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20日讯】当代中国有一个特殊的“民族”——“上访一族”（他“她”们自我命名为中国第５７个民族——“访族”）。他（她）们来自全国各地，大多集聚在北京火车站南站周边地带，因这一带在地理上距“中办国办”人民来访接待室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局及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较近。他（她）们中条件稍好一点的租住在简陋的民房和小旅馆里，条件差的就在附近的工地上、桥洞下、水泥管里风餐露宿。
刘东先生在“贱民的歌唱”一文中写道：“毫无疑问，赤裸裸地隶属于这样一个阶层，也就是无所遮蔽地意味着，正在为整整一个社会垫底。在这里，我忍痛写下‘垫底’这两个字，来描述某种极端弱势和全然无助的状态，也想来凸现一个不可或缺的最后支撑点。”（《读书》２００５年第１２期）他描述的物件是农民工，但“访族”的整体状况还在农民工之下。
我因为参加过几次与“访族”交流的活动，得以结识一些“访民”，听到不少“访族”令人伤心动容的故事。其中一位名叫李裕芬的老太婆的上访故事尤其令人心痛难平。
李裕芬是１９３２年生人，今年已经７４岁高龄了，来自重庆。自从１９８３年她儿子在派出所被活活打死，她就开始走上上访之路。２０多年来她往返于重庆——成都——北京，上访５００多次，累积行程１０万多公里。提交的上访材料和信件三千多封，累计达一米多高，重达二十多公斤。从一头黑发告到如今已是白发苍苍。为还债她卖掉了房子；为凑路费她多次卖血。然而直到今天她的申诉也未能进入司法程式，她仍然在过着东躲西藏、颠沛流离的上访生活，靠拣拾垃圾和热心人的资助为生。工人日报记者陈宗舜（笔名柳白）曾把她的事迹写成一本报告文学，题为《尊严——从黑发到白发》，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也曾于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９日做过一期名为“范李之死” 的专题节目。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李裕芬老人的丈夫因被打成右派遭受迫害在儿子出生不到４岁时就去世了。李裕芬靠修锁配钥匙的手艺含辛茹苦将惟一的儿子范李养大。范李，１９５９年出生，生前是重庆市钢铁公司运输部职工。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２３日下午４时，重庆市钢铁公司房管处职工吴桂斌在李裕芬家查水表时与范李发生争执；离开范李家时，吴桂斌向派出所报案称范李打伤了自己，半个小时后，范李被新山村派出所民警带走。儿子被带走一个小时之后，李裕芬赶到了新山村派出所。李裕芬说：看见我儿子一个人被侧身铐在一根长条凳上。赶紧问道：“范李你怎么了”？范李说：“妈妈我一身痛，他们打我”。随后范李被派出所指导员温世发、民警郑明孝、席惠泉等人带进审讯室，晚上１０时左右，范李被送往重钢医院住院部。医生全力抢救无效，范李在被送往重钢医院３个小时之后于凌晨一时停止呼吸。医生当场宣布死因：系由“外伤引起脑出血死亡。”而此时出现的大渡口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周艾侯随即将医生叫到密室“协商”。之后冷冷地扔给李裕芬一句话：“你儿子死因不明！”
重钢医院当晚抢救范李时留下的病历，记载着范李入院时的症状和诊断措施，而这些症状和诊断措施符合戴鸿家医生的初诊判断；１０月２４日凌晨，在经过三个小时的抢救之后，医院开出了范李死亡证明书，死亡原因是脑出血。１０月２４日上午，大渡口区公安分局在重钢医院组织了范李尸体的尸检鉴定。在重庆市公安局所作的尸检报告中，范李的死因被鉴定为服用了一种名为巴比妥的安眠类药物致死。
西南政法大学叶元熙法医鉴定的结果是：“范李尸体有１１处创伤，有１４个内脏出血点，眼角、额头，特别是右眉弓外侧这条创口是用有轮廓的东西所致，因为它是个圆弧形，且这是眼窝的地方，很严重；头部创伤多处，属钝器伤。据医生诊断，瞳孔一大一小、血压升高、脑干、中脑损伤、脑出血、颅脑病变引起死亡，中枢神经系统病变死亡。还有腰部、肋骨、左小腿、肩胛下角第三腰椎等多处创伤有几处是锐器所致，是受多次打击形成的。”可以说是遍体鳞伤。
儿子死后的第二天，李裕芬来到重庆市区，找到市法院请求重新验尸。但市法院说要证明。李裕芬只好又回到大渡口区，找到儿子生前单位重钢运输部，希望能给开一份尸检证明。一个月后，在公安局的坚持下，范李的尸体在重钢医院火化，李裕芬甚至连儿子的尸检报告都没能看到。
１９８３年秋天，李裕芬关掉了自己开了好几年的修锁铺，开始了她的申诉之路。
１９８４年４月，大渡口区公安分局作出了范李死因的调查报告，报告称范李当天在审讯过程中突然昏迷倒地，导致头部及全身其他部位出现了八处擦伤；报告中还指出，范李死亡当天，刑侦人员在李裕芬家中发现了一颗白色药粒，这颗药粒和范李的胃内容物化验后均含巴比妥成分。
