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按其发展方式划分，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可能有下列几种路向：一、和平渐进的道路，即所谓的“台湾模式”；二、暴力革命的道路，即所谓的“罗马尼亚模式”；三、以和平发展为主、但不能避免暴力冲突的道路，即所谓的“苏联—俄罗斯模式”；四、国家分裂并导致战乱，即所谓的“南斯拉夫模式”；五、与上述四种模式都不太一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下面对这几种可能发生的前景作一简述：
一、和平渐进道路。亦可称之为“台湾模式”（东南亚和东欧的大多数国家均可归入这种模式）。其特点是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实现社会转型。将之归结为“台湾模式”，可能会有不少人提出反对。1999年6月，我应邀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发表讲演时，就有来自台湾的学者提出意见，认为对“台湾模式”应持审慎的态度，因为台湾的政治还在转变之中；且存在不少问题。我当即表示同意他的意见。我注意到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毓生教授的观点：“台湾的民主的发展主要是形式上的意义，实质上非常单薄，十分空虚；其中，因为[民族主义兴起]导致的[民粹主义]，是造成民主发展流于形式和宪政紊乱的主因。”（见1999年9月18—20《欧洲日报》第12版）但我仍认为提“台湾模式”对于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是有重要借鉴意义的。中国大陆近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充斥着打打杀杀的事件；主张暴力的政治激进主义不绝如缕；加之毛泽东大力宣扬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畅行其道；使得不少人至今仍崇尚暴力。其实和平渐进才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代价最小的途径；当然也是中国未来政治发展代价最小的途径。
中国自由主义的鼻祖胡适先生曾于1948年9月4日发表了著名的《自由主义》一文。文中说道：“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最后我要指出，现代自由主义，还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我很赞成胡适先生的意见。台湾与中国大陆历史同源、文化同根、语言相通、习俗相近，许多方面的条件相似；因此台湾人民能够选择和平渐进的发展道路，中国大陆为什么就不行呢？我觉得每一个有头脑的中国人都会这么想。“台湾模式”最主要的经验就是政治领袖应该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的意愿，奉行“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适时地调整政治方针与治国方略，以推动历史进步。
据说当年在台主政的蒋经国先生闻知民进党成立时，十分震怒，冷静下来以后，认识到这是时势使然，也就理智地接受了现实，并毅然解除了党禁和言禁。这一举措在今天看起来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件，在当时更是众说纷纭，国民党内部反对的人甚多。不过做了也就做了，不仅一举甩掉了历史包袱，重新塑造了执政党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且奠定了蒋经国的历史地位。“台湾模式”的另一经验就是笔者提出的“新三民”主张：即公民社会的充分发育，公民意识的启蒙培育，民主实践的训练积累。若没有这几条形成的时和势，仅仅寄希望于领导人的开明是靠不住的。所以“台湾经验”说到底就是朝野双方的结合。缺少哪一方面，社会发生变化的契机都不能成立。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走的就是和平渐进的道路，能否成功有赖于与之相关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努力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建立政治共识。这是二十一世纪对中华民族政治智识的考验。
二、暴力革命的道路。亦可称为“罗马尼亚模式”。和平渐进的道路如果走不通，而各种社会矛盾又愈积愈深的话，就可能使中国大陆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中国人既有和平传统，也不乏暴力倾向。政治领导层如果拒绝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而又不能有效地克服腐败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就不能排除罗马尼亚式的底层民众揭竿而起、造反起义的情况出现。这从部分民众中流传的“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陈胜、吴广”的话语就可以得到印证。从理论上说，根据人民主权的原则，人民有权选择他们喜欢的政体以及所走的道路，包括有权选择暴力革命的道路；特别是当他们别无选择的时候。但是笔者征诸我国近现代史，却得出这样的结论：暴力革命不仅代价巨大，而且会给民众造成极为惨痛地伤害，且在中国无助于宪政民主体制的建立，实乃下下之策也。罗马尼亚是一个只有两千多万人口的国家，且属于基督教文化圈，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因此它可以通过暴力革命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中国大陆的情况根本不同，远的不说，近百年来发生的暴力革命不知要比罗马尼亚多多少倍，然而不仅未能建立起宪政民主政体，而且使老百姓白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这一教训太深刻！太沉重了！因此非到万不得已，决不可以再试。
三、以和平发展为主，但不能避免暴力冲突的道路，即所谓的“苏联——俄罗斯模式”。争取走和平渐进的道路，已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前途将是一马平川、从此可以高忱无忧。苏联——俄罗斯的发展道路就说明了这一点。俄罗斯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要比中国大陆高出许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未尝不希望和平发展，但是严酷的现实一次又一次地打碎了人们的善良愿望（从“八.一九政变”到“炮打白宫”到“车臣事件”）。中国的社会问题一点不比俄罗斯少，中国的腐败现象也不比俄罗斯少，所以要完全避免暴力冲突恐怕很难做到。现实的主要问题是：失业和下岗的职工愈来愈多，流民也日益增多，社会向两极（贫和富）分化的速度超过了中产阶层化的速度，而政府的权威却在不断地流失（主要是因为普遍的制度化腐败）。这样下去确实十分危险！正因如此，中国未来走和平发展为主，但夹杂着暴力冲突的道路的可能性在增大，至于可能发生的暴力冲突的规模和造成的破坏程度，是难以预测的。
