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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5日訊】 由《收獲》文學雜志社、云南人民出版社等單位共同策划出版了一套“金收獲”叢書，其中有一本池莉的新作《怀念聲名狼藉的日子》。寫知青的作品已經太多，作為一個知名作家，今天開始寫知青題材似乎很有點風險，那么池莉自己到底是怎樣想的？這部“知青小說”与池莉以往的風格是否不同？這里我們藉《收獲》總編程永新對池莉的訪談，了解一下池莉是在怎樣的動机和心境下創作這部新小說的。

　　程永新（以下用■表示）：現在我們來談談《怀念聲名狼藉的日子》。這篇小說是你的某段生活經歷的寫照??或者說它是你的一部自傳嗎﹖就我的閱讀范圍來看，你的寫作大都體現了一种虛构的傾向，而這類帶有自傳性質??不知道這個界定詞是否准确??的文體你很少涉及。寫完之后你打電話告訴我感覺好極了，有一种飛起來的感覺，這是為什么﹖

　　池莉（以下用○表示）：《怀念聲名狼藉的日子》依然是一部虛构小說，沒有自傳的性質。不錯，我是末代知青，但是非常遺憾，我是一個模范知青，循規蹈矩的女孩子，除了私下迷戀寫作之外，沒有任何离經叛道的行為。正因為迷戀寫作，我從下放的第一天起就睜大眼睛觀察一切，几乎每天都有詳細的日記，早就預謀寫小說。可是，這個預謀居然一醞釀就是二十多年。二十多年來，我屢寫屢敗，剛剛開頭就茫然失措。我不著急，放下了念頭。我知道我對于這段生活的思考与挖掘還沒有成熟。沒有料到，2000年11月的某一天，我突然中了魔，我看見豆豆這個充滿反抗精神和反叛心理的女高中生頑皮地打斷了我長篇的寫作，活潑地從1974年的秋天向我走來。于是，我知道二十多年的醞釀結果了。我立刻動手寫這個小說，一動筆便鬼使神差一般流利。

　　本來我是沒有篇幅上的考慮 的，中途接到了鐘紅明的約稿電話，說好了給《收獲》新年的第一期。因為第一期發稿在即，我不得不在篇幅上事先作一個預算。篇幅預算是五万余字，我寫作的時候手就很緊了，就像窮人用錢，處處節制，心里卻很憋屈和難受。所以，第二稿的修改和潤色便成了我的幸福時光。當放松和盡情地書寫先前被迫緊縮的地方的時候，豆豆和她的朋友們都來到了我的身邊，那個時代也回到了我的身邊，許多的表達都飽滿地盛開——而不像第一稿那么不明顯。

　　■：如果《怀念聲名狼藉的日子》是一篇知青小說，那么它同以往的知青小說有什么不同﹖如果它不是知青小說，那我們如何來界定它﹖是成長小說嗎﹖在早期知青小說里，知青全是英雄，而在你的小說里，“英雄”成了猥瑣庸常之輩，這是否表達了你對生活的一种基本判斷﹖

　　○：《怀念聲名狼藉的日子》算知青小說，還是算成長小說，對于我，都無所謂。我看重的只是我抓住和表現了中國七十年代中期的一段歷史和几個人物。我們這一代孩子是怎么成長起來的，我要說的是這個。因為眼看著正在形成的歷史，給我們這代人的定位很籠統，說我們生在紅旗下，長在蜜罐里，可是事實沒有那么簡單，知青運動也沒有那么簡單。以前寫知青的小說，要么寫英雄，要么寫譴責，要么寫一种空虛蒼白的怀念，多少都顯得有一點受制于狹隘的意識形態和狹隘的文學觀念。我不寫英雄，不寫譴責，也不寫空虛的怀念，更不寫什么好孩子或者坏孩子，我只想寫一個年輕的個體生命在那個時代環境里的真實狀況和成熟過程，想寫出特殊的時代環境下的個體經驗。在我們中國某些特殊的時代環境里，坏往往是好，好其實不那么好，我們得當心地活著。我要傳達給讀者的大約就是這些。

　　■：《怀念聲名狼藉的日子》与你以往的作品相比創作風格存在什么不同的變化嗎﹖如果存在的話，你能否談談這种不同﹖這部作品在你的寫作生涯中是否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我的創作風格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的每一部小說都在求异，都根据選材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的結构、語感、語言色彩以及貫穿整部小說的气場，比如側重心理探秘的《惊世之作》与側重客觀生活的《生活秀》，閱讀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怀念聲名狼藉的日子》很獨特，寫七十年代中期的少男少女，自然与所有的小說都不相同了。我能夠感覺到的是，這部小說在我的寫作生涯中的确占有不尋常的位置。因為它漫長的醞釀過程使我不僅獲得了對這部小說形式上的完成，更重要的是，這种剝茧抽絲的思考逐步拓寬著我對小說的觀念以及對文學的理解。對于文學來，人才是根本，是個體生命那獨特的触須探索了時代和世界，時代和世界才因此而色彩斑斕；小說才有可能成為歷史、哲學和其他科學的門類不可替代的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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