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7日訊】趙紫陽逝世之後﹐在對他的道德品格予以高度評價之外﹐各種國際評論都說他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有非常重大的貢獻。但是，很多中國人並不清楚更不可能理解他的貢獻的具體內容和意義，因為，多年來海外的輿論對趙紫陽的關注主要在政治方面，而大陸內部的政治環境則不允許公開議論趙紫陽﹐仿彿在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存在過這樣一位總理和總書記，儘管在私下裏，不僅鄧小平，甚至連江澤民都承認趙紫陽在大陸經濟發展中的特殊地位。

現在回過頭看，八十年代初的幾項重大改革奠定了大陸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其中，安徽帶頭包產到戶和廣東率先開放農村地區的對外加工，影響之深遠，越來越明顯。但是，這兩項重大改革，都不是趙紫陽的首創。安徽包產到戶的功臣是萬裏，而廣東對外開放的功臣是習仲勳，楊尚昆和任仲夷。

那麼趙紫陽在這場改革中的貢獻何在呢？他的貢獻在於他不僅巧妙地利用自己在中央擔任總理的位置，積極支援了這兩項重大改革，而且，他在1980年對各省實行財政包乾，使地方財政利益與市場化的方向一致，形成了抵制中央計劃經濟的強有力的政治力量，把大陸的經濟改革推向難以逆轉的路徑。換句話說，如果沒有趙紫陽的財政包乾，即使有了當年的包產到戶和對外開放，反對市場化改革的政治勢力仍然有機會倒行逆施。

趙紫陽之所以能夠實行這一影響深遠的重大改革，首先是由於有利的政治形勢。當時華國鋒還沒有完全出局，以鄧小平、陳雲為首的元老集團還需要借助地方的力量來鞏固他們對“凡是派”的政治勝利，同時，當時大陸的財政危機非常嚴重，不調動地方的積極性，無法渡過難關。不過，趙紫陽之所以能夠成功地打出地方財政包乾這張王牌，與他本人的經歷以及他分權改革的內在傾向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眾所周知，在中共高官中，趙紫陽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他有全面和豐富的地方經驗。其中，他在廣東多年擔任主要領導的經歷尤其對他發生了深刻的影響。近代以來，廣東地方自治的衝動一直很強烈，與堅持大一統的政治傾向屢屢衝突。趙本人即參與過中共打擊廣東地方勢力的內部鬥爭。但是，趙並沒有因此而成為中央集權的盲從者。相反地，趙紫陽顯然從自己多年的地方工作經驗中，看到了中央集權的嚴重弊端，逐漸形成了地方分權的傾向。

趙紫陽對中央集權的醒悟可以從他上任總理之初的一次講話中看出來。他講過類似這樣的話：現在這個體制，再能幹的人在這個位置上也不一定做得好，能力差的人也未必做得差。他的這種態度，與迷信中央集權的朱鎔基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趙紫陽和朱鎔基一樣，都知道自己是一個智力不低的人，但是，趙紫陽與朱鎔基的根本區別在於，趙紫陽明白僅靠個別人的聰明是搞不好經濟的，而朱鎔基則自信有扭轉乾坤的本事。

因此，地方財政包乾絕非趙紫陽當時的靈機一動，而是他多年的經驗和思考的產物。趙紫陽之所以能成功地實施這一改革，多年的地方經驗，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大陸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是一個相當複雜的遊戲。趙紫陽既要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又要平衡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因此，對地方的各種“對策”，必須善於應對。他對地方的深入知識，既幫助他與地方溝通，也減少了被地方愚弄的機會。當然，這也與他“兼聽則明”有關，因此才沒有象剛愎自用得朱鎔基那樣，鬧出在安徽糧站受騙那種天大的笑話。

趙紫陽的這一重大改革，多年來一直遭到來自兩個方面的攻擊，一個方面，是主張恢復中央計劃經濟的保守派，這自然不難理解。攻擊趙紫陽實行地方財政包乾最為激烈的還有一股勢力，那就是主張集權改革的知識和政治精英。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正是號稱“吳市場”的吳敬璉。在吳敬璉看來，趙紫陽實行地方財政包乾，純屬“胡來瞎搞”。但事實是，如果沒有地方財政包乾形成強大的地方利益，八九年六四以後，中共上層主張向左轉的勢力，就不會遭到地方政府，尤其是廣東為首的沿海省份有效抵制，大陸中國的改革，就有可能倒退多年。

直到今天，主張中央集權的人在大陸仍十分得勢，並且也唱起了同情弱勢群體的高調﹐他們似乎完全看不見集權政府和公民社會之間的不相容。我希望，總有一天，中國人不僅將對趙紫陽分權改革的貢獻有更多的瞭解，而且，也將能夠更深刻地理解，為什麼主張地方分權的人，往往也是個人基本權利的真正維護者。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