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按其發展方式劃分，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可能有下列幾種路向：一、和平漸進的道路，即所謂的「臺灣模式」；二、暴力革命的道路，即所謂的「羅馬尼亞模式」；三、以和平發展為主、但不能避免暴力衝突的道路，即所謂的「蘇聯—俄羅斯模式」；四、國家分裂並導致戰亂，即所謂的「南斯拉夫模式」；五、與上述四種模式都不太一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下面對這幾種可能發生的前景作一簡述：

一、和平漸進道路。亦可稱之為「臺灣模式」（東南亞和東歐的大多數國家均可歸入這種模式）。其特點是以和平漸進的方式實現社會轉型。將之歸結為「臺灣模式」，可能會有不少人提出反對。1999年6月，我應邀在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發表講演時，就有來自臺灣的學者提出意見，認為對「臺灣模式」應持審慎的態度，因為臺灣的政治還在轉變之中；且存在不少問題。我當即表示同意他的意見。我注意到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毓生教授的觀點：「臺灣的民主的發展主要是形式上的意義，實質上非常單薄，十分空虛；其中，因為[民族主義興起]導致的[民粹主義]，是造成民主發展流於形式和憲政紊亂的主因。」（見1999年9月18—20《歐洲日報》第12版）但我仍認為提「臺灣模式」對於中國大陸的社會轉型是有重要借鑒意義的。中國大陸近一百多年的歷史上充斥著打打殺殺的事件；主張暴力的政治激進主義不絕如縷；加之毛澤東大力宣揚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觀點暢行其道；使得不少人至今仍崇尚暴力。其實和平漸進才是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代價最小的途徑；當然也是中國未來政治發展代價最小的途徑。

中國自由主義的鼻祖胡適先生曾于1948年9月4日發表了著名的《自由主義》一文。文中說道：「總結起來，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意義是自由，第二個意義是民主，第三個意義是容忍——容忍反對黨，第四個意義是和平的漸進的改革。」「自由主義為了尊重自由與容忍，當然反對暴力革命，與暴力革命必然引起來的暴力專制政治。」「最後我要指出，現代自由主義，還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我很贊成胡適先生的意見。臺灣與中國大陸歷史同源、文化同根、語言相通、習俗相近，許多方面的條件相似；因此臺灣人民能夠選擇和平漸進的發展道路，中國大陸為什麼就不行呢？我覺得每一個有頭腦的中國人都會這麼想。「臺灣模式」最主要的經驗就是政治領袖應該順應歷史潮流和人民的意願，奉行「天下為公」的政治理念，適時地調整政治方針與治國方略，以推動歷史進步。

據說當年在台主政的蔣經國先生聞知民進黨成立時，十分震怒，冷靜下來以後，認識到這是時勢使然，也就理智地接受了現實，並毅然解除了黨禁和言禁。這一舉措在今天看起來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件，在當時更是眾說紛紜，國民黨內部反對的人甚多。不過做了也就做了，不僅一舉甩掉了歷史包袱，重新塑造了執政黨統治的合法性基礎；而且奠定了蔣經國的歷史地位。「臺灣模式」的另一經驗就是筆者提出的「新三民」主張：即公民社會的充分發育，公民意識的啟蒙培育，民主實踐的訓練積累。若沒有這幾條形成的時和勢，僅僅寄希望于領導人的開明是靠不住的。所以「臺灣經驗」說到底就是朝野雙方的結合。缺少哪一方面，社會發生變化的契機都不能成立。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走的就是和平漸進的道路，能否成功有賴於與之相關的社會各個方面的努力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建立政治共識。這是二十一世紀對中華民族政治智識的考驗。

