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21日讯】（作者注：一个国民党官员子弟，在大陆40多年，后逃奔台湾的故事。）

（续前）三

唐存理：1963年1月，我在荞窝农业中队解除管制，继续延长劳教……

老威：你的3年管制刑期已满，为啥还要延长劳教？

唐存理：连一纸通知都没有，就口头宣布一句“屡次不服管教”，就继续了。直到1965年，我才拿到《解除劳教通知书》，此时，我已从荞窝转到布拖县的乌依铅矿就业。

老威：你愿意“就业”吗？

唐存理：从大城市流放到穷山恶水的苦役犯，谁愿意留下来就业？待遇和犯人一样，只是多了16元的工资。但那时的钱还是值钱，我也就得过且过地混下去。

可不久，就业人员中的“四清运动”又开展了，由于“反动本性不改”，我又被揪了出来。罪状主要是：1，攻击三面红旗是胡说八道﹔2，为彭德怀鸣屈叫冤（我认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完全是罗织罪名，陷害彭德怀）﹔3，散布江青同志的谣言（我曾对人讲江青是30年代的影星蓝萍）。当时文革即将开始，许多人认为我至少要判20年，但关押到1967年3月份，风头弱了些，就正式宣判为8年刑期。

老威：经过1967年的“二月逆流”，公、检、法已经瘫痪了吧？

唐存理：我是1966年10月逮捕的，抓进集训队关小间，一个监舍十几个人，除了放风，大小便都在里面。每天打盘腿，腰板挺直，除了读报纸，就是写反省材料。经过四、五次提审，5个多月后，我从农场的狱政科长手里接过了《起诉书》，还没回过神，又给了《判决书》。上面除了刚才提过的罪状，又戴了“学生出身，家庭成分伪官僚，与我党有杀父之仇”的帽子，后面还添上“散布一系列反党言论，配合‘三家村’对我党的进攻，企图变天复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结尾。

《判决书》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普格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判时还比较优待，没绑绳子，就把我从小间唤到预审室，直接递来两页纸。连念的过场都省了。

此时，乌依和荞窝两个农场合并，我又回到荞窝，回到农业中队种田和教书。我在里面文化算最高的，为许多农民扫过盲。大凉山有许多彝族，51年叛乱，组织反共救国军，因此入狱，劳改了许多年。我甚至教过协助杀害丁佑君烈士的凶手，目不识丁的文盲，主犯毙了，他是从犯，判了无期徒刑，后来在里面居然做了卫生员。

1974年，在继管制、劳教之后，我第三次刑满就业，分到副业队。原以为永远回不到母亲身边了，因为思想犯们对中共劳改政策心知肚明，就是要让你一辈子刑满而不释放，自生自灭。后来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才知道这套“就地处置”的方式是从斯大林那儿学来的。

如果不发生六四大屠杀，我会同绝大多数受尽折磨的读书人一样，永远对邓小平感恩戴德。正因为他力挽狂澜否定了文革，否定了阶级斗争，我才于1979年，38岁时获得平反，回家尽孝。母亲是1987年去世的，享年84岁，其时我已经商多年，丰衣足食，我想母亲当含笑九泉了。我后来意外的发展也是她在苦难中修持的结果。

四

老威：据说你平反后还辉煌过一段？

唐存理：我同时平了两个反，第一个是1966年在荞窝农场，因反革命言论罪被判8年﹔第二个是成都市西城区法院判的管制3年，送劳动教养……

老威：按理，你管制后延长劳教两年，还该平第三个反。

唐存理：这个政权欠的烂账太多，如果每一笔都要还清，早就破产了。所以我当时觉得不错了。荞窝农场还补发了8年的就业工资，3000多元。

母子团聚那年，我都38岁了，一无所有。于是经一位同监难友介绍，到成都郊区一家建筑公司做泥瓦匠，由于早年打下的数理和制图功底，不久就当上了技术员。我不敢懈怠，废寝忘食地扎在工地上，指挥修建过好几栋大楼，终于从经济上打了翻身仗。

我前妻比我小17岁，同为石室中学相隔20年的校友，我在西郊132厂的建筑工地当技术员时，她是会计。1980年，她去石棉县一个劳改农场探望自己的右派反革命老师茅世禄，恰好我的同学吴康立与茅一个队。经过交谈，原来茅老师竟是我们共同的物理老师！错综复杂的师生、师友情令人意外的惊喜，更令人惊喜的是，吴康立托她带信给我，并且说：“唐存理是个好人，你帮他介绍个对象吧。”