李裕芬说，范李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服用过巴比妥，这个药的名字我们都不知道。刑侦人员当年在李裕芬家中拍摄到一张药物照片。对此，《重庆工人报》记者杨晓渝说：“按照规定如果一旦发现现场有可疑的物证，必须要当事人来看这个物证，但是没有。”
由于对公安部门尸检报告的结论不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李裕芬买回了大量法医学专著，如《解剖学》、《人体解剖学》、《病理解剖学》、《法医解剖学》、《精神病理学》还有《药剂学》没日没夜地研读。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准备，李裕芬开始向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再次申诉此案。１９８４年年底，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书面通知李裕芬：范李确实是因服用巴比妥药物中毒死亡。
１９８５年春天，在重庆申诉无望的李裕芬决定前往四川省省会成都，继续向有关部门申诉此案。李裕芬在成都跑了十几家单位，这些单位要么不肯接受她的申诉理由，要么就是维持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的结论。
由于李裕芬不断申诉，关心范李死案的人越来越多。１９８６年，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著名劳动模范黄荣昌向全国人大递交了李裕芬的申诉材料。与此同时，重庆市十几家媒体的记者和一些知名律师写出了情况反映，呼吁有关部门重新调查此案。１９８６年６月，由四川省政法委牵头组织的省市联合调查组来到了重庆。１９８６年７月，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调查之后，省市联合调查组宣布了调查结果，《重庆工人日报》的记者杨晓渝参加了当时的调查结果宣布会。杨晓渝说：“他们联合调查组没有带法医专家来，他们主要就是听取苏一中的介绍，苏一中就是做范李法医鉴定的（注：苏一中当时是重庆市公安局的法医）。” 联合调查组的调查结果还是坚持说范李是服用巴比妥致死。
１９８６年夏天，李裕芬前往北京，再次向全国人大递交了申诉材料。１９８６年夏天，全国人大派出调查组前往重庆。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实地调查之后，调查组写出了调查报告。在报告中，调查组认为本案存在着范李是否打人不能确定，范李是否患有精神病不能确定，范李是否服用了巴比妥不能确定，和不能排除刑讯逼供的可能性等四处疑点。
在全国人大的督促下，在此后的十几年中，重庆市的有关部门前后六次调查此案，但每次的结论都和当初一样。而数十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几十位元记者、律师、大学教授也先后十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对范李死因的质疑。多年来的申诉，让李裕芬欠下了亲友数万元的债务。１９９５年为了把官司打下去，已经是满头白发的李裕芬卖掉了自己和儿子住了十几年的老屋。李裕芬说：“我儿子这个问题，我活着一天我打一天，他们这些搞假的人还是害怕，总有一天水清石头现。”
１９９８年５月，重庆升级为直辖市，李裕芬再次向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请求。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开始了长达３年的对范李死案的重新调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法纪处处长袁世伟于１９９８年开始接管此案。
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９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向李裕芬下达了《不立案通知书》，李裕芬不服，再次提请复议。
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王厚德等２３位委员联名提交了提案，吁请“尽快就李裕芬申诉案立案调查，作出负责任的处理”。王厚德委员回忆道，此案于１９８６年由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劳模黄荣昌带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转送了李裕芬的申诉材料。随后，人大信访局派员到重庆实地调查，对范李自杀身亡的结论提出四点质疑。随后，四川省有关单位的多次调查大体都维持了原结论，但又未能提出有力证据驳倒全国人大信访局提出的质疑。王厚德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查清此案是有可能的，因为当时的尸检报告材料，以及将近２０年访问当事人的记录，新闻界、法律界对此案讨论、报道的材料全在。
