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8日讯】广州作为广东的省会城市，曾经是一个西风东渐–得风气之先的风水宝地，且不说他是中国最早的开放口岸、孙中山等革命先驱者领导辛亥革命的大本营，就说这二十多年来经济开放改革，它也确立了中共南方”首都”的特殊政治地位：囊括了最早开放的四个经济特区中的三个经济特区，被邓小平等中共决策者安排作了”带头羊”，甚至还有人期待它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特区。
然而，自打中共十六大之后，表面上的新老换届，结果却变成了两个权力中心，实质上为权力更替投下不确定变数，引发的震荡自上而下有愈演愈烈之势。广州的“南都案”就是这个背景的产物。
《南都案》的表里和悖论
去年，《南都报》突破当局的宣传舆论禁区，率先报导了广州市发生SARS萨斯疫情（又称非典，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孙志刚案件、孙大午案件等，成为当时中国最敢言的报纸，在帮助人民群众了解真相的同时，也前所未有的引发了直接的政治后果，孙志刚案的报导讨论导致中国废除了收容审查条例；萨斯疫情的报导导致了一批官员遭罢免下台，同时也大大的的罪了一些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集团。
于是广州市委政法委员会以经济犯罪的名义，抓捕了《南都报》高层的主要负责人，并将《南都》总经理、副总编辑喻华峰，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社务委员李民英判处十年以上的重刑，总编辑程益中也以利用职权贪污10万元人民币的罪名被捕。海内外舆论为之哗然，外界对广州的观感为之改变，仿佛那层美丽面纱被掀开之后，这里的黑暗丑恶更让人触目惊心；人们在震惊之余也终于明白了广州黑暗丑恶的之所以然！
从表面上看，《南都报》去年的大胆作为确有“越线”之嫌。一个时期来，中共的所谓“舆论监督”事实上已经有一个约定俗成的”默契”──兔子不吃窝边草：新闻媒体通常都是只监督外地的外省市的事情，本地的事情也只能捅给外地媒体”出口转内销”，这对于中国宣传系统已经是心照不宣的秘密。
《南都报》去年对SARS疫情和孙志刚等事件的成功报导，实际上对中共新闻运行机制中的上述”默契”是一大突破，自然也影响甚至冲击到中共特权集团的既得利益格局，尤其是广州地方官僚的特权利益，因此它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广州的中共政法委、司法系统，在”南都案”上是公然采用十分卑劣的手法假公济私、徇私枉法，罗织了现代”莫须有”之罪名，报了SARS疫情和孙志刚事件被揭的”一箭之仇”。
在中共高层权力换届之后，胡锦涛温家宝体制的确立与江泽民、曾庆红上海帮之间的磨合一直是矛盾的关键，《南都》等一些言论新锐的媒体，通常被视贴上为”胡温新政”鸣锣开道的标签，因此它不自觉地被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所利用，并很有可能成为上海帮反击胡温体制的替罪羔羊。所以南都案虽然发生在广州，却和中南海政局以及广东地方官僚利益集团的互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事实上存在着这样一个悖论：新闻媒体的发展不管其动力是来自经济政治，还是社会舆论，或者是其他方面，也不管其被定位成党的喉舌还是”驯服工具”，其本身揭示任何新闻真相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也就是它本身就有一种追求新闻自由的内在动力，这几乎是它与生俱来的，而且这种能力也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然而，中共作为一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集权专制政体，其通过司法暴力和舆论导向控制社会的本质，同样是先天性的，即便社会、经济、文化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共统治集团不惜代价扼杀自由的本能基本没有改变，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它在放松社会控制的同时，进行了策略调整，收缩战线集中精力坚守着党禁和报禁的底线，所以它对任何试图新闻自由的改变，镇压也是残酷无情的。”南都案”只是这种悖论最新的一个牺牲品。
问题是，中国社会加入WTO以后融入国际社会的速度日益加速，媒体市场开放的期限日益逼近，由于中国的社会转型受困于政治体制改革而停滞不前，传统的旧体制和共产党的党文化依然有其强大的惯性，再加上权力斗争扑朔迷离的非常因素，新闻界将变得更加起伏──成为中国社会风起云涌的一个“风眼”，”南都案”就仅仅只是一个开端。
折射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较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南都案的内幕，被越来越多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背后的不同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的较量，尤为引人注目。在最直接的一个层面是《南都报》与广州地方当局的利益冲突。然而，广州这二十多年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重镇，自叶选平之后广东地方首脑谢非、李长春、张德江，享有与直辖市的一把手同样晋级中共权力核心–政治局的机会。此外，《南都报》对孙志刚案件和SARS疫情的揭露，其最大的政治得益者是中南海的信当权者，几乎成为”胡温新政”所谓”新三民主义”的标志。如果这个观察是站得住脚的话，”南都案”所受到的伤害就绝不仅仅及于程益中、喻华峰，其判刑畸重之反常状况，甚至也可以解读为那是冲着中南海新当权者胡温去的。
