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军事管制——打人狂潮(9)

（三）大搜查(1)

每逢过年过节，令我们最难堪和伤心的事，便是以卫生为名，对我们进行的彻底“大搜查”。

说令我们难堪，是因为我们好不容易利用休息时间找到的一些另类书籍，为积累知识所作的笔记，若不精心掩藏，就要被何庆云搜索一空，不但为损失珍藏的东西而心痛，弄得不好还要被辱骂和殴打。

大检查那一天，先将我们集中在坝子里，一列士兵站在集合队伍的后面。每个人都戴着一个大口罩，严严实实封住了脸，以防检查过程中，犯人被窝和床上的臭气或细菌侵入他们的鼻腔，仅留一双鹰眼，监视着院子里每一个接受“搜查”的人。

站队集合以后，宣布检查，由中队长宣布“纪律”：禁止私自出入监舍；禁止来回走动；禁止藏埋东西；禁止离位；禁止相互交谈；禁止互递物品；凡有藏匿各种违禁物品的，必须立即交出。否则，后果自负。

野兽是以践踏人类的文明为乐事的。“文革”时代，这种搜查便成了见“字”便收的程度。见到我写的，那怕是抄下来的一首古诗，也要拿去。所以我特别憎恶这种抢劫式的大检查。这种突如其来的大搜查，简直是一种公开洗劫。

这种以“检查卫生”为名的搜查，目的是将反抗的火种，消灭在最初的萌芽中。对流放者仅有一点粮票、现金一律没收。发现私刻的公章、介绍信、手抄文件除没收外还要盘问追查。

“文革”时期，非毛氏的一切书刊都一律要被搜去，一律没收。所以，每一次卫生检查，也是对我们的一次精神虐待。

检查开始，我们依次在士兵监视下，抱出各自的行李衣物放在自己的身旁。直到将监舍里要检查的东西搬空。

然后，一批检查人员进入监舍，仔细地翻寻铺草、床板和墙旮旯、壁缝，找到隐藏其中的物品，便丢在一个预先准备好的箩筐里。

收去的东西，多是一些充饥的土豆、包谷、黄豆、大米等等。也有藏在床板和草堆中的“禁书”。所谓禁书，是指一切非毛着或非马列著作的文学、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读物。也有平时为削洋芋皮而准备的小刀，或扒找豆粒用的小铁铲之类的“铁器”。

每一次“大检查”，总要从监舍中搜出一大堆东西，并无理没收，我称之为“三光”。

另一批检查人员，依次对站在院坝里的流放者进行全身搜查。并令打开行李，对行李中的物品进行搜寻，搜寻最严密的是衣物、被盖和鞋子。不光要仔细的搜索每一个荷包，还要反复地按捏每一个补丁。从中确实也搜出了不少的粮票和现金，甚至还有缝在补丁里面的各种“证件”和“书信”之类东西。

大检查，蹂躏着我们灰色的心灵。仅仅看那堆放在自己身旁杂乱无章的破烂，看到发黑的血斑油污，都勾起自己悲惨命运的痛苦回忆：哪一天发烧在被盖上流下的汗迹；哪一天被划伤了脚板感染化脓留下的脓血；哪一天因被捆被打留在衣被上的血污，都展现在我面前，让我细细咀嚼！

我那口已经破烂得无法上锁的皮箱，手提把子早已折断，那里收藏着我的全部家当：里面放着两件旧毛衣，那是十年前母亲密密织成的纪念品，带着母爱留在我身边；几件补上重疤的破衣裤，是我在暗淡的光线下用歪歪扭扭的针线缝补好的护身物。

“焚书” 本是毛泽东洗脑的重要举措，抑制知识废拙百家乃“文革”的重要保证。狱中我们的书是平时邓阳光们最关注的，藉大搜查机会正好是搜尽这些书的最好机会。对此狱吏们执行得很坚决。

几年来精心珍藏而保存下来的书：一本发黄的唐宋名家词选；三本补了又补的范文澜编写的中国通史，以及一本残缺不全的吕振宁编写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这可是我们在狱中的唯一精神食粮。

一些读书笔记，那里面是炼狱中抒发出来的精神伤痛和叹息，一直就是鹰犬们紧密追踪的目标，这些手记和诗文，一次一次被搜去，一批批被焚毁，有心的鹰犬还专门在手记中寻章摘句，寻找在政治上致我于死地的“证据”。(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