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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6日訊】 　　1936年元月5日﹐ 時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的丁文江在湖南譚家山煤礦攷察時因煤氣中毒遽爾長逝。消息傳來﹐知識界為之震動。其後﹐便是一片冷寂。除胡適在50年代匆匆寫就《丁文江的傳記》以慰追思之情和偶有幾篇零星文章外﹐這個名字逐漸被人淡忘。但是﹐這卻是一個不應忘卻的名字。

　　1887年﹐丁文江（字在君）出生在江蘇泰興一戶鄉紳之家。4歲即入私塾﹐ 正式接受傳統教育。

　　但一個偶然的機會卻使他“改弦易轍”﹐于1901年年僅14便東渡日本﹐研修新學。一年半後﹐因不滿足在日本得到的“二手知識”又遠涉西洋﹐赴英國留學﹐鑽研地質學和生物學。

　　1911年暮春﹐去國十年整的丁文江終于學成歸國﹐決心以科技興國。他不僅多次跋山涉水﹐探尋礦藏﹐而且在極困難的條件下創辦中國地質調查所﹐出任首任所長﹐是為中國科學制度化的嚆矢。他還努力統一科學譯名﹐培養中國第一批現代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這些都為中國現代地質學的創立與發展奠定了基礎。他篤信科學無所不能﹐不但適用于自然研究﹐而且能應用于人文研究。為此﹐撰寫了《哲嗣學與譜牒》及《歷史人物與地理之關係》等文章﹐嘗試用優生學和統計分析方法研究“人文”問題。使許多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也堅持“科學”原則
﹐如在外面飯館吃飯必用工水洗杯筷﹐不喝酒卻常在家中用酒洗杯筷﹐因此胡適等人都說他“是一個歐化最深的中國人﹐是一個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

　　這樣﹐當張君勱1923年在清華大學作著名的“人生觀”演講﹐以宋明理學雜糅柏格森﹑奧伊肯等西方現代生命哲學“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時﹐必然引起丁文江的強烈反對。丁文江經馬赫﹑皮爾生等人的經驗論科學觀為武器﹐反駮張君勱的論點﹐成為“科玄大論戰”中“科學派”的主將。為了論證“科學的人生觀”﹐他把達爾文的進化論詮釋成一種“道德的”學說﹕“故天演之結果﹐凡各動物皆有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之天性﹐蓋不如是不足以生存也。”“所以我的宗教定義是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天性﹐是人
類同動物所公有的。”（《玄學與科學答張君勱》）他把人類的道德奠造在動物本能這種生物學基礎之上﹐以圖為“科學方法”介入道德領域提供依據。丁的摯友胡適﹐便根據天文﹑地質﹑生物等自然科學現論﹐建構了名聞一時的“科學的人生觀”體系﹐由于共有十條大綱﹐被時人戲稱為“胡適十誡”。

　　不錯﹐他們就是要把“形下”的科學提昇為“形上”的終極價值。但他們努力確實沒有或者說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然若深究一下“五四”時期的中國人在諸種思想中為何獨獨選中“科學思想”來鍛造現代中國的終極價值體系﹐大概更有意義。

　　海通以還﹐中國傳統價值體系就受到“西學”的步步緊逼﹐但最先的反應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並未意識到價值的危機。稍後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卻是已經意識到價值危機的一種保守反應。再後﹐便有“採西學”直至用“民主科學”重鑄中國價值系統的努力。近八十年間﹐中國人對價值系統的重建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其實﹐近代中國人並非不了解西方思想中的“基督教”價值系統。蔣方震早就有言﹕“歐洲近世史之曙光﹐發自兩大潮流。其一﹐希臘思想復活﹐則‘文藝復興’也﹔其二﹐原始基督教復活﹐則‘宗教改革’也。”（《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史. 自序》）但自明季耶教東來﹐基督教始終難以“中國化”﹐特別是其“禁拜祖宗”﹐引起中國朝野的絕大反感。

　　康有為認識到西方的強大不僅在其“政”﹐更在其政後之“教”﹐因而希冀把儒學變為儒教﹐把孔子變為基督﹐“庶幾人心有歸﹑風俗有向﹑道德有定﹑教化有准﹐然後政治乃可次第而措施也。”（《以孔教為國教配天議》）但這種把孔子神秘化的主張﹐遇到幾乎所有人的反對﹐甚至他的門生梁啟超亦直言“其師好引緯書﹐以神秘性說孔子﹐啟超亦不謂然”。（《清代學術概論》）

