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6日訊】“農村是一個廣闊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毛澤東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後期便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千百萬知青上山下鄉。高中畢業，兄姐們一致反對我下鄉。當時六個兄姐已下鄉五至八年，卻僅有大姐一人被招工。我給大姐寫了一封信闡述我對下鄉的想法和理由：“我計劃在農村奮鬥十年，以勞動成果感動上帝換取成為工人階級一員的資格；歷史應當是前進的不可能永遠倒退，父輩都可以上大學，為何我們卻一代不如一代？”大姐說我太幼稚，根本不瞭解現實。結果我滿不情願地按父母之意跟師傅學了三個月木工及油漆。經我再三向父母請求，最後他們也只好同意由我自己決定。其實那個年代，若想進全民或集體企業當工人，非經參軍或下鄉渠道別無他途，而當一名産業工人無尚光榮的念頭是那麽強烈，“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呵。

1976年7月10日，我與其他五名應屆高中生，一同下鄉來到位於長汀南山公社王莊大隊的知青林果場，但林果場一無一棵林木，二無所謂果園，僅是近百畝新開墾的寸草不生的黃泥山崗上種著弱不經風的近萬棵已種了三年的半死不活的梨、桔、桃幼苗，一幢由泥巴砌起的兩層樓瓦房，座落在原亂葬崗上，真是一幅窮山惡水的天然圖畫，十幾名男女知青站在土樓上遙望著我們，嘰嘰喳喳地議論著，我以為他們是熱情地歡迎著我們這些新來者。誰知有位長得滑頭滑腦的知青，卻有意無意地大聲對知青們說，“郭國汀是我小學的校友”，緊接著他補了句“他是地主的兒子！”當年分配到知青場的招工、生名額，每年僅一兩名，競爭之激烈可想而知。人們理所當然地按每個知青的出身、背景排了招工順序表，場裏19名知青有一半以上是來自漳州、龍岩、永安、惠安的外地人，但他們均是公社書記、主任的三親六戚，我被順理成章地排在第19位。從理論上講，到1995年便可輪到我當上偉大的工人階級了，即使如此也得日後來的知青，沒有靠山，遵守秩序才行！

下鄉第一夜便使我成為貨真價實的小偷，當時不僅不以為恥，反引以為榮，認為是理所應當。實因文化、娛樂生活太枯燥，物質生活太貧窮所致。我每天勞動工值僅8個工分，而十個工分值8分人民幣（一包經濟煙之價）第一年尚有國家補貼的6元/月生活費，勉強可度日，日後則主要靠各自家裏供給。儘管如此，我懷著滿腦子美麗的幻想準備實施我那計劃十年的偉大奮鬥。

知青場分成農田組、果林組和西瓜組，我志願到果林組。一天在西瓜地裏勞動休息時，我和另兩名知青談起了各自的理想，她們都想當工人，我當時說我準備用十年時間把場裏的果樹管好，感動上蒼讓我上農學院，畢業後再回來管理林果場，我要當巴甫洛夫式的科學家。因為當工人按排隊要等十九年還沒定準，上大學，雖是美夢終究還可聊以自慰。我讓大姐幫我買了數十冊各類果樹栽培學之類的書，每晚勞動之餘，其餘知青們不是打牌就是打拼夥或抽煙聊大天，而我則就著煤油燈一個人讀著那些書。