二、暴力革命的道路。亦可稱為「羅馬尼亞模式」。和平漸進的道路如果走不通，而各種社會矛盾又愈積愈深的話，就可能使中國大陸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中國人既有和平傳統，也不乏暴力傾向。政治領導層如果拒絕進行必要的政治改革，而又不能有效地克服腐敗和解決各種社會矛盾，就不能排除羅馬尼亞式的底層民眾揭竿而起、造反起義的情況出現。這從部分民眾中流傳的「我們現在什麼都不缺，就缺陳勝、吳廣」的話語就可以得到印證。從理論上說，根據人民主權的原則，人民有權選擇他們喜歡的政體以及所走的道路，包括有權選擇暴力革命的道路；特別是當他們別無選擇的時候。但是筆者征諸我國近現代史，卻得出這樣的結論：暴力革命不僅代價巨大，而且會給民眾造成極為慘痛地傷害，且在中國無助于憲政民主體制的建立，實乃下下之策也。羅馬尼亞是一個只有兩千多萬人口的國家，且屬於基督教文化圈，深受西方文明的影響，因此它可以通過暴力革命走上憲政民主之路。中國大陸的情況根本不同，遠的不說，近百年來發生的暴力革命不知要比羅馬尼亞多多少倍，然而不僅未能建立起憲政民主政體，而且使老百姓白白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這一教訓太深刻！太沉重了！因此非到萬不得已，決不可以再試。

三、以和平發展為主，但不能避免暴力衝突的道路，即所謂的「蘇聯——俄羅斯模式」。爭取走和平漸進的道路，已成為大多數中國人的共識。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的前途將是一馬平川、從此可以高忱無憂。蘇聯——俄羅斯的發展道路就說明了這一點。俄羅斯民族的整體文化素質要比中國大陸高出許多，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也未嘗不希望和平發展，但是嚴酷的現實一次又一次地打碎了人們的善良願望（從「八.一九政變」到「炮打白宮」到「車臣事件」）。中國的社會問題一點不比俄羅斯少，中國的腐敗現象也不比俄羅斯少，所以要完全避免暴力衝突恐怕很難做到。現實的主要問題是：失業和下崗的職工愈來愈多，流民也日益增多，社會向兩極（貧和富）分化的速度超過了中產階層化的速度，而政府的權威卻在不斷地流失（主要是因為普遍的制度化腐敗）。這樣下去確實十分危險！正因如此，中國未來走和平發展為主，但夾雜著暴力衝突的道路的可能性在增大，至於可能發生的暴力衝突的規模和造成的破壞程度，是難以預測的。

四、國家分裂並導致內亂，即所謂的「南斯拉夫模式」。南斯拉夫在鐵托統治時期，實行鐵腕統治，並輔之以政治經濟改革和民族自治政策，所以國家統一沒有出現什麼大的問題。鐵托之後，南斯拉夫聯邦四分五裂，1999年還爆發了引起世界性衝突的「科索沃戰爭」，餘波至今未散。中國的情況與南斯拉夫既有不同，也有一些相似之處。不同之處如在國家結構上，南斯拉夫實行的是聯邦制，而中國實行的是單一制。南斯拉夫聯邦是由若干個歷史上曾經相互獨立的民族國家主體組成的，這一點與中國的情況也不太一樣。相似之處是，中國與南斯拉夫都是多民族國家，都經歷過政治強人的統治時期。中國雖已通過談判和平收回了香港和澳門，但仍存在國家分裂的問題：其一是臺灣問題。臺灣島內主張獨立或維持現狀（不統不獨）的人不在少數，海峽兩岸的關係一直繃得很緊，戰爭幾度擦肩而過，對於怎樣實現國家統一，兩岸還遠未達成共識。其二是民族問題。

主要有西藏問題、新疆問題、內蒙古問題，上述三個區域中的藏族人、維吾爾族人、蒙古族人都有一部分要求獨立，且近些年來暴力衝突一直未斷。其三是地區差距問題。由於中國是一個巨大型國家，所以也存在東西南北的問題，即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南部地區與北部地方存在著顯著差異。總的來說，東部和南部要發達一些，東南沿海地區要富庶一些，西部和北部比較落後。近些年，在「馬太效應」（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作用下，地區差距呈現擴大之勢。富裕地區一直要求擴大自主權（實際是自治權），貧困地區則要求中央政府多給予各種優惠（中央政府已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決定搞西部大開發）。在和平時期可能問題不大，一旦發生戰亂就可能產生連鎖反應。上述三個歷史與現實的重大國情問題若不能得以有效解決，戰亂與分裂的前景就難以排除。

