制的狀況。他說“資本主義不過是‘勤儉起家’而已。”“‘勤儉爲起家之本’，老百姓辛苦血汗的所得，若說他們沒有所有權是講不通的。從這一個做起點，使人人自己能自食其力，‘帝力何有於我哉’這是資本主義的哲學，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哲學。這是天經地義，顛撲不破的。”“我們也應該想想，是不是一切經濟都要靠政府的一般官吏替我們計劃？還是靠我們老百姓人人自己勤儉起家。”“我們還是應由幾個人來替全國五萬萬人來計劃呢？還是由五萬萬人靠兩隻手、一個頭腦自己建設一個自由經濟呢？”

羅曼.羅蘭與胡適都不是社會主義者， 但他們在二三十年代對蘇聯大致相同的看法的確不是偶然的，反映了當時知識界的思想取向。當然，胡適的幸運在於“天假以年”，歷史給他以反悔的機會，而早在1944年就辭世而去的羅曼. 羅蘭當然無此“機會”，所以對蘇聯始終充滿感情。對一種社會的本質的認識確非易事，有時，是需要幾代人的時間的。

──轉自《問題與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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