果林組說是一個組，只有我和另一名當地農民子弟。另加滿山遍野的數千棵半死不活的自生自滅的桃、梨、桔苗，連基本的勞動工具都沒有。我主動借了20元用於買必要的農具、嫁接工具等（這可是一筆鉅款），然後按書中的要求選了桔樹和梨樹，各100棵業餘進行成片試驗管理，在每棵樹的四周挖一正方形的寬深各一尺的深溝，然後從山腳下池塘挑黑土，混合糞便填進深溝內。每天淩晨5點起床積肥、挑土、挖泥、挑糞便澆在土堆上製作堆肥，五個月下來除挖了兩百個深坑並從300米外的坡底挑了近千擔土外，在黃泥山坡上出現了四大堆頗為壯觀的高達1.2米，周長10米左右的綠土堆肥，而這些都是我利用業餘時間主動幹的。一日公社副書記路過我們場看到那四堆顯眼的堆肥，場支書才介紹說是我幹的並提及我主動借錢之事。副書記感慨地誇道“林果場要是有五個郭國汀，三年內必定大變樣！”其實當時場裏有19名知青，若每人管理200棵果樹，則四千棵果樹開花結果，那將會是一幅多美的畫景呀。可惜的是，大部分知青都有背景靠山，或是出身於工人、貧下中農家庭，他們最多僅需在鄉下鍍兩年金，便可名正言順地招工、升學、參軍，而永遠脫離這窮山惡水，當然也就沒有必要象我那樣玩命地賣力了。平日我的主活是種西瓜，農忙時則下農田組插秧、割稻、脫粒什麽的，當時的我血氣方剛，渾身是勁，加之我曾是體操、舉重、乒乓球 、田徑運動員，每天有使不完的勁。第二年春天經我管理的那兩百棵果樹，新芽猛抽，綠葉劇發，一片生機勃勃，而周圍未加管理的數千株果樹，雖已進入第三個年頭，仍死氣沈沈，這一比較，使我當年被評為先進知識青年，公社團委書記主動介紹我加入了共青團。公社還決定由我取代場支書參加當年全縣林業檢查評比調查團，這不由得使我想入非非，甚至開始構思在全縣總結大會上發表一番宏論的腹稿。我隨團跑了六個公社，目睹農村的貧窮、落後之狀，時不時看到汗流浹背的老農，身穿千層衣，趕著水牛耕田或用最原始的千年沿用的農具，頭頂炎炎烈日插秧、收割。但我們檢查團所到之處都餐餐被款待得雞鴨魚肉。當地農民每年僅有三個月不到的時間可以吃上白米飯，剩餘時間則只有啃地瓜渣之類的食物以度時日。我們場有一對當地農民夫婦，生了對雙胞胎，在整個月子裏，她的全部營養品僅是六顆雞蛋！結果那對寶貝的女兒，因母親營養不良竟活活餓死。而那對父母象死了一對兔子似地，竟沒有多少傷感。也許他們的目的是生兒子，丫頭片子在農民眼裏簡直不成其人。

來自漳州的難友帶回許多良種，諸如大白菜、番茄包菜、蘿蔔、大種雞蛋，我便在我的果樹周圍種上這些良種，一次由於我用濃度稍大的尿水澆番茄，結果番茄苗全部受傷，奄奄一息，而其他知青種的番茄卻長勢喜人。不久卻出現了奇迹，全場知青種的番茄全得了一種怪病死光了，惟有我種的那些曾受傷的番茄不但抗過了災難，而且果實累累，結果知青們分享了我的勞動成果。這似乎說明不論是人、動物、植物太一帆風順反而不好，成長過程中受些磨難、挫折，可能倒有利於經受大風大浪的考驗。指責我崇洋媚外的那個大學同學，性格孤僻，孤陋寡聞，因他是石油工人子弟，一生太順了。畢業後分到某對外律師行，頗受領導重用，時常派他進修，參加國際會議什麽的。有一次他與我爭論社會主義好還是資本主義好，他的論據乃是：社會主義國家學生有助學金！豈料他竟因一時失戀而在25歲時自殺身亡，給自己也給親人們留下深深的遺憾，我也為他扼腕痛惜。他本應可以為國家做很多有益的事呵。場裏養的那些大種雞，不知為什麽對我特好，經常躲到我的房間的床下的角落裏生蛋，也許她看我每天勞動如此賣力、辛苦又缺營養，故以她的蛋讓我補補，我把這些蛋與另一個資本家的兒子分享。也即，我倆偷了不少場裏的雞蛋。