　　嚴復在一本本移譯西方經典著作之時﹐也關注一種“形上”之“道”。他曾以極大的熱情評點《老子》﹐企望能在斯賓塞的“不可知之物”﹑老子的“道”﹑佛教的涅槃﹑吠檀多的不二論和理學的太極之間尋求某種終極物。譚嗣同﹑章太炎等深耽于佛學之中﹐力圖使佛學既具有超越性又宜于近代中國的終極價值。因此﹐佛學在近代中國思想界一度蔚為大觀﹐十分引人注目。但梁啟超頗為尖銳地寫道﹕“稔惡之輩﹐斷章取義﹐日日勇于為惡﹐恃一聲‘阿彌陀佛’﹐謂可湔拔無余﹐直等於‘羅馬舊教’極敝時﹐懺罪與犯罪﹐並行不悖。……率此不變﹐則佛學將為思
想界一大障﹐雖以吾輩夙尊佛法之人﹐亦結舌不敢複道矣。”（《清代學術概論》）

　　當幾代志士仁人為重建中國價值體系的上下求索一一落空之後﹐擺在“五四”一代面前的“思想憑借”﹐大概只能是“科學”了。要徹底擺脫已有的思想憑借﹐完全“憑空”創造一整套思想﹑價值體系﹐幾乎是不可能的。無怪乎丁文江滿懷信心地要把科學的“勢力範圍﹐推廣擴充﹐使他做人類宗教性的明燈﹕使人類不但有求真的誠心而且有求真的工具﹐不但有為善的意向而且有為善的技能﹗”（《玄學與科學答張君勱》）

　　或許﹐你將以為丁文江是位固守本本的“觀念人”。不﹐不是的。他完全是位“行動人”﹐他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

　　由專業性質所決定﹐丁文江多次到茫茫荒野進行地質攷察﹐有時會同幾位助手﹐有時孤身一人﹐踏遍萬水千山。他曾攀登海拔四千多米的牯牛寨﹐兩次橫渡金沙江深谷﹐櫛風沐雨﹐蓽路藍縷﹐其中的艱難險阻﹐超出常人想象。

　　經年的四處奔波﹐使他對當時社會的黑暗和政治的腐敗﹐較一般知識分子有更為真切的了解﹐因而具有更為濃烈的“懮患意識”。所以﹐當胡適發誓“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談政治”時﹐丁文江立即反駮說﹕“你的主張是一種妄想﹕你們的文學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設﹐都禁不起腐敗政治的摧殘。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會改善的必要條件。”為改造政治﹐他與胡適等人于1922年創辦了《努力週報》﹐發表大量文章力促“好人”出來從政。在《少數人的責任》一文﹐他果決地聲明﹕“要認定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義務。不要再上人家的當﹐說改良政治要從實業教育手。”“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這樣﹐解決的辦法自然就是“只要少數裡面的少數﹐優秀裡面的優秀﹐不肯束手待斃﹐天下事不怕沒有辦法的……最可怕的是有知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顯然﹐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與一種“唯我獨醒”的精英意識融合在他的思想中。前者使他積極從政﹐後者使他與大眾保持相當距離而更接近統治者。因此﹐《努力》同仁頗為天真地幻想使軍閥從善﹐以為由“好人”組成政府便可政治清明。循此原則﹐《努力》核心中的三成員于1922年9月入閣﹐分任總理﹑財政部總長和教育部總長﹐ 被戲稱為“好人內閣”。然而無情的現實很快就粉碎了他們的一廂情願﹐所謂“好人內閣”被軍閥玩弄于股掌之中﹐僅存在兩月便被迫解散。《努力週報》勉力維持到1923年10月亦不得不宣告停刊。胡適在《一年半的回顧》中喟然長嘆﹕“我們談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謂止了壁了。”