五、沿續政經分離的路線，政治上繼續堅持一黨專政、經濟上繼續推行改革開放。即所謂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亦即中國式的威權政治模式。已故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鄒讜去世前在給友人的信中提出，應該探索一個人所皆知的問題：為什麼蘇聯的改革導致蘇聯的解體，俄羅斯的改革引起經濟崩潰、政治衝突。對比之下，中國二十年的經濟改革卻取得了很大成就，經濟制度的漸進轉型，社會的變遷，在二三十年內取得歐洲數百年演變的結果。他的看法是，由於中國革命與俄國革命的過程完全不同，因此中國在持久革命後重建的國家，與蘇聯一舉而成的革命成功後所重建的國家完全不同。俄國革命是沙皇政權戰敗崩潰，二月革命後政府無能，農民自發革命行動領先，軍隊解體，俄國布爾什維克政黨迎合革命潮流，數月之間一舉奪得政權。而中共建國應從三灣改編算起，「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彈丸之根據地到全國的勝利，以黨建軍建政府。成立根據地的割據政權，這個「國中之國」經歷了國內國際形勢的巨大變化，內戰外患，波濤起伏，死裏逃生。

因此在革命時期已逐漸形成的黨國（Party—state）與蘇聯革命後方開始建成的黨國，有迥然不同的特徵，使中國能順利從計劃經濟轉變到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或多種所有制混合的經濟制度。中國革命運動雖曾一度「以俄為師」，但兩國之間存在著根本的不同。鄒讜的分析正確與否我們暫且不論，但他提出了一個觀察中國問題的獨特視角。我國一直以來所走的發展道路與蘇聯、東歐國家及日本、歐美國家都不太一樣，和其他國家（如同處亞洲的印度、巴基斯坦、韓國、馬來西亞、斯里蘭卡、菲律賓、越南）的情況以及面對的問題也有很大不同。不下一番功夫進行深入細緻地分析研究，是很難把中國的問題搞清楚的。這也正是為什麼許多中國問題專家在對中國的未來發展作出預測的時候總是大跌眼鏡的原因所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政經分離的路線會沿續多久？朝著什麼方向演進？中共的一黨專政與市場經濟怎樣長期共處？中國的新威權政治將會以怎樣的形式繼續存在？政治改革將滯後到何時、何種程度？各種政治力量的分化組合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中國的憲政民主道路會有怎樣的「路徑依賴」？都需要冷靜地觀察與深入地調查研究。

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前景，每個人的看法都會有所不同，畢竟我們已經進入多元化的時代。我們應該學會寬容和理解別人的意見。但是，我想大多數中國人都會贊成第一條道路，即以和平漸進的方式實現社會轉型和制度變革。第二條道路「暴力革命」，社會代價極大，對誰都沒有好處，應該全力避免。第三條道路「和平與暴力交織」，也不是一種好的前途。第四條道路「國家分裂和內亂」，絕對是一種很糟糕的局面，當然是不可取的。第五條道路「維持現狀」，可能符合某些人的利益和願望，但不符合廣大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不是提出了「三個代表」說嗎？那就應該儘快實施人民所熱切希望的政治改革啊！），更不符合當今世界的發展潮流，從長遠的眼光看，註定是行不通的。上述幾條發展道路，孰優孰劣，只要不是心存偏見的人，相信是不難分辨的。俗話說「事在人為」，只要我們中國人發揮出自己的智慧與才能，順應世界潮流，趨利避害，共同推進政治改革與制度創新，建立憲政民主政體，就可以爭取到光明的前途。
(待續)(//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