18歲的我，身強體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當時場裏沒有報紙，也沒有收音機更談不上電視。我們每天除了勞動吃飯以外，幾乎無事可幹，完全沒有文化娛樂生活，其間我開始通讀《毛澤東選輯》四集。原來貧下中農再教育就是讓我們天天沒日沒夜的勞動，而且遙遙無期，這與無期徒刑實質上沒兩樣？農民們大多未受過教育，更未見過世面，純樸故然純樸，老實得令人難以置信。但伴隨而來的則是自私、保守、狹隘、目光短淺。難道國家僅需要我們成為只知勞動、吃飯、睡覺的農民不成？有一天為了蓋場裏的豬圈，因缺磚頭，全體知青竟去挖當地農民的祖墳，將人家好好的墳地上的磚頭挖得亂七八糟。一位公社副書記親自身背半自動步槍坐鎮，指揮我們拆人家的祖墳。農民們只敢站在100米之外傷心地看著我們，因懼怕副書記而不敢上前交涉。次日中午我午睡時，做了個被五鬼分屍的白日夢，眼睜睜地看著虛無飄渺的陰鬼將我四肢和頭部向五個方向猛拉，宿舍內陰風陣陣，令我毛骨聳然，渾身上下難受極了，但想喊喊不出，想動動不了，持續了十幾分鐘之久。當時我並未在意，可如今想起來，該惡夢似乎與挖人祖墳有關。我也時常感到深深的內疚，與那些偷菜等行為相比，挖墳事件實在是太可惡了，實在應當深深地懺悔。

1978年春天，我業餘管理的那兩百棵果樹長勢喜人，枝繁葉茂，比周圍的樹整整高出一倍，若不是77年恢復高考，我肯定會擴大管理面積。78年9月我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中學民辦教師職位，離開知青場到公社中學任高中的物理教師。1979年那200棵果樹開始開花結果，當時尚在場裏的幾個知青還有幸親自嘗到了那些果實。可是1980年知青場解散後，我們當年住的樓房全被當地農民瓜分，拆磚、卸瓦、扛木板，又成了一片廢虛，至於那200棵樹，則被那些精明的農民分別連根帶泥挖出移植到他們的門前屋後，成了自有樹。也算是我為當地農民做的貢獻罷。不過若按原來的做法管理，那果園肯定是壯觀得多。果實也豐富、甜美的多。農民可不是這麽想的“寧要自家碗裏的一碗飯，不要地裏公有的一噸糧。”

76年招工，一位老知青當了建築工人，77年則輪到知青隊長，他雖然是資本家的兒子，但由於他深暗世故人情，上上下下擺得平，因而被當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得到特殊優待，結果他也順利地被招進煤礦當了一名井下挖煤工，當年即便是殯儀館來招工知青們也會爭先恐後地去爭奪那少得可憐的名額。1977年招兵，我是多麽想參軍那，論身體素質我當屬全公社第一，我身材雖不高，但四肢發達勻稱，虎背熊腰，胸肌發達，集力量、靈敏於一身，招兵的連長很喜歡我，可當他知道我的家庭背景後，不無挽惜地打消了要我的念頭。看著那些面黃肌瘦甚至同手同步走的農民子弟都能穿上漂亮的綠軍裝，我心中的那種滋味真不好受。

1978年龍岩火電廠有一名額，那位自稱是我校友，卻又故意說明我是地主仔的傢夥，父親是某物資供應公司經理，他本人則因成績太差及有小偷小摸行為。連初中都未畢業便混迹社會。但因為他時常用煙、酒、土特産鋪路，深得党支書厚愛而混了個副隊長，他五短身材可又偏偏想顯示副隊長的威風，因而更顯得滑稽可笑。