我前妻介绍的对象就是她自己，她骑着自行车，好不容易在一条深巷子里找到蜗居的我，竟一见钟情。稍后谈婚论嫁，所谓的婚礼简单得无任何女方的亲属及朋友参加，个中缘由，我想一是因为年龄的悬殊，一是因为人们对已平了反的思想犯还是心存歧视，不愿与我公开地沾边。

老威：近不惑之年才成家，不容易啊，老唐。

唐存理：所以我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较深的危机。1984年，我有了一个女儿，于是从建筑工地撤出，自己凭2000元钱创业，开了一家五金机电商店。由于我的技术能力强和她善于经营，夫妻俩珠联壁合。头一个月，还清借款﹔一两年后，就发展成有两层办公楼的著名五金交电公司。我被媒体和官方誉为“锦城商界的一杰”。

老威：在拜访你之前，我查阅了一些上世纪80年代的商业资料，在政府认可并大力表彰的企业家中，你的位置显着。你在无背景、无靠山、无人际关系的现状下，全靠夫妻俩打拼，最终竟拥有几十员工，上千万的流动资产。80年代的上千万相当于目前的几个亿吧？

唐存理：我称得上是共产党统治下，第一批靠原始积累白手起家的资本家，当时的赚钱环境比现在健康，凭能力，没一点水分也能做大。另外，我父亲在国民政府时期就有经商的才能，如果他当时从广州只身出逃，如今说不定早就身家数亿了，因为他已被国民政府确定为台湾最大的官营企业——台湾糖业公司的董事长。

老威：这也算一种商业的遗传吗？

唐存理：外表分析是遗传，骨子里却是宿命，因为我毕竟与现政权有杀父之仇。而意识形态的环境令我在经商之余，酷爱读书，关注社会和政治的变革。我对刘宾雁、苏晓康的报告文学爱不释手，并且还热衷于公益事业……

老威：我知道有不少政府官员到你的公司视察过。

唐存理：我经营五金、机电、建材等数百种名牌商品，销售网络遍布全国，真有“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的感慨。但1989年的学潮因胡耀邦的逝世汹涌而来，我犯了商人的大忌，卷进去了。

老威：你与北京四通公司的总裁万润南一样，有政治诉求？

唐存理：空有一腔爱国热情而已。那个单纯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天安门的枪声把民众对共产党的改良幻想全击碎了。

老威：六四之前，我就一个文学野心膨胀的诗人，不懂任何政治。

唐存理：天府广场人山人海，有我这种人生背景的成功人士，当然与学生和市民站在一边。我给绝食学生捐献了很多钱，还数次与公司员工一道，驾着所辖的大货车送食品和饮料，还公开发表演讲，为学潮鼓劲。我甚至以公司的名义，在广场上扯起巨形横幅：“打倒李鹏，解除戒严！”

老威：商人和政客一样，有时是需要审时度势，见风使舵的，你可太不明智了。

唐存理：也有不少朋友劝我在商言商，没必要卷入政治，但80年代的整个社会环境，使人还能保持那么一股正气和热血。六四一开枪，一切都急转而下，原来共产党的土匪无赖本质永远不可能改变！改良的气数已尽，我在公安部门的一位朋友私底下警告：“当局要抓捕的黑名单上有你。”于是我只好携妻带女，立即出逃。

老威：你已留好退路了吗？

唐存理：我坐牢19年，再也不能栽进去了！况且我已有家室之累。

老威：你从广州偷渡出去的？这也算完成了你父亲未竟的遗愿。

唐存理：在六四之前，我就拿到了《往来港澳通行证》，准备去香港探亲﹔后来铤而走险，侥幸从香港出了关。

老威：你在香港有亲戚？

唐存理：我在台北有个堂兄，比我大20多岁，其早年跟随父亲，情同父子，所以堂兄一直在寻找我这个弟弟的下落。他在台湾的政界有许多关系。

老威：你算是投亲靠友？

唐存理：一言难尽。在风声鹤唳中逃到香港，我立即通过“支联会”向台湾和西德政府提出“政治避难”，我在学潮中拍了大量激动人心的照片，同时也有各方面的资料，包括台湾情报部门自己获得的“情报”，足以被认定为“对大陆民运有贡献的人士。

