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9日訊】編者註：龔成喜（男），25歲，原為北京市政法大學昌平分院行政管理專業大四學生，原籍新疆烏魯木齊市。在校期間曾擔任學生會主席、班長等職務。龔成喜2000年底在北京散發法輪功真相傳單，被綁架到臭名昭著的北京團河勞教所，隨後的兩年中他雖飽受了各種精神和肉體的變態迫害，並未屈服於2003年堂然走出團河勞教所。

近日龔成喜再度被綁架，到現在為止下落不明。希望法輪功學員和國際社會關注龔成喜的遭遇，積極揭露迫害、予以營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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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小體弱多病，青少年時代飽受了病痛和絕望的身心煎熬，比同齡人更深地體味到了活著的艱辛，精神壓力很大，在憂鬱無助中沒有了生活的信心。98年我接觸到法輪大法（法輪功）並很快開始修煉實踐，在短短的半個月內就收到了令人興奮的奇效：病痛感消失了，整個人從靈魂深處脫胎換骨，逐漸變得健康、樂觀。按照真善忍的原則為人處事，使我在學業、人際關係、個人修養、心理素質等諸多方面都有了很大改善，得到了老師同學及親朋好友們的普遍稱讚。

法輪功給我這樣的青年帶來的是好好活著的勇氣與希望，使親朋好友們不再因我的痛苦而痛苦，同時給了我為社會創造價值的優秀條件。

然而，99年4.25後，我卻受到校方不准向他人介紹法輪功、撤銷班長等學生幹部職務、選擇修煉還是上學等無理威脅，給我的正常生活和學習帶來許多麻煩。

99年7.20後，我們這些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的大量守法公民，在一夜之間被江澤民政治流氓集團推向了政府的對立面，用國家恐怖主義的暴力手段慾將我們「名義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使無數法輪功修煉者的生存條件面臨極大危機，使多少無辜的家庭家破人亡。

99年暑期過後，校團委將我父母從新疆叫到北京，以中斷學業要挾二老逼迫本人寫放棄修煉法輪功的保證書。在種種毫無道理的迫害和冤屈下，我選擇了向政府請願、上訪，呼籲停止對法輪功的造謠和鎮壓，還給我們煉功的合法權利。

1999年10月底我在向政府上訪的途中被便衣抓到了天安門分局，在審訊室內，警察強行給我戴上下背銬、罰站馬步、用膠皮棒猛抽我的臀部……使我在劇痛中汗流如雨，手銬嵌進了肉裡。當晚，我被校方接回後，系黨委、校團委對我施以高壓，禁止我繼續行使公民上訪、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的合法權利。為能夠向政府說明法輪功的真實情況，我被迫於第二天晚上流離失所，一個月後回校，被逼休學一年，由父親接回家鄉。

由於江政權在全國範圍內搞恐怖的消滅法輪功運動，家鄉的煉功人也被判刑勞教、電話監聽、人人表態過關、株連親屬等等，家人十分恐懼，只好將我送到了一個偏遠的鄉村親戚家躲避。但在那裏，環境也十分緊張，到處抓人，親戚們整日提心吊膽。

2000年7月22日，我到天安門廣場為法輪功和平請願，被警察連拖帶打地推上了警車，並在警車內揪著我的頭髮施暴。後來，我和其他上百名煉功人被押到另外一個公安局，兇惡的警察強迫我們每個人照相，手掌摁手印。這樣做的目的就是將每個法輪功修煉者記錄在案，以便採用各種方式使所有堅持信仰的法輪功學員無法上學、無法工作、無法有正常的社會交往和家庭生活，被非法關入拘留所、精神病院、勞教所、監獄，遭受酷刑、強體力勞動及精神折磨，失去生存條件，從而迫使他們放棄修煉法輪功。那一次在公安局我被非法關押了48小時，沒有任何法律程序、手續。並且被罰站連續好幾小時，直到近乎癱倒。晚上被扔進沒有床的小號內，不准睡覺，更不准煉功，否則就要被毒打。

2000年9月休學期滿由父母送回校，校方因我「復學申請」中「認為和平上訪沒罪」不合「要求」而遲遲不予復學。以致本人遭到父親的棍棒毒打，好端端的家庭被無法無天的迫害正義良知整得雞犬不寧。父母自知無力向江澤民講理，為了圖自家的一時安逸，就把所有冤恨撒在我的身上，逼我出賣自己的良心。這種悲劇在7.20之後的中國大陸是屢見不鮮的。在殘酷的系統的國家恐怖主義鎮壓下，無數的家庭破裂，無數人流離失所。

2000年10月，我陪同父母去天安門廣場遊玩，在我們一家上天安門城樓前，警察逼父母辱罵法輪功才准上城樓。

2000年12月20日，本人在北京大學分校和平散發法輪功真相材料時，被分校七八個保衛人員發現並當眾毆打後送北京昌平公安分局看守所拘留。剛到看守所的頭兩天，我的一條腿便被犯人打得淤腫，一個多月不能正常走路。同號的另一名法輪功修煉者經常被扒光衣服，變態的數名犯人竟將牙刷捅進他的肛門尋開心，並經常對他用各種變態流氓方式進行凌辱。