78年從永安來了一位長得挺可愛、漂亮的姑娘，那副隊長一下子就如蒼蠅見屎似地撲上去，整天纏著她大獻殷勤，以致醜態百出。我寫了一則“狐狸與花公雞”的寓言，貼在牆上，引得知青們哈哈大笑。隨後我與三名知青一道寫了一份長達數千字的檢舉函，分別抄送縣招工辦、公社黨委書記、知青辦、歷數那小子的劣迹，以阻止此人招工、混入黨內。此舉令他那當經理的父親破費了不少，最終擺平了各路人馬，硬是強行把他招走還突擊入了黨。我和其他三位帶頭者則上了公社的黑名單，據說公社本來準備辦我們的學習班，後來情勢急轉直下，才不了了之。說句公道話，那小子也非什麽壞人，也不是有多下流卑鄙。他也是出於儘早離開這窮鄉僻壤之目的，儘量壓住他人，好讓他自己先行。

我剛下鄉不久，有一次在西瓜地裏勞動，他大概想給我個下馬威，想在我面前擺威風，指責我“偷懶”（我不計報酬業餘管理200棵果樹，怎麽可能勞動偷懶呢）。我當衆把他罵得狗血噴頭，他嚇得直往後躲，生怕我的拳頭會落在他那不經揍的身上。從此以後，他表面上對我不敢怎樣，可暗地裏卻使了不少壞。其實，我從未把他放在眼裏，我僅是認為是顆鑼絲釘，就應當擰在該呆的地方，而別把他充做棟梁使。

1977年我抱著將信將疑的態度，參加了文革後的首屆高考，結果由於物理和化學幾乎交白卷而敗北。大姐給我買了全套數理化自學叢書及一套由英國人為外國人編寫的《基礎英語》，我可是猶猶萬事，高考唯大。又迎戰了1978年的高考，得346分，因水漲船高，當年福建省又獲全國高考紅旗，錄取線為全國之冠達360分，再次名落孫山。此時，西藏大學來福建省擬招收分數250以上的300名學生，唯一的條件是畢業後必須留在西藏工作，我毫不猶豫地報了名，後不知何故，西藏大學又取消了該次招生計劃。成為中學民辦物理教師後，我又準備79年的高考，那套數理化叢書，我從頭至尾一題不拉地做了三遍，豈料七九年高考一改過去模式我化學僅得分36分（78年考了93分）結果再次以6分之差榜上無名。我同班同學均是由理科改文科，結果一個個考取大學或大專，經連續三年的高考，把我考得雙腿發軟，臨場渾身發抖，腦袋在考場上因思想壓力太大，以致遲頓，第三次失敗使我痛苦極了。母親看我那種失魂落魄的樣子，提出她退休讓我補員。我當即表示不需要大人安排我的前程，我說我完全可以憑自己的能力闖出一條路。79年我又參加了首次招工考試，結果我選擇當了名汽車駕駛員。其間我讀了徐遲所寫的“哥德巴赫猜想”及一篇關於曹南安徽的報告文學。既為陳景閏為科學獻身的精神所感，更為曹南徽不屈不撓地刻苦自學的精神所動。當然，我怎麽也未料到自己日後會比曹南徽更艱難。

1980年臨高考的半年前我決定改考文科，結果以349分成績超過重點大學入錄線29分。8歲那年結識的劉明成教授讓我報考吉林大學，當年吉大最低錄取線為360分，因我是田徑運動員得以吉大當年最低分被錄取。跨進了我夢寐以求的大學，開始了我一生中最愉快也是最痛苦的、最難忘的五彩賓紛的大學生涯。吉林大學造就了我，也予我精神上嚴重的創傷。儘管如此，我感謝吉大並因有幸在吉大度過那四個難忘的春秋而感謝上蒼。

上山下鄉四年，我的最大收穫在於認識到體力勞動能量十分有限，一個人即使百分之二百發揮己之體能，用於改造社會、自然，作用均十分有限；而腦力勞動的能量則是無邊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抛開階級色彩去分析，實乃至理名言。“勞心者幹大事、創大業、建大功，勞力者惟養家糊口而已”。@(//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