　　然而丁文江卻依舊保持“干政”的熱情﹐依然幻想“改造軍閥”。他對各路軍閥的籍貫﹑年齡﹑出身﹑天資高低﹑教育程度﹑生活習慣﹑彼此關係﹑部隊數量﹑訓練水平﹑武器配備等各種情況瞭如指掌﹐使同僚大為驚詫。他的一些軍事分析評論文章後來彙編成《民國軍事近紀》一書出版。他總認為﹐這些軍閥天資彼佳﹐只可惜因未受過現代教育而不能造福于社會。他有感于中國近代軍事教育的極端落後﹐一些軍官連軍事地圖都看不懂﹐曾誠心向軍閥孫傳芳建議由他來替孫創辦一所現代化的軍事學校。不料孫傳芳哈哈笑道﹕“丁先生﹐你是個大學問家﹐我很佩服。但是軍事教育﹐我還懂得一點﹐－－我還懂得一點。現在還不敢請教你。”（胡適﹕
《丁文江的傳記》）幾經活動之後﹐丁文江于1926年5 月被孫傳芳任命為新設立的“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似乎給他一展平生報負和發揮行政才能的機會。他立即開始實施雄心勃勃的“大上海”計劃﹐其中有兩點成就頗值得一書。一是把歷來沒有統一行政中心的南市﹑閘北﹑滬西﹑浦東﹑吳淞等區首次完全統一在這個新的行政機構之下﹐為後來“上海特別市”的建立打下基礎。另一則是通過長達四個月的談判交涉﹐收回會審公廨。但此時要打倒包括孫傳芳在內的北伐已經開始﹐期望有益于社會的丁文江實際站在了進步力量的對立面。在北伐軍佔領上海前夕﹐他終于辭去職務﹐但仍為北伐軍通輯﹐一度蟄居大連﹐後又重返學術園地。

　　對丁文江來說﹐這無疑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他一次次力圖改造軍閥﹐企盼他們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結果不是被軍閥玩弄于股掌之中﹐就是站在進步力量的對立面﹐久久不為世諒﹐給他的一生矇上一段難以消除的陰影。據蔣廷黻回憶﹐丁文江曾多次揶揄地說﹕“中國的問題要想解決非得書生與流氓配合起來不可。”（《我所記得的丁在君》）語雖尖刻﹐卻透露出一種深深的無奈與失望。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使一度消沉的丁文江深受刺激﹐再度振作起來﹐又與胡適等人創辦了《獨立評論》。然而歷經近十年的風雨坎坷後﹐他們心境已變﹐了無當年創辦《努力週報》時急欲實際從政的熱情與信心﹐僅希望“不倚傍任何黨派”以“獨立”的身份評論政治。丁文江在從事科學研究的同時﹐又對“天下事”廣發議論。在《假如我是張學良》一文中為張學良設計作戰方案﹐儼然一位軍事學家﹔在《假如我是蔣介石》一文中苦心勸蔣“立刻完成國民黨內部的團結”﹐“立刻謀軍事首領的合作”﹐“立刻與共產黨商量休戰﹐休戰的唯一條件是在抗日期內彼此互不相攻擊”。但這﹐仍是一廂情願。

　　1933年春夏之際﹐丁文江去蘇聯旅行攷察了50余天。蘇聯正在進行的工業化建設和人民的自我犧牲精神﹐使丁文江極為感奮﹐在《獨立評論》上陸續發表了約20篇充滿讚美崇敬之情的《蘇俄旅行記》﹐連續報導了蘇聯正不惜一切代價把一個落後的國家變成“世界第一個工業國的努力”。從蘇聯回國後﹐他更堅定地主張實行“新式獨裁”以使國家富強統一。在《我的信仰》一文中﹐他一方面承認“近年來蘇俄的口號﹕‘各人盡其所長來服務于社會﹐各人視其所需來取償于社會’﹐是一個理想的目標。”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捫心自問﹕“然則我何以不是共產黨的黨員﹖第一我不相信革命是唯一的途徑﹐－－尤其不相信有甚麼‘歷史的論理’能包管使革命成功﹐或是在任何環境之下革命一定要取同樣的方式。第二我不相信人類的進步除去了長期繼續努力以外﹐有任何的捷徑。所以我儘管同情于共產主義的一部份（或是大部份）而不贊成共產黨式的革命。”

　　他之所以不願正視暴力衝突﹑革命﹐還是源于他的思想深處有種堅信可能用“科學方法”解決一切問題的理性主義。他總相信可以通過“說理”使惡人從善﹑使魔鬼變為天使﹐社會由此漸臻善境。但動蕩不已的社會現實卻一次次將他嘲弄﹐他也只能自嘲地對胡適感嘆﹕“我們這班人恐怕只能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罷﹗”（《丁文江的傳記》）此中﹐隱含生逢亂世的近代文人令人心碎的無限感嘆與悲哀……

　　1935年12月﹐丁文江在湖南攷察煤礦時順便遊覽南嶽衡山﹐詩興突來﹐急成數首。其中一首是《麻姑橋晚眺》﹕

　　　　　　　　　　紅黃樹草留秋色﹐碧綠琉璃照晚晴。
　　　　　　　　　　為語麻姑橋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好一個“出山要比在山清”。難道﹐這是他自知歸期將至愴然而起的一種人生感懷﹖抑或﹐這是他對近代文人的一種勉勵﹗“出山要比在山清”的確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我們返觀中國曆史﹐能做到這一點的又有多少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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