四、国家分裂并导致内乱，即所谓的“南斯拉夫模式”。南斯拉夫在铁托统治时期，实行铁腕统治，并辅之以政治经济改革和民族自治政策，所以国家统一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铁托之后，南斯拉夫联邦四分五裂，1999年还爆发了引起世界性冲突的“科索沃战争”，余波至今未散。中国的情况与南斯拉夫既有不同，也有一些相似之处。不同之处如在国家结构上，南斯拉夫实行的是联邦制，而中国实行的是单一制。南斯拉夫联邦是由若干个历史上曾经相互独立的民族国家主体组成的，这一点与中国的情况也不太一样。相似之处是，中国与南斯拉夫都是多民族国家，都经历过政治强人的统治时期。中国虽已通过谈判和平收回了香港和澳门，但仍存在国家分裂的问题：其一是台湾问题。台湾岛内主张独立或维持现状（不统不独）的人不在少数，海峡两岸的关系一直绷得很紧，战争几度擦肩而过，对于怎样实现国家统一，两岸还远未达成共识。其二是民族问题。
主要有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内蒙古问题，上述三个区域中的藏族人、维吾尔族人、蒙古族人都有一部分要求独立，且近些年来暴力冲突一直未断。其三是地区差距问题。由于中国是一个巨大型国家，所以也存在东西南北的问题，即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南部地区与北部地方存在着显着差异。总的来说，东部和南部要发达一些，东南沿海地区要富庶一些，西部和北部比较落后。近些年，在“马太效应”（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作用下，地区差距呈现扩大之势。富裕地区一直要求扩大自主权（实际是自治权），贫困地区则要求中央政府多给予各种优惠（中央政府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决定搞西部大开发）。在和平时期可能问题不大，一旦发生战乱就可能产生连锁反应。上述三个历史与现实的重大国情问题若不能得以有效解决，战乱与分裂的前景就难以排除。
五、沿续政经分离的路线，政治上继续坚持一党专政、经济上继续推行改革开放。即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亦即中国式的威权政治模式。已故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邹谠去世前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出，应该探索一个人所皆知的问题：为什么苏联的改革导致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改革引起经济崩溃、政治冲突。对比之下，中国二十年的经济改革却取得了很大成就，经济制度的渐进转型，社会的变迁，在二三十年内取得欧洲数百年演变的结果。他的看法是，由于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过程完全不同，因此中国在持久革命后重建的国家，与苏联一举而成的革命成功后所重建的国家完全不同。俄国革命是沙皇政权战败崩溃，二月革命后政府无能，农民自发革命行动领先，军队解体，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党迎合革命潮流，数月之间一举夺得政权。而中共建国应从三湾改编算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弹丸之根据地到全国的胜利，以党建军建政府。成立根据地的割据政权，这个“国中之国”经历了国内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内战外患，波涛起伏，死里逃生。
因此在革命时期已逐渐形成的党国（Party—state）与苏联革命后方开始建成的党国，有迥然不同的特征，使中国能顺利从计划经济转变到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或多种所有制混合的经济制度。中国革命运动虽曾一度“以俄为师”，但两国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邹谠的分析正确与否我们暂且不论，但他提出了一个观察中国问题的独特视角。我国一直以来所走的发展道路与苏联、东欧国家及日本、欧美国家都不太一样，和其他国家（如同处亚洲的印度、巴基斯坦、韩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越南）的情况以及面对的问题也有很大不同。不下一番功夫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研究，是很难把中国的问题搞清楚的。这也正是为什么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在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作出预测的时候总是大跌眼镜的原因所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政经分离的路线会沿续多久？朝着什么方向演进？中共的一党专政与市场经济怎样长期共处？中国的新威权政治将会以怎样的形式继续存在？政治改革将滞后到何时、何种程度？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的宪政民主道路会有怎样的“路径依赖”？都需要冷静地观察与深入地调查研究。
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每个人的看法都会有所不同，毕竟我们已经进入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学会宽容和理解别人的意见。但是，我想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赞成第一条道路，即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实现社会转型和制度变革。第二条道路“暴力革命”，社会代价极大，对谁都没有好处，应该全力避免。第三条道路“和平与暴力交织”，也不是一种好的前途。第四条道路“国家分裂和内乱”，绝对是一种很糟糕的局面，当然是不可取的。第五条道路“维持现状”，可能符合某些人的利益和愿望，但不符合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不是提出了“三个代表”说吗？那就应该尽快实施人民所热切希望的政治改革啊！），更不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从长远的眼光看，注定是行不通的。上述几条发展道路，孰优孰劣，只要不是心存偏见的人，相信是不难分辨的。俗话说“事在人为”，只要我们中国人发挥出自己的智慧与才能，顺应世界潮流，趋利避害，共同推进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建立宪政民主政体，就可以争取到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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