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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3日訊】 据悉,不久前,為使語文高考內容和形式的改革能夠面向社會,國家考試中心向全社會公開征集語文高考試題和思路。為此,《中國青年報》記者把1998年高考語文試卷分別寄給了國內几位知名的教授,請他們發表一下自己的意見。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先生在研究了這份試卷后,寫下了以下這些感想(由于篇幅限制,本報做了刪節)。
我讀了,非常吃力,首先是弄懂題目要求就費了極大的勁,有的至今也沒有弄得太清楚。這兩大部分、6大項、35道小題、10大頁,据說有1.2万字的標准化考題,形成一种無法抗拒的力量,要把我的思維強行納入某一种固定的、不可置疑的、剛性的模式中,進而控制我的心靈:我感到生命的窒息,陷入了莫名的恐懼与痛苦之中。
客觀地說,考試本身就是帶有一定的引導性的,并且也總是要遵循一定的規范的。因此,所要討論与質疑的不是考試本身,而是考試所要引導的方向。具體地說,就是要追問考題的背后,所暗含的預設的課程標准、培養目標,而這又必然追問到根本的教育觀念上去。人們對目前語文高考的种种不滿,包括本文開頭所描述的考題給我帶來的恐懼和痛苦,說到底,就是因為在這些“教育的原點”上出了問題。我們的反省,不能只停留于不滿情緒的宣泄,而應該深入到對這些根本問題的冷靜的思考与討論上。由于問題本身的复雜性与重大性,這樣的討論必須是民主的,應該讓不同的意見充分發表,并展開充分而平等的討論。
我注意的是考題的兩個特點。先看第一部分題目,要求考生判斷拼音、寫字、詞語(包括成語)運用的正确与否,判斷句意明确与否,判斷文章的排列、表達恰當与否,判斷對文章的理解正确、准确与否這里,可注意之點有二:一是偏向于對考生(教育對象)的判斷力、理解力的要求,而要求考生理解判斷的主要是報刊上的文章与科技文章;二是對考生思維能力的要求,主要是思維的正确、明确、准确、恰當与精密,而對正确性、准确性的理解又是十分机械而刻板的,實際上是按照“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去要求考生。孤立地看,要求本身似乎并無問題,但如果聯系著被排斥、遺忘在外的教育要求,例如想象力、情感力、感悟力、形象思維的能力,以及思維的創造性、批判性(逆向思維)等等,就不得不提出這樣的問題:如此片面的考試標准,究竟預設著怎樣一個語文教育与人才培養的目標?
這就要說到考題中的作文部分。本來這部分是可以讓考生發揮他(她)們的想象力与創造力的。但我們所看到的題目卻是:“現今中學生的心理承受力差异較大,有的像雞蛋殼那樣脆弱,有的卻很堅韌。那么你是怎樣的呢?寫一篇你自己的心理承受力的文章。”很容易就注意到,題目的前提———對現今中學生心理素質的評价是成年人作出的,或者說是社會流行的一种看法,而且也是社會所關注的,卻并非考生(教育對象)的自我評价,也未必是他們所關注、感興趣、真正有話要說和可說的。而且題目本身:《堅韌—我追求的品格》、《戰胜脆弱》,就已經規定了寫作的內容、价值取向。這實際上就是要把考生的思維与寫作,納入到一個早已預設好的,符合社會公共意志与規范的,几乎沒有個人意志、想象、創造空間的模式之中,而且是強制性的。
考生是年輕人,他們有自己的應付辦法,就是瞎編———于是這屆考試中就出現了大量在“父母雙亡”的“考驗”下“戰胜脆弱”的“假話”。我從這些孩子們的扭曲的“反抗”中看到了心靈的可怕的扭曲———想想看,隨意拿父母的死亡“做”文章,這意味著什么?!
于是,我終于明白,這樣的“標准化”試題,實際上已經規定了一种所要培養的“人才標准”。這將是怎樣的一种“人才”呢?他們有一种很強的能力,能夠正确(無誤)、准确(無偏差)地理解“他者”(這“他者”在學校里是老師、校長,在考試中是考官,以后在社會上就是上級、長官)的意圖、要求,然后把它化作自己的意圖与要求。如果做不到,也能自覺地壓抑自己不同于“他者”要求的一切想法,然后正确、准确、周密地,甚至是不無机械死板地貫徹執行,所謂一切“照章(規定、社會規范)辦事”,做到恰當而有效率,并且能夠以明确、准确、邏輯性極強而又簡洁的語言文字做出總結,并及時向“他者”匯報。這樣的人才,正是循規蹈矩的標准化和規范化的官員、技術人員与職員。他們能夠提供現代國家与公司所要求的效率,其优越性是明顯的,但其人格缺陷也同樣明顯:一無思想,二無個人的創造性。
我們今天高考的弊端与暴露的教育危机,并不在于對知識、能力的訓練本身,而是我們走向了“科學主義”的極端,一方面知識、能力的訓練陷入了繁瑣哲學,一方面又忽略、排除了作為教育的根本———對人的心靈、智慧的開發,對人的性情的陶冶,人格与個性的教育,獨立、自由精神的養成。因此,我們有必要提出呼吁:請解放我們的孩子,連同他們的老師与家長,甚至包括考官們。從根本上說,就是要讓我們的教育從科學主義与繁瑣哲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失去了靈魂的教育功能觀念与相應體制中解放出來。
原載 思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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