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夏光然(1)

毛澤東時代，在反抗中共迫害的鬥爭中，我和夏光然結下了共生死的患難之情，當年張錫錕和劉順森相繼慘遭毒手以後，我和老夏便成了「火炬」生還的主要成員。

回重慶後，當我知道他在出獄後混跡市井的遭遇，對他深為同情，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資助過他。我幾次為他找工作的努力沒有實現，深感力不從心。

中共長期的虐待，在我們每個人身上留下性格被扭曲的傷痕，鐵打的漢子也難避這種傷痕的惡性發作。所以倖存者之間保持相互慰勉，成了我們之間的共同約定。

1989年他與王正印鬧得很僵，決定離開重慶，回到成都金牛鎮的老家去，回成都之前曾到北碚我的家中一聚，那次我們同去北溫泉和縉雲山玩了一天，並且合影留念，我問他回成都以後的打算，他不無傷感的回答我說：「隨遇而安吧，我不像你有了家，我是孤身一人無牽無掛，在江湖上漂泊多年習慣了。我最牽掛的是那些在鹽源犧牲了的先烈們，民主尚未成功，我一定要回一趟鹽源五號梁子去，憑弔當年已經犧牲的難友們，他們的遺骨如何處置我也要打聽一下」。

以後的幾年中，我常常收到他的短信，這些短信只有幾句相報平安的話。直到1996年才收到他從資中城關寄來的一封信，說他準備到重慶來投奔我，我敏感到隨著年齡的增長，他恐怕到了流浪不動的時候了，想來重慶找一份工作暫時棲身。

我當即與毛貫益聯繫，看看他的八橋客車有限公司能不能給老夏安排一個看門的工作，不料，老毛嚴辭拒絕了。

想他從資中到來後，再作商議。那時我已在璧山投奔李倫所辦的海山公司，正同孫庸利用壁山坐椅廠的場地，開辦一個製作防彈衣的工廠。

接信後，我立即回了信，答應無論如何我要為他安排一個安渡晚年的事做。

八月份，我在璧山接到家裡打來的電話，說他已到了北碚我的家裡。我忙從壁山匆匆趕回，到家已是中午時分，進門見他端坐在我的客廳裡，穿著一件灰色很舊的中山裝。大概因為心情不佳，再加上旅途勞頓，那滿臉的皺紋，花白頭髮已蓋滿了他的兩鬢，比之五年前從重慶離開時蒼老多了。

灰色的中山服，又髒又黑，好像有幾個月都沒洗過似的。腳上套著一雙綠帆布的「解放鞋」，那模樣與進城打工的鄉下農民沒什麼區別。完全是一個窮愁潦倒的流浪人。真乃「匆匆又作渝市客，晃然如隔數十秋，亂世今日撫昨日，今日仍在街中乞。」

我本想問他怎麼稿得如此狼狽？但我卻不知從那個標準和那個狀態來問，事實上夏老三從我在孟平店裡與他久別重逢後，一直都處在窮愁潦倒的狀態中，想來他在89年從王正印家離去後，恐怕日子一直過得十分艱辛。

今日中共統治下，過去的五類份子及其後人，一直掙扎在貧困線上。

何況像他這種不甘彎腰事權貴的人，半生囹圄，幾十年折磨，到了晚年仍在漂泊流離。看到他，想到近幾年為生活而死在打工路上的王大炳。因不願低頭，苦難伴隨著他們的晚年。

見到他們如同對鏡照見自己，相比他們的命運，我中年後得到了一個正當的謀生職業，免去了在社會上流浪，近年又蒙李倫不棄，取得了一個小小科長職位，卻因天性不苟與濁世同流合污。不但與一些發財的機會失之交臂，還在工廠內部的鬥爭中提前退席。

退休後，立即進入打工仔的隊列，雖平時節儉刻苦，仍無多餘積蓄可用來支付窮朋友們的求助，面對著形同乞丐的老夏，平添了我的壓力。

好在這些年我認識了一些朋友，解決個把人的生活還不成問題。

當我倆坐定後，我向他問道：「你現在生活來源靠什麼？」見我直端端的發問，他很不好意思的向我囁嚅了一陣說：「離開重慶時，早先有一點積蓄，本想做點中藥材生意，卻上了別人的當，本錢也被人騙走了。」聽他這麼一說，便不想追問下去，從口袋裡掏出一百塊錢來。

他接過錢捏在手裡繼續說：「來前在資中，往在朋友家，已經身無分文，這次從資中來重慶，火車票還是朋友給買的。一下火車到北碚來，因為沒有錢買汽車票，便將自己貼身衣服脫下來，當給汽車售票處了。

他一面說著，一面脫下那又髒又舊的中山服，裡面居然沒有任何襯衣。

他怎麼會混成這樣子，我不想追問，連忙到廚房裡熱了熱現存的菜飯，同他將就著共進了午餐，按照我原先的安排，下午就立即帶他去壁山坐椅廠，請求孫庸念在我和李倫的交情上，給他安排一個看守大門的工作。

他狼吞虎嚥吃著我給他熱好的飯菜，一面告訴我他在火車上已經一天一夜沒吃東西了。面前的他完全像「風雪夜歸人」中的老乞丐，所不同的只差一根打狗棍和向人討飯的破碗了。

吃完飯以後，我在衣櫃裡給他搜索了一大包我穿過的衣服，從新再添了五十塊錢，要他去汽車站把押在那裡的襯衣贖回來，一面掛通了壁山坐椅廠孫庸的電話。(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