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军事管制——打人狂潮(2)

（一）“请罪”及打人风(1)

就在我们站队的院坝里，东南方向的岗楼下，那里布置了一个早晚请罪台，台上悬挂着一副毛泽东的彩色画像。

按照岗楼上士兵们的规定，每天早上集合开饭和晚上集合安寝时，我们都必需站在那画像前，将头埋下完成向毛悔罪的仪式。

长达五分钟之久，向一个魔鬼画像低下倔强的头，内心是何等憎恶！良知被强力扭曲的难受劲非同一般，这就是知识份子的软弱！屈从是我们的可恶之处。

然而，脚拇趾终于没拗过大腿，大家只好服从口令，站齐队列立正，脱帽、低头。然后由值班大组长领颂：“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他的颂声刚一落，全体列队回应“我有罪。”并60度弯腰。

这时候我和刘顺森，邓小祝等人像木椿一样地立着，嘴巴也封住了，一种莫大的侮辱，使我无法弯腰完成这丧失廉耻的动作。

“啪！”我的后脑勺上挨了重重一把掌。“把腰杆弯下去”！我身后正站着一个满脸盛怒的支左兵，用凶神恶煞的两眼狠狠地盯着我，我没有理他，仍昂头站着。“啪！”又是重重一记，这次是用枪托打的。顿时，我满眼金光直冒！随即听到一声断喝：“出列！”我们几个人一齐被叫到岗哨下的那片“反省区”内站着，一直罚站两个小时。

为了应付这种对人的侮辱，每天早晚我都打光头，免得那仪式举行时“脱帽”的尴尬，预先修正我的姿势从集合开始就保持着低头，身体前倾，免去了更为难受的“鞠躬”。尽管如此，我们因没有向那画像鞠躬而累遭拳打脚踢。在毛泽东授意下，士兵们把魔鬼的威风发挥得淋漓尽至。

借着文革淫风，六队的驻军越来越频繁干预狱政，他们一面指责对我们“松懈”，作出许多新的规定，喊‘报告’成了打我们经常的借口，也成他们最快乐的事。

每个士兵随身携带着两件凶器，一根长1.5米，头上磨得极锋利的钢长矛，用来专门刺人，一把长一米的青杠剑用来专门打人。

按照新要求，流放者出工收工除必须整队报数外，还要向哨兵报告。哨兵认为队列中有谁没有站好，或报数声太小，即令立即出列，站到岗楼下的反省圈里。因不慎站进那圈里，躲不过一顿青杠剑，打够了才准离开。如果出工的人中有人未到，全组必须站在那里等。

个人进出厨房或外出，要整衣、立正、报告，老管随时以你某一动作没有做好，而把你弄到反省圈里，修理一顿。

一到晚上一举一动更要小心。晚上是禁止任何人进出“警戒线”的，所谓警戒线是没有范围的，由他们随意划定，围墙边，厕所以外，大门口，到处都是他们指定的警戒线。越出警戒线不但要被打，还有可能吃枪子。

最令人提心吊胆的是半夜起夜上厕所，走出监舍门时，必须穿好衣裤，不准打赤膊，不准衣冠不整只穿内裤。然后立正高呼：“报告管理员，犯人某某上厕所”，待到解手完毕，走出厕所必须整好衣裤，高呼：“报告管理员某某犯人解手完毕回组”，又需得到哨兵一个“去”的回应，方能走动。

仅为了解小便，哨兵可以因你衣服未穿好，报告声音太小，未经哨兵答应，或报告用词不当等借口，而受到青杠棒“教育”，挨打的人，每晚上不计其数。

紧张时，晚上院坝里被打惨叫声彻夜不停。发展到翻身都必须喊报告，否则青杠棒侍候。晚饭是稀饭，每次起夜，在跨出监舍门时，就好像跨进了一个夜鬼横行的恐怖世界。

小便胀了却得忍着，实在忍不住了便要先作好准备，从穿衣到向岗哨报告的用词，都要先想好，稍有不慎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带来毒打。

有时为了避免上厕所，将尿撒在预先准备好的便盆中，如果老管们一旦发现或者早上拿到厕所去倒时，被老管抓到了，又是一顿青杠剑。

有一天蔬菜组的王文典上厕所解小便喊报告时，哨兵说他一边提着裤子，一边捏着生殖器，因而被认为是对哨兵的侮辱，当即被叫到反省圈里，三个老管围着他一顿毒打，使他的左脚脱臼，当场昏死过去，后来竟成了残废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