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3日訊】 朱鎔基視察《焦點訪談》贈言被更改

幾年前我訪問台灣，和一位國民黨老兵聊天，他說：「國民黨敗給共產黨的原因，主要不是兵力，不是武器，我們是敗在了共產黨的宣傳。共產黨太會做宣傳了。」他還說：「要是蔣介石也像毛澤東這樣會宣傳，或者毛澤東一直做我們國民黨的宣傳部長，說不定今天逃到台灣來的就不是我們國民黨了。」我聽後愕然。可有一年我在美國看臺灣出版的一部國民黨黨史，作者居然不提毛澤東曾任國民黨宣傳部代理部長這一史實——某段時間內，兩岸為了宣傳，都不顧事實。

在共產黨執政的各國領袖中，像這樣有過新聞學求學經歷，辦過報紙刊物，當過宣傳部長，在敵對兩黨都有過豐富宣傳經驗，且在主政後親自掌控宣傳大權達四十餘年之久的人，也許毛澤東是唯一的一位。毛對中國宣傳體制的建立、中國宣傳理念的形成有過很多創造發明。他在軍事上打敗過國民黨的幾百萬大軍，在宣傳上也影響過國內外千百萬人。

但此後我們的宣傳媒介變得越來越標語化、口號化，越來越不講事實，越來越不講道理。連最需要以形象和情感來打動人的文學藝術，也充斥著標語和口號，有時甚至變成了粗鄙的宣傳。在我們的文學藝術中，有幾個品種是世界各國少有的，那就是「宣傳畫」、「樣板戲」和「革命歌曲」，它們至今並未完全在中國絕跡，尚有變種存在。這些政治標準第一的作品，其實只是塗上油彩的口號，譜上旋律的標語，穿上戲裝的宣傳品。把文學藝術納入宣傳網絡中，使得籠罩在這個網絡中的人，讀的報紙是宣傳，看的電視是宣傳，聽的廣播也是宣傳；在這網絡中的宣傳媒體，唱的、畫的、表演的也都是宣傳。人們耳目所及，無一不是宣傳。

1998年10月7日，朱鎔基總理前往中央電視台視察，特意為《焦點訪談》贈言：「群眾喉舌，輿論監督，政府鏡鑒，改革尖兵。」陪同視察的某位部長連忙修正朱鎔基的贈言，把「群眾喉舌」改為「黨的喉舌」。這是一個非常著名的事件。事後這位部長還辯解：「群眾喉舌和黨的喉舌是一致的。」既然一致，何必更改？

林彪的「真話」「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

歷史上的事情且不去說，建國後一段時間內也是謊言多多。最為人熟知的是1958年「大躍進」期間《人民日報》刊載的湖北麻城早稻畝產36900多斤的神話。為了證明這種「真實」，《人民日報》在同年8月15日還刊出一幅新聞照片，畫面是4個小孩站在茂密的稻穗上歡呼。此事已成為報業史上經常被列舉的新聞謊言之最。再如「文革」，明明是浩劫，當時就是不承認，還拼命說瞎話，都已經民不聊生，面臨崩潰，還說鶯歌燕舞，流水潺潺，甚至還編了一首曲子，歌詞僅一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曲調像爭吵，旋律像嚎叫，「就是好，就是好！」翻來覆去，不厭其煩。

即便平常歲月，為了宣傳，媒體也像是灶王爺，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所以報道中「多報好事，不報壞事，無所事事，保證沒事」，通訊裏「成績講夠，經驗講透，好事盡湊，高帽盡扣」，以致「新聞八股」充斥媒體：「會議沒有不隆重的，閉幕沒有不勝利的；講話沒有不重要的，鼓掌沒有不熱烈的；決議沒有不通過的，人心沒有不振奮的；接見沒有不親自的，看望沒有不親切的；班子沒有不團結的，群眾沒有不滿意的；效率沒有不顯著的，成就沒有不巨大的；抗洪沒有不英勇的，搶救沒有不及時的。美國人民沒有不友好的，前總統沒有不是老朋友的……」這些八股有多少真實性？

1971年林彪墜機身亡之後，在其居處查出林手寫的一句話：「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當時像發現什麼重大機密一樣揭出示眾，當作林彪個人的「處世格言」加以批判。其實這是林彪從政經驗的總結，是他的一大法寶。