在非法拘留、白天被罰長時間坐板、晚上凍得無法入睡、一個多月不准洗漱、每天吃拉得咽喉生疼的窩頭等不公正對待下，我開始絕食表示抗議，三天後，警察對我強行灌食。他們派犯人將我反架著胳膊硬拖了幾十米，使我的胳膊幾乎被弄折，鞋也拖掉了，直到寒風刺骨的門口被摁倒在地，由一名警察邊罵「插死你」邊使勁往我鼻孔裡插橡皮管，強行注射進一碗水沖奶粉或玉米糊，完後快速扯出橡皮管，使我的鼻膜受到很大刺激。沒有任何消毒設施和必要護理、甚至連犯人都可以幫助灌食。有一次，同號的一名法輪功修煉者絕食被摁在地上插管時抗議：「你們不能這樣對待我」，警察穿著皮鞋照他的頭猛踢，導致眉骨處長時間瘀血……

在那裏，我們被野蠻剝奪了和平抗議的最後方式——絕食，而遭受了更大的灌食摧殘。十幾天下來，見過我的人都說我已嚴重脫相，那時除了呼吸外，我幾乎已沒有力氣，身體極度虛弱。而這一切，相信警察通過監控器看得是清清楚楚，但我仍每天被罰長時間坐板，晚上睡在寒風陣陣的靠門口的水泥地上，伸不開腿，翻不了身。

2001年1月22日未經任何審判質證程序，我被一女警察宣佈判勞教一年，我問她判我的法律依據是甚麼，她支支吾吾說你自己查去，我就拒絕在勞教通知書上簽字。

第二天也就是2001年1月23日（除夕）凌晨，昌平看守所將我和另外四名法輪功修煉者銬上警車，押至北京市勞教人員調遣處（大興區團河勞教所附近）。剛進調遣處的大鐵門，一、二十名腰挎警棍、手銬，手拿七、八十厘米長辟啪作響的電棍的警察站兩排將我們夾在中間。一人厲聲稱我們為某教，並強令我們服從命令，逼迫學員：從今以後站立、行走不許抬頭，必須低頭看腳尖，兩手放於腹前；蹲（用於點名、等候吃飯、跟警察談話等）要雙手手指交叉抱後腦杓下蹲，兩肘放於兩大腿裡側，頭紮到褲襠裡，絕不許抬頭，（被警察叫去時，首先要高喊：隊長好。然後在警察面前這樣蹲著。否則就是抗拒改造，要被電擊）。走要碎步走直角。如果有人稍敢不從，這群惡警便上來瘋狂電擊、踹打學員。男女學員分開後，惡警逼學員念規範，並強迫寫「在勞教所期間不煉功不傳功不絕食不自傷自殘」的保證書，每位學員都被強制寫，不寫就電，打罵，摁著手寫……

我被分到二中隊二班，每名法輪功學員都被警察指派一至二名「包夾」（即由非法輪功人員的勞教者充當），不許我們相互說話，監視我們的一舉一動。剛去的幾天，我們被強迫每天從早到晚戶外練隊，三九嚴寒，一站就是幾小時，還得高喊侮辱人格的「報告詞」（每天吃飯前要喊報告詞、回答警察問話要先喊報告詞、練隊要喊報告詞，睡覺前還要喊報告詞），強迫唱改造歌，遇著警察必須抬頭高喊：隊長好，然後立刻低頭。打飯、上完廁所甚至被警察辱罵電擊後必須高喊：謝謝隊長。到了晚上強迫我們背勞教規範，背不會每天深夜12點多才讓睡。

幾天後，開始要我們勞動。即徒手往木製的一次性筷子頭上裹一層紙，紙上印著「已消毒」，事實上極不衛生，患有傳染性肝炎、性病的勞教人員都必須干，幹活前從不讓洗手，一屋40人左右擠得滿滿的，筷子堆得地上、床上到處都是，滿屋子木頭屑。（調遣處衛生狀況極差，如：每天早、晚洗漱大便時間只有幾分鐘，常常剛蹲下就被警察叫罵著出去排隊；長期不讓我們去洗澡，直到發現大量勞教人員身上都是虱子，才讓洗了一次澡，而那次也是將幾十人一起鬨進只有一兩個水龍頭可用的澡堂洗了幾分鐘；2002年夏，調遣處爆發流行性肝炎；……）

調遣處為最大限度的從勞教人員身上搾取利益，已到了幾乎瘋狂的程度：我們包筷子的規定任務是每人每天7500根至10000多根，從早晨6點起床開始不停地干到夜裡12點還完不成，除了難以忍受的腰酸背痛之外，還要受到警察、普教的辱罵、毆打。在調遣處的一個多月，幾乎天天如此。班裡幾名上了年紀的法輪功學員刀萬輝、楊巨海、李學良、陳經建、賈林等因眼花、手腳動作已快到極限但仍完不成任務被隊長強令到滴水成冰的戶外坐在水泥地上幹活達數小時，還完不成就剝奪他們的睡眠時間，通常只讓睡三、四個小時。