老威：还比较顺利。

唐存理：当时《中英联合声明》已经签署了5年，中共的势力日益渗透，而港英当局出于自保，也不敢过分得罪北京，所以逃亡到港的异议人士处境维艰，随时面临被遣返的可能。

老威：可从香港出去的民运精英还是不少，90年我因《屠杀》《安魂》案准备出逃，朋友们找的渠道仍是从深圳蛇口潜至九龙。

唐存理：具备国际影响的头面人物遇到的麻烦自然少些，可我们的在港签证只有17天，超过17天，即为非法居留，一旦查获，就立即遣返。所以，虽制度不同，但香港远不是自由世界。我们一直躲藏在沙田附近一位朋友家，足不出户3个多月。

老威：自己关自己的禁闭。

唐存理：在“政治庇护”批准之前，不能出一点纰漏，许多人就是在这段时间被警察逮住遣返的，不问任何理由。可尽管如此非人道，移民潮还是一波比一波猛。1989年11月8日，我女儿满5岁，11月9日，我终身难忘，因为这天我女儿被警察抓走了！当时她正与香港朋友的同龄孩子们一块玩耍得高兴，一伙港警突然闯入，查问唐存理夫妇的下落，可能是他们接到有关线报了。刚好我们不在，他们就挨个盘问孩子，我的女儿被迫开口，语音不是粤语﹔他们又问出她是唐存理的女儿，就把她带走，羁押在一个关小人蛇的地方。

这一事件在香港引起轩然大波，《香港时报》及时登载了该报记者蔡ΧΧ的文章：《警方闯入民宅，带走五岁女童》，我们焦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不得不出面，紧急联络台湾救总，即“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香港办事处……

老威：灾胞？

唐存理：长期以来，海峡两岸的政府都认为对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灾胞”是台湾对大陆难民的统称，既包括一般的偷渡客，也包括民运或异议人士。其时，蒋介石父子“反攻”和“光复”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国民党改祖，有台湾背景的李登辉当选为主席，稍后又荣登总统宝座，形势大变。

老威：那么“去中国化”在很多年前就露出端倪了？

唐存理：对，由于当局的逐步引导，加上中共采取的遏止台独的舆论高压，“去中国化”的“台湾共和国”之构想在民众中已深入人心。虽然在六四屠杀之际，刽子手政府遭到国际社会一致的谴责，作为与大陆有割不断血缘的台湾，也不得不表态声援民主运动，但落实到接纳政治流亡者，李登辉当局却采取了与二蒋截然相反的冷漠态度，把门坎提得非常高。如此影响深远的民主浪潮，台湾接受的“符合条件”的“政治避难”者却不超过14人，而作为全家悉数收留的，却只有我们一户。

老威：你们真够幸运的。

唐存理：也算老天的眷顾，当我们联络救总办事处的张主任时，他答复：台湾入境证已办好，随即会寄来﹔并且答应马上同港警交涉。晚上，我们的女儿被送了回来。我抱住她亲了又亲，问她哭没哭？她答没哭﹔我假装不信，五岁孩子就替爸妈坐了两天牢，咋会不哭？她说，警察叔叔没打我，我还问他们：眼镜在哪儿，压坏了妈妈要骂。我还说：想家了，快送我回去。

没过几天，西德也批准了我们的避难申请，但我们还是选择去台湾，当时我已49岁，去西方还得学语言，从头开始。还是去与自己同种同根的地方，也算完成了被共产党杀害了的父亲的宿愿。

1989年12月，我们乘坐华航班机抵达台北，可谓历经了沧桑。

五

老威：看来在97回归之前，香港早就不是自由港，即使你们这种符合条件的，在批准之前，也得贼一样躲起来。

唐存理：父亲的亡灵保佑吧。六四之后，政治难民通过各种渠道涌入香港，可一旦被港警逮住，不问青红皂白就遣返，太可怕了，太辛酸了。我身边有不少北京来的学生，哭着喊着挣扎着，没有用，只要“榜上无名”，就关起来，有什么道义可言？

老威：我在看守所遇到一位中学美术教师，叫刘季华，学潮期间卷入街头政治，六四镇压后潜逃香港，结果被遣返收容好几个月，吃尽了苦头﹔第二年，他又写了一篇《国殇周年祭》，满重庆散发后，又在潜逃过程中被逮，依律判刑3年﹔出狱后再次越境，终于成功，去了安徒生的故乡丹麦。若干年前他写信给我，称赞丹麦的冬天，说比北京的冬天暖和许多。

