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1日訊】7月7日一大早，打開電腦就看到一南一北兩家報紙報導的兩條不同的新聞：其一是來自《新京報》題為「發改委：責令鐵道部停收退票費有法律障礙」，講的是此前已被各媒體關注已久的火車票退票手續費問題。該消息稱，此前公眾提出的包括「發改委應責令取消退票費」、「鐵路旅客傷亡最高賠15萬元」、「限乘當日當次車，在3日內到有效」、「火車票及相關手續費應聽證」等有待改進的意見，除了涉及實質利益並不深且本來就有點自相矛盾的「限乘當日當次車，在3日內到有效」有望得到修改，「火車票及相關手續費應聽證」得到了承諾之外，其餘兩條涉及真金白銀實實在在利益的項目，卻因這樣那樣的原因，被擱置了起來。

另一條消息是《南方都市報》報導的：河南省收費站執行最新收費標準,警車不再免費上高速。此事在全省遭遇阻力,在部分地區只實行一天就被迫取消。該報援引網上熱帖表述當時的場面：「交通部門要收公安局車輛的通行費，公安部門要扣交通局的執法車」。新措施從7月4日開始執行，7月5日即告中止。

這兩條消息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放在一起，卻讓人產生一種怪怪的感覺：同樣是收費問題，同樣是有爭議，同樣是涉及面廣且具體情況複雜。為什麼後者的處置效率卻遠遠高於前者？

這裡面究竟有沒人什麼規律可尋呢？

首先，二者涉及的直接利益者不同：火車退票涉及面雖廣大，但卻是不確定的受眾群體，是抽象的廣大群眾。而警車高速公路收費，涉及的卻是具體的單位和實實在在的利益關涉方。民眾再廣大，只要是抽象且沒有確定的利益代言者，便會成為弱勢一方。各個可能被侵害利益的人，因為只是「可能」，而缺少必須抗爭的願望和動力。而警察，則恰恰與之相反。

第二、即便有了代言者（公益律師），在博奕手段上，兩者也有巨大差異。前者能用的方式，無非是「上書」「呼籲」「請求」等方式，小心而謹慎地向利益侵害方提出意見和建議，並希望對方進行良心發現式的改變。這種形式，隨著一些部門的工作作風的轉變，也會起一些小小的效果，甚至會有傳出一些佳話，但卻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博奕從來不是建立在不平等利益體之間的，這就像兔子不可能和老虎進行真正意義上的談判一樣。如果弱勢一方沒有足以與之討價和條件，博奕這兩個字本身就會很可笑。

而反觀河南警察與交通部門的博奕，網上傳說的警察們扣交通部門執法車之類手法不敢恭維，但效果卻是顯而易見的。至少表明，他們之間的博奕，是在老虎和獅子之間進行的，他們誰也不可能忽視對方的攻擊能力。這樣的結果，便是問題在爆發的第一時間裡，得到解決，並沒有出現像某些公民向壟斷行業喋喋不休「進言」求解決甚至打官司，最終變成祥林嫂或唐僧那樣的場面。

從這兩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博奕的根本問題，還是力量問題。只有公民手中能擁有足夠的籌碼，他們的話語才會有力。當然，這種力量並不是全是指像傳說中的某些警察那樣，採用非常規手段，那樣做，雖然有效果，但卻貽害更深。公民手中所擁有的籌碼，對政府機構而言，是他們選誰不選誰的選票，而對商業機構而言，是他們買誰不買誰的購買意願。這兩樣東西，可以讓弱勢而抽象的民眾，變得具體而強大起來。也只有一個各方利益都能得到平等表述機會的社會，才有可能和諧。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