法輪功學員徐化全（外語翻譯，碩士，30歲左右，在分局被警察滅絕人性地用煙頭燙掉一個乳頭）因拒絕超時超體力的迫害性勞動，被二中隊周中隊長用三根電棍電擊後，又24小時全身捆綁在床板上，命令包夾不讓他睡覺，以逼寫檢查。看守徐化全的普教被特許吃小灶，加上隊長背後撐腰，便肆無忌憚地辱罵、折騰徐。為了不讓徐合眼，普教用橡皮筋猛彈他的眼睛、面部，令他痛苦不堪。我據理質問周中隊長為何不讓人睡覺時，周反倒說我在「對抗政府」。

同時，我們還被調遣處強制洗腦，調遣處於2月在大批隊長的電棍包圍下，強迫幾百名法輪功學員集體觀看給法輪功造謠的錄像，並要求寫認識。天安門自焚事件在《焦點訪談》播出後，我們除每晚被強行組織觀看外，還要寫認識。

2001年3月1日，我被從北京市勞教人員調遣處押至北京市團河勞教所二大隊。團河勞教所的主要任務是使被抓進去的法輪功學員轉化（即通過長期高強度強制洗腦、精神強姦，用不讓睡覺、電棍、毒打、體罰、精神刺激等手段強行使學員改變信仰，寫出辱罵法輪功和擁護XX黨的「四書」，並被勞教所逐一錄念轉化書的像，人為地把XX黨和法輪功對立起來）。

同時在國內、國際社會上給法輪功進一步造謠、給鎮壓有理製造卑劣的藉口。在警察蔣文來、倪振雄、王華等的唆使下，對我等不放棄法輪功的修煉者，除每天至少坐18個小時的兒童椅、被瘋狂洗腦、中午不准和其他犯人一樣睡覺、晚上比正常睡眠時間晚4個小時即凌晨2點左右才能休息（早6點之前起床）外，還對我們每人進行了連續十多天的熬夜，晚上最多時只能睡半小時，通常是整宿不讓合眼，剛一打盹就被輪流值班的犯人推醒。那段時間我被折磨得幾乎精神崩潰，骨瘦如柴。

犯人們在隊長的授意下，可隨意串班，殘酷毒打體罰虐待污辱不放棄修煉者。我在班裡被施以高壓強制罰蹲數天，每天連續蹲18個小時以上，不准坐、起、挪動，僅有的兩三次上廁所時間還要打報告，要看看管犯人的臉色。當然，這一切若不是警察支使，他們是不敢干的，因為按勞教規定這樣做會被警察肆意延期。

幾天後我痛苦萬分，腿腳嚴重腫脹，鞋早已穿不進去，已不能行走。警察不但不悔改，反而變本加厲地折磨刺激我。在班裡，幾個犯人圍著我念栽贓法輪功的勞教所內部材料進行洗腦，我捂耳朵不聽，說這是造謠，他們一群犯人便強行抓住我的胳膊，按住我，逼著我聽。（有一次撅我的手指，差點就折了）。我奮力掙脫，他們就使猛勁抽了我十餘個嘴巴（他們曾因我駁斥謠言而抽得我嘴角流血），並用掌瘋了似的拍我的頭；又一犯人抓著我的頭就往牆上撞；另有犯人使重拳猛擊我下巴，打得瘀紫……這種為強製法輪功修煉者接受洗腦的赤裸裸的暴力在隊裡時有發生，而值班的警察們個個不聞不問。

不轉化的法輪功學員，整個160餘人住的筒道刷廁所、掃垃圾等髒累活全是他們幾個的。警察倪振雄說這是因為「沒改造好」──他們要把所有信仰真善忍的人改造成背叛信仰、出賣同修、出賣師父的人。如果我們不從，他們就對我們百般虐待和折磨，還說出種種這樣無恥的藉口。

二隊警察王華常利用自己值夜班的時間找我談話，凌晨3點半才讓我睡一兩個小時。在其縱容下，六班犯人常當著他的面體罰、威脅我。2001年4月，我調至五班，犯人李某積極「幫教」強迫熬夜，常對我動手動腳，當面惡毒攻擊法輪功以刺激我，並無故辱罵我，我向王華反映，王華反而縱容、唆使迫害。2001年5月，二大隊每天給全隊人員上課，內容為由警察念栽贓法輪功的材料。我拒絕參加並絕食抗議，王華故意讓一天未進食的我外出干體力活，並寫材料給我造謠，說我抗拒改造。2001年6月，我被非法24小時捆綁在集訓隊期間，王華親臨現場，示意看著我的普教要進一步施暴。這是後來這名普教告訴我的。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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