唐存理：这位姓刘的也算幸运儿，只要逃到自由世界，并被接纳的都是幸运儿，因为人的寿命有限，同独裁政权耗不起啊。后来我才知道，我堂兄为了救我于水火，动员了所有的政界关系。你知道现任台北市长马英九吧？他是国民党的副主席，才50多岁，称得上台湾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他也曾做过蒋经国的英文秘书。我堂兄通过我父亲的同僚周天固、滕杰等人，写信给马英九，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周天固甚至说，如果台湾不接受唐存理这种我党国先烈的子弟，我就个人出钱，哪怕买假护照，也要把他弄到南美洲去，以逃脱中共的魔爪。

老威：这个周天固是什么人？

唐存理：周天固做过蒋经国的新闻秘书和新闻处长，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与我父亲是中央政大的先后同学。我父亲当县长时，他还在当科长﹔去台后，由于身居要职，影响很大，人称“周三爷”。由于他和最后一任南京市长滕杰等人的活动，李登辉不得不表态。我现在手里还保存着一份马英九给周天固的亲笔回函：大陆民运人士唐存理及一家三人，我们一定要给予重点的关注。等等。虽然写得比较含糊，但意思是明显的。

老威：我听来听去，觉得这种官场斡旋极微妙，表面上慷慨激昂，内里却潜涌着一阵阵的世态炎凉。

唐存理：李登辉上台后,对蒋家父子的班底进行换血, 如陈立夫、周天固等人均已失势,但其声望和影响还在。我这个堂兄是在永和市警察局长任上退休的,关于他,还有一个故事：1949年上海被解放后,他本来要响应新政权的号召去”自新”,不料来到国民党军政人员登记处一看,心里凉了半截——排队自新的几乎是上校以上，中校、少校屈指可数，而自己属于国军嫡系部队的中校，弄不好自新不成，还要逮住杀头。于是立即回家，带上老婆，星夜潜出层层岗哨，从小路逃到尚未“解放”的舟山，然后去了台湾。仓惶之中，把自己的女儿也丢在了大陆。

老威：你堂兄也算几十年的流亡者。

唐存理：他是我父亲带大的，对我惺惺相惜，所以我们到台湾也是变相的投亲靠友。我们在“救总”的招待所住了两个月，就凑款开了家小公司自谋生路，我虽然以八九民运的名义“政治避难”，可民运也不是一种糊口的职业啊。

老威：你亡命天涯，那你们在大陆的公司呢？

唐存理：转到我前妻姐姐名下继续，不过早没有当年的风光了。我刚到海外时，对民运还挺关注，也见过不少学生领袖，稍后，我感到深深的失望。那种妄自尊大，那种争权夺利，都离我的做人准则太远。所以，虽然我在台湾一时成了新闻人物，但我不怎么参加政治活动，除了做点小生意，就是读读书。转眼间十几年过去，我的女儿长大了，入读了教会学校﹔我与前妻也因思想观念的分歧各奔东西。由于我一直低调，只做生意，不管政治，大陆当局也对我往来两岸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风风雨雨几十年，回头一看，人生真如过眼云烟。

老威：你在香港躲避了四个多月，如果那时被逮住，就没有今日的回头一看了。

唐存理：对啊，那四个多月，除了蜗居在朋友房里看书看碟，不敢露面，一有风吹草动，就得准备换地方。我一心想的是，绝不能回去，不能坐第二次牢，宁愿自杀也不能！

老威：你对自己的台胞身份满意吗？

唐存理：这是个尴尬的身份。首先，我对共产专制深恶痛绝，其次我对陈水扁和台独也不以为然。但目前在岛内，百分之八十的民众都倾向于台独，反感中共的战争讹诈。拿陈水扁的话说：“民主的台湾怎么能统一于专制的中国！”我在两边都找不到归属，在那种高唱“亚细亚的孤儿”的群众集会上，甚至有人责问我：“为什么不说台湾话？”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说台湾话呢？台湾受中共压迫，难道我就没有？我逃到自由世界，却眼睁睁地盯着国民党的近百年老店风雨飘摇，所谓“同种同根，血浓于水”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大陆这边有我的亲情，有我的朋友，有我的记忆和存在的价值﹔而在台湾，除了生意，谁和你谈六四？谁和你谈劳改？谁和你谈赵紫阳？你表面上成台胞了，里面的五脏六腑还在专制，在意识形态的笼罩下。

老威：六四过去已经15年，新的一代也不会和你谈赵紫阳了。

唐存理：时间在磨损记忆，就这样吧。

老威：我感觉你已经忘了许多。

唐存理：前不久我读过吴弘达的书，震惊了一下﹔我今天愿意跟你谈，也与此有关——在没有全忘光之前，还是留一点吧。（完）

──转自《人与人权》www.renyurenquan.org(//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