如果事事說謊，反倒沒什麼欺騙性。大事、重要的事往往說謊，小事、次要的事則可披露一些真情，甚至是不好的事情也可適當披露。從整體上說，某些媒體的這種「部份的真實」比全部謊言更具欺騙性。

媒體如果說謊，人們面對媒體時也會以謊言相對。媒體製造謊言，也同時製造說謊者。在電視台的街頭採訪中，只要記者問的是比較敏感的或者正在大力宣傳的問題，幾乎所有被訪者在回答時都是「標準答案」，都好像是剛從黨校畢業出來的，不但觀點一致，連所用詞語也大致相同。當然也有說真話的，但難有播出機會。

能把這麼多人的頭腦和嘴巴管理得如此規規矩矩、整齊劃一，除了強制性的輿論導向、老百姓的從眾心理等原因外，最主要還是因為恐懼。某市召開人大會議，市委書記事先要求人大代表在開會時都說真話。為保證這一點，他甚至建議電視台記者不要錄像，他說：「一錄像大家就不敢說真話了。」為什麼不敢？也是因為恐懼，只得說假話。連人大代表都如此，何況平頭百姓？所以「天下相率為偽」。

正因為「天下相率為偽」，每個說謊者都會毫不臉紅，毫不愧疚。說謊者在說謊之前還常常特別鄭重地重復這樣一句話：「我可以很負責地說。」毛澤東在批判胡風時曾說：「他們不但要欺騙別人，他們也還需要欺騙他們自己。」這句話轉贈給如今的一些官員非常合適。

「謊言重復一千次便成了真理」。其實何須千次，謊言僅須一次的堅定，也會成為「真理」。因為謊言說的都是「官話」，這種「權力話語」體現了官方的主流意志，足以炫耀自己語言上的政治時髦，久而久之，說謊也就會從一種大眾的社會風尚逐漸變成一種集體的行為準則。一旦「謊言成為準則」，就如索爾仁尼琴所說：「謊言自身也被欺騙了。」當大多數人都不以說謊為恥，不為之臉紅，以至說謊成為本性、欺騙成為準則，那麼一個毫無誠信的謊言社會也就此形成。這就太可怕了。到了這種地步，不論再怎麼悠久、再怎麼輝煌的民族，也有危險。這是真正的民族悲劇。

封鎖與遮罩的後果是什麼

製造謊言和拒絕批評的結果之一，便是對能夠招惹批評的資訊進行封鎖。封鎖的資訊主要是兩類。

第一類是重大事故和重大災難資訊。

事故和災害發生之後，某些地方政府所採取的最重要的緊急措施，就是立即封鎖消息。如果實在難以隱瞞，便盡量縮小對損失的報道。

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災難過後，都迫不及待地召開慶功大會，把喪事當喜事辦：一是表彰英雄模範，二是感謝各級領導，三是再次表明中國人民是不可戰勝的。於是鑼鼓喧天，皆大歡喜，至於教訓、責任以及日後的防範就變得不重要了。到了下次再有同樣的事故和災難發生時，中國人民仍然是不可戰勝的。可悲的是，悲痛並未因此化為力量，而是化為麻木；犧牲也並未因此成為教訓，而是成為慶祝。

須知，你可以一時欺騙部份人，也可以一直欺騙一個人，但是，你不可能一直欺騙所有的人。毛澤東這句話說得對：「隱瞞是不能持久的。」

第二類是敏感的社會資訊和「負面」的批評。

為了封鎖消息，以致有的地方宣傳部門有時成了「不宣傳部」。某市市委宣傳部曾在一天內下達十二道金牌，急急如律令，這個不能登，那個不能報，使得媒體高度緊張，生怕觸犯禁令。從球迷騷亂到明星髮型，從學生自殺到民房拆遷，從銀行被搶到交通事故，從酒店失火到烤鴨店被告等等，皆禁止報道。有的禁令還具體到人，比如不要炒作影星某某某的案件，不要報道學者某某某的活動和觀點……確實盯得緊、管得寬。

對國內媒體主要是杜絕負面的社會新聞，對國外媒體主要是杜絕負面的政治批評。過去曾有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國公民不能收聽短波，購買短波收音機需要公安局證明，各無線電修理店鋪也必須向公安機關登記。那時收聽短波就是「收聽敵台」，有敵特之嫌，也確實有人因「收聽敵台」而遭受牢獄之災。如今看來，太難想像，連聽也有罪！