但就是这样一个案情并不复杂的案子，上访了二十多年，至今却连司法程式都进入不了。李裕芬老人的悲惨经历提醒人们，有必要认真反思与检讨我国现行的信访制度和司法制度。
现行的信访制度始于１９５１年６月７日政务院所颁布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其初衷是配合政治统治与政治运动的需要，进行大众动员。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在胡耀邦主政时期，它一度成为人们申诉冤情、反映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要渠道，对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起了一定积极作用。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２８日，国务院颁布了《信访条例》，并于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实施。该条例规定，信访指的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应当由有关行政部门处理的活动。将信访制度的主要功能定位在化解纠纷、实现救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以及相关的职能部门，均设有信访接待机构。在理论上为公民提供了申诉、控告、检举的场所。但是在实际上，各级信访机构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权力和手段，通常情况下不过是签收批转和公文旅行而已。据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调查：实际上通过上访得到解决的问题只有０·２%.因此，上访制度的行政救济功能是十分微弱的。真实功能只剩下“下情上达”这一项。就是这一功能，遭到各级地方政府层层截访后，真正能达到最高层者恐已大打折扣。
所以有不少专家学者主张取消信访制度，加强司法救济。而司法救济制度同样弊端重重。没有社会背景和经济实力的普通公民很难得到有效帮助。据于建嵘的调查报告：在接受问卷调查的６３２位进京上访的农民中，有４０１位在上访之前就上访的问题到法院起诉过，其中法院不予立案的占到４２·９%；认为法院不依法办事判决败诉的占５４·９%.
从李裕芬老人的个案中，就可以看到一个普通公民在现行制度环境下是多么的无助。为了给儿子伸冤，李老太负债累累，卖掉了房子，又去医院卖血；为了给儿子伸冤，李老太太五百多次辗转与重庆、成都、北京之间，其间跋山涉水，忍饥受冻，含泪忍辱奔波的路程相当于绕地球两圈还要多；为了给儿子伸冤，李老太的双脚十趾全部走脱，脚骨也走变了形，如今已是百病缠身，身体极度虚弱。但时至今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仍然是油盐不进，坚持不予立案的决定。正所谓“漫漫上访路，正义在何方？”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将政治权力全部集中在一个位于金字塔结构塔尖上的权势集团手中，宪法由他们制订，立法由他们决定，司法由他们掌控，行政由他们施行，政府由他们组成，税费由他们征收，资源由他们垄断，官职由他们任命甚至于发售；他们的权力没有边界、没有制约，可以为所欲为；新闻媒体变成了他们的资产、他们的喉舌；法院和检察院也要无条件地听从他们的指令；军队、武警和公安更是成为他们手中的专政工具。这是一种强者通吃的制度，是一种极端不公正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普通公民的权利很难得到有效保障，财产被任意侵夺，自由被无情践踏，生命受到野蛮威胁，正义成了最为稀缺的价值。
近来读到杰出的南非民权领袖曼德拉的自传，书名叫做《漫漫自由路》。曼德拉在书中写道：“被压迫人民与压迫者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自由力量与反动力量之间的清算日为时不会太远，我一点都不怀疑这一天的到来。真理和正义将会取得胜利……被压迫人民的感情已经痛苦不堪。人民的困境驱使他们与统治我们国家的强盗所采取的卑鄙政策反抗到底。推翻压迫已经得到全人类的支援，并且也是每个自由战士的最高理想。”（中文版第１３７页）
曼德拉一生为正义和自由而战的传奇经历告诉我们，正义是不会自天而降的，一切权利都是争取来的。有压迫就有反抗，有侵权就有维权，不公正的制度与秩序必须改变。否则，人们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正义。
──转自《民主中国》(//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