顺着这个逻辑人们或许可以解释这样的情形：尽管胡温上台后加大了对广东的政治关注，竭力平衡江泽民上届班子对上海的”一边倒”倾斜政策，但是，主管意识形态和广东地方政治的两位大员李长春和张德江，尚未向胡温输诚，而是选择了站在了江泽民、曾庆红的上海邦一边，或许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广东作为SARS的源头，就是在被揭露之后而且香港遭受严重波及之后，胡温仍无法象处置张文康、孟学农那样，对广东的地方负责人理直气壮地下手，相反广东地方利益集团有恃无恐、对《南都报》展开肆无忌惮的政治报复。在现今的中共政治框架里，广东地方首脑如果不是抱紧了上海邦这棵大树，一般相信是不会有这般构陷《南都报》的胆略，出手也不至于那么阴毒。
不过，胡温一方也不是省油的灯。在北京法学界新闻界以研讨会的形式剖析”南都案”的同时，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在网上广泛传播，反响热烈，其引发的轰动效应为近年来少见，他对中共意识形态核心枢纽–中宣部的公开鞭挞，几乎达到了1949年中共执政以来的最高级。对中宣部等中共党内的机构改革呼声也水涨船高，……这当然可以看作是一个觉悟知识分子的民间行为，但从焦国标在这篇檄文总体上”反奸臣不反朝廷”、”只打小鬼，不打阎王”的技巧性表述来看，你也可以理解为：在目前中国的政治机制的特殊环境里，难免为高层权力较量留下了伏笔，胡温当权派藉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还击”南都案”的发难，未尝不能想像为一种”借力打力”的选择。
以这样的逻辑背景观察，稍后卢跃刚”给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对六四问题公开剖白良知、甚至直接批评江泽民搞个人崇拜的现象，对于酝酿南都案一方的政治力量，给予了更加猛烈的反击。或许，胡温并不一定是焦国标、卢跃刚的后台，但是其难得一致的政治功效，也可以看作当下中国民间力量与中南海新当政者之间的呼应和默契。
这么看来，”南都案”和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卢跃刚公开信正好是中共权力争锋、保守与改革互有攻守的一个回合。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即便胡温真的想要借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和卢跃刚公开信的力和势，并非表明他们就是主张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因为他们自己的权力根基尚未稳固，仅仅是是为了自保的权宜之计──如同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对西单民主墙开初所持的态度，但在中共比赛激进的保守政治机制中，他们对言论自由的镇压一点也不会比政治对手来得仁慈──邓小平最终镇压民主墙会成为他们的共同选择。对此不应该不应该抱有幻想。
中国新闻变革的”拉锯战”
在中国大陆的人治社会中，多年来中共遵行是”有罪推定”，凡是被司法机关专政的人总是被告知：”你的问题你自己清楚”；”你没有问题怎么会让你到这里来？！”久而久之，中国的司法系统就形成了一条”抓人容易放人难”的规律，大凡只要你被送进去了，怎么着也会给你按个罪名，如果连”莫须有”的罪名都编织不出来，那就干脆避过司法程序直接把你送去劳动教养，反正不会让你”全身而返”。但是最近却有了例外，据报导广州《南方都市报》兼北京《新京报》总编程益中在关押了五个月之后获得释放，被检察院决定”不起诉”，其中的背景很耐人寻味。
南都案自发生以来，就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极大反响，被视为一起新的政治冤狱，已经退休的中共广州省委元老任仲夷、吴南生等表达了强烈的质疑，迫使现任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做出”善待文人”的批示；尽管报导说的中南海高层过问了这个案子并没有确凿的依据，但是焦国标、卢跃刚脍炙人口的檄文，揭示了南都案受迫害一方的政治力量的集结与反弹。正是在此背景下，二审法庭将喻华峰的刑期从12年改为8年，李民英的刑期由11年改为6年。
毫无疑问，广州当局以经济犯罪的技术化手段来整肃闯禁区的新闻媒体，这比较过去的直接用政治高压手段处置报人，显然是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改进，可能也体现了执政的技术官僚们的良苦用心。面对党内外、法学界、新闻界以及海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将该案的主要当事人刑期减判，虽然依旧是”抓人容易放人难”的机制在起惯性作用，但不得不承认这是广州地方当局对自己的决策作出了”微调”。然而，人们对此并不领情，舆论对此案件的批评有增无减，而且胡温与江泽民较量的政治后果逐渐明朗化，程益中被免予起诉获释，其实就是广州当局面对上述诸因素的综合压力作出的一种新的让步。可以印证这一点的是，有报导说，这一案件的直接责任者广州政法委员会书记张桂英遭到了查处。
至此，广州当局以经济犯罪为手段，想要达到构陷《南都报》的政治阴谋便告流产，在该案所代表的中国新闻变革”拉锯战”中，过去由当权者（官方）说了算的一边倒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间舆论、网络言论、一切非官方非主流的力量，对于官方（所谓的主流）的制衡变得越来越明显，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强大。目前，双方的力量虽然还不能算是对称的，但是彼消此长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势均力敌的格局正在孕育，届时喻华峰、李民英提前出狱，甚至”南都案”的平反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看，程益中的获释不仅对”南都案”带有转折性的变化，而且对整个中国新闻变革”拉锯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又投下了新的变数。
人们期待中国的新闻界能从南都案中发掘新的进步动力，并采取积极地措施防止邓小平镇压西单民主墙事件的重演。中国需要的不是历史重演甚至复辟，而是跳出恶性循环的真正进步。
──转自《人与人权》(//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