後來有了電視，開始時國外的電視看不到，香港的電視也不讓看。1980年代以來，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先是偷偷地、後是半公開地架設魚骨天線收看香港電視，深圳、廣州、珠海的居民更是近水樓台，大都收看香港電視，因為香港電視比較真實和有趣，少有呆板的說教。但每當香港的一些電視台的熒屏上出現所謂「不良資訊」和「敏感畫面」時，立即會被刪剪和遮罩，使得民眾嘖有煩言。某段時間內，為平息民怨，據說一旦出現刪剪時，便立即在電視熒屏上打出一行字：「根據上級指示，本地有線電視節目統一由省管理，不便之處，敬希諒解！」（現在的遮罩辦法似乎又「聰明」了些：插入「黃山迎客松」等風景畫面，或者插播香港電視公益廣告）這種有苦說不出的無奈，也說明當地電視台是奉命行事，不得已而為之。

再後來有了電腦，有了互聯網，資訊更加豐富快捷了，這是上個世紀的偉大成就，是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上的先進，可我們偏要設置一道道防火牆，禁止資訊全球共用，禁止資訊自由傳輸，封殺「不聽話」的網站，甚至連Google這樣的查詢工具也幾次遭到封殺。

封鎖消息的直接結果就是小道消息不脛而走。比如林彪出逃事件，上頭要求「要把事件保密得盡可能長一些」，所以很多人只能道聽途說，小道傳播，而且越傳越離奇，越傳越荒唐。有些地方甚至傳為：「林彪和另一個（林立果）老婆都摔死了。摔的地方溫度熱得出汗（溫都爾汗），林彪後面還跟著一群（葉群）人，死了好多……」

封鎖消息還有一個更為尷尬的後果，便是政治笑話的蓬勃。在中國凡是稍微有點文化知識的，誰沒聽過和說過政治笑話？這是客廳裏的餘興節目，是飯局上的最後一道菜。當一個國家在政治笑話裏成為主角時，其形象就可想而知了。

新華社有沒有「把地球管起來」？

改革開放之前的幾十年，中國社會是一個封閉系統，宣傳上的保守、僵化、浮誇、虛假還能在一定程度上維持局面，但從長遠看，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改革開放後，中國歷經曲折，終於逐步融入國際大家庭，尤其是加入了WTO，中國的發展已成不可逆轉之勢，如果宣傳工作延續以往的路線，不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將阻礙國家的繁榮和發展，也將難以維持國家的穩定。中共十六大以來，多位領導人多次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要進行政治改革——宣傳的改革應該是政治文明、政治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

早在1955年，毛澤東就發出豪邁的指令：「新華社要把地球管起來。」到目前為止新華社已在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分社、總分社，擁有駐外記者、編輯數百人，但有沒有真正「把地球管起來」呢？有沒有真正躋身於世界著名的主流通訊社的行列呢？江澤民接受美國記者華萊士採訪時說：「我們的對外宣傳部門擠滿了沒有腦子的翻譯機器，但我毫無辦法。」（2000年，江澤民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節目主持人華萊士的採訪）

近幾年，由於中國改革開放的幅度加大，更由於網絡的迅猛發展，人們獲取真實資訊的管道已逐漸從傳統媒體走向網絡媒體。信息再也難以封鎖，隱瞞再也難以奏效。一些清醒的宣傳家，早就知道很多國人如今是什麼都不相信了，至少是不再相信宣傳。老資格的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在晚年反省說：「我當了十多年的中宣部長，只幹了一件事：整人。整完了這一批，再整另一批。」

知情權曾是非常敏感的問題，數十年來我們從不承認。編造謊言和封鎖消息是對人民知情權的剝奪。如今提倡知情權，意義不小，但新聞自由、資訊共用、輿論開放，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現在已經是資訊時代，不再是宣傳時代。市場上有個規律，叫賣得越響的東西，就越有可能是假貨。只有假的，才要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即便有宣傳的必要，也要在一個資訊共用、媒體真正成為社會公器的條件下宣傳。允許你宣傳，也要允許我宣傳，允許他宣傳，允許大家都能宣傳。要眾聲喧嘩，不要一家獨唱。那樣的宣傳才是公平的、公正的，才有可能鑒別，才有可能判斷，才有可能接近真實，才有可能避免欺騙，才有可能真正起到啟迪民智、凝聚民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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