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金龟婿” 为何被说笑?
金鱼符、金龟符,是显达高官的身份识别与象征。图是五代 周文矩《文苑图》卷。图中最左侧人物腰间所配即鱼符(鱼袋)。(公有领域)
“金龟婿”是指高官厚禄的夫婿,从唐代到清代,“金龟婿”都入了诗词。晚唐诗人李商隐(约公元813年-约858年)《为有》一诗,写了女子后悔嫁了“金龟婿”──“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成了“金龟婿”典故的起源。
“金龟”曾是一种唐代高官佩戴的随身符标识物,它的前身是金鱼符。佩戴“金龟”是高官的象征,然而人们说道“金龟婿”打浑说笑,带着一种明抬暗贬的气味,到底是怎么回事?
“金龟婿”典故缘于佩龟符龟袋
“金龟婿”是怎么来的?要说说从“金鱼符”到“金龟符”演变的缘由。
据《新唐书.志第十四.车服》记载,唐高祖武德四年,开始立车舆、衣服之令。令亲王和官员带随身鱼符,以明贵贱,以应皇上召命。鱼符上题有职位、姓名,进出皇宫要出示鱼符验证正身。当时鱼符只有金、铜两种,亲王的随身鱼符是金的,三品以上官员是铜的。
到了唐高宗时期,高宗恩赐随身鱼袋给五品以上官员。三品以上官员的鱼袋上饰金,叫金鱼袋,四品、五品官员的鱼袋饰银,叫银鱼袋。所以鱼袋和鱼符都是高官的象征,尤其是金鱼袋、金鱼符规格最高。
公元690年10月,武则天擅政改国号周,改元天授,次年,将鱼袋改为龟袋、佩鱼改为佩龟。九年后又加规定,职事三品以上龟袋用金饰,四品用银饰,五品用铜饰。过了五年,到了神龙元年,中宗复唐(公元705年),罢了武则天的龟符、龟袋,恢复鱼符、鱼袋。(据《旧唐书.卷四十五 志第二十五 舆服》记载)。
记录历朝制度的《通典》也记载:“武太后天授元年九月,改内外官所佩鱼为龟。至神龙元年二月,京文武官五品以上,依旧式佩鱼袋。”也就是说,神龙元年中宗复唐时,将官员的佩饰礼制也改回原本的唐制。
所以龟符、龟袋和金龟符、金龟袋仅用于武则天擅政期间之中的短短几年。
在唐代之前,汉代高官的印绶以黄金龟纽作装饰,“金龟”自古即赋有贤德的光辉。先秦道家以黄金龟纽为贤者的象征,先秦道家著作《文子.上德》有这样的说法:“黄金龟纽,贤者以为佩。”
《通典》记载,汉代“太子及诸王金印,龟钮,𫄸朱绶”。汉代太子及诸王的金印以龟纽作装饰,系朱红丝带。东汉时期的著作《蔡中郎集》卷九《让高阳侯印绶符策表》讲到诸侯印绶有这样的叙述:“金龟紫绂之饰”(绂就是绶),用来代指身份官位。
武则天也可能是假借了汉代黄金龟纽印绶而改制,只不过武则天擅政违背正统,所以她所采用的礼制也不具有正统的地位,使得闪亮的“金龟”、“金龟婿”也蒙尘了。
“金鱼”和“金龟”的对比
中唐时,人们渐渐就以“金鱼”代指官门、高官显达。
唐代元稹(公元779年-831年)《自责》诗叹“犀带金鱼束紫袍,不能将命报分毫”,元稹曾为唐穆宗时的宰相,紫袍上的金鱼显示了高贵的官阶。
同时代的韩愈(公元768-824年)《示儿》诗,写到:“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韩愈告诉儿子,从玉带悬挂的金鱼袋就能看出来者是否是高官。
从唐到清的历代,人们也没有忘记“金鱼”象征的成功境地。例如清代仝轨诗吟:“四海王新城,金鱼心所向”,以“金鱼”表示人生努力的目标──登朝堂、佩金鱼。
而“金龟”的印记,由于受到武则天的擅权擅政波及,就被后人赋予了一种贬抑、嘲弄味儿,甚至以“钓金龟婿”打浑说笑。
人们说到“金龟婿”时,一种调侃味儿若隐若现,上述李商隐名作之一《为有》中的“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就是代表。官高责重,按规定每日要早朝,天未明即起,进宫朝政去,留给妻子“辜负香衾”的怅恨。
宋代贺铸(公元1052年-1125年,宋太祖贺皇后族孙)《菩萨蛮》更是嘲讽留恋章台花柳的金龟婿,直到马嘶催早朝宿醉犹未醒:“章台游冶金龟婿,归来犹带醺醺醉。……不待宿酲销。马嘶催早朝。 ”
这些文学中反射出来的对“金龟婿”的嘲弄,意味深长,骨子里可不就是反映“金龟”形成的政权背景的不正统吗?因而“金龟婿”也就蒙上阴影,失去了正统正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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