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8日訊】廣州作為廣東的省會城市，曾經是一個西風東漸–得風氣之先的風水寶地，且不說他是中國最早的開放口岸、孫中山等革命先驅者領導辛亥革命的大本營，就說這二十多年來經濟開放改革，它也確立了中共南方”首都”的特殊政治地位：囊括了最早開放的四個經濟特區中的三個經濟特區，被鄧小平等中共決策者安排作了”帶頭羊”，甚至還有人期待它成為中國政治改革的特區。
然而，自打中共十六大之後，表面上的新老換屆，結果卻變成了兩個權力中心，實質上為權力更替投下不確定變數，引發的震盪自上而下有愈演愈烈之勢。廣州的“南都案”就是這個背景的產物。
《南都案》的表裡和悖論
去年，《南都報》突破當局的宣傳輿論禁區，率先報導了廣州市發生SARS薩斯疫情（又稱非典，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孫志剛案件、孫大午案件等，成為當時中國最敢言的報紙，在幫助人民群眾了解真相的同時，也前所未有的引發了直接的政治後果，孫志剛案的報導討論導致中國廢除了收容審查條例；薩斯疫情的報導導致了一批官員遭罷免下台，同時也大大的的罪了一些特權階層的既得利益集團。
於是廣州市委政法委員會以經濟犯罪的名義，抓捕了《南都報》高層的主要負責人，並將《南都》總經理、副總編輯喻華峰，南方日報報業集團社務委員李民英判處十年以上的重刑，總編輯程益中也以利用職權貪污10萬元人民幣的罪名被捕。海內外輿論為之嘩然，外界對廣州的觀感為之改變，仿佛那層美麗面紗被掀開之後，這裡的黑暗醜惡更讓人觸目驚心；人們在震驚之余也終於明白了廣州黑暗醜惡的之所以然！
從表面上看，《南都報》去年的大膽作為確有“越線”之嫌。一個時期來，中共的所謂“輿論監督”事實上已經有一個約定俗成的”默契”──兔子不吃窩邊草：新聞媒體通常都是只監督外地的外省市的事情，本地的事情也只能捅給外地媒體”出口轉內銷”，這對於中國宣傳系統已經是心照不宣的秘密。
《南都報》去年對SARS疫情和孫志剛等事件的成功報導，實際上對中共新聞運行機制中的上述”默契”是一大突破，自然也影響甚至衝擊到中共特權集團的既得利益格局，尤其是廣州地方官僚的特權利益，因此它為之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廣州的中共政法委、司法系統，在”南都案”上是公然採用十分卑劣的手法假公濟私、徇私枉法，羅織了現代”莫須有”之罪名，報了SARS疫情和孫志剛事件被揭的”一箭之仇”。
在中共高層權力換屆之後，胡錦濤溫家寶體制的確立與江澤民、曾慶紅上海幫之間的磨合一直是矛盾的關鍵，《南都》等一些言論新銳的媒體，通常被視貼上為”胡溫新政”鳴鑼開道的標籤，因此它不自覺地被中共高層權力鬥爭所利用，並很有可能成為上海幫反擊胡溫體制的替罪羔羊。所以南都案雖然發生在廣州，卻和中南海政局以及廣東地方官僚利益集團的互動，有著密切的關係。
長期以來，中國社會事實上存在著這樣一個悖論：新聞媒體的發展不管其動力是來自經濟政治，還是社會輿論，或者是其他方面，也不管其被定位成黨的喉舌還是”馴服工具”，其本身揭示任何新聞真相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也就是它本身就有一種追求新聞自由的內在動力，這幾乎是它與生俱來的，而且這種能力也是萬變不離其宗的，正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然而，中共作為一個當今世界上最大的集權專制政體，其通過司法暴力和輿論導向控制社會的本質，同樣是先天性的，即便社會、經濟、文化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共統治集團不惜代價扼殺自由的本能基本沒有改變，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麼變化，那就是它在放鬆社會控制的同時，進行了策略調整，收縮戰線集中精力堅守著黨禁和報禁的底線，所以它對任何試圖新聞自由的改變，鎮壓也是殘酷無情的。”南都案”只是這種悖論最新的一個犧牲品。
問題是，中國社會加入WTO以後融入國際社會的速度日益加速，媒體市場開放的期限日益逼近，由於中國的社會轉型受困於政治體制改革而停滯不前，傳統的舊體制和共產黨的黨文化依然有其強大的慣性，再加上權力鬥爭撲朔迷離的非常因素，新聞界將變得更加起伏──成為中國社會風起雲湧的一個“風眼”，”南都案”就僅僅只是一個開端。
折射利益集團的政治力量較量
隨著時間的推移，有關南都案的內幕，被越來越多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背後的不同利益集團和政治力量的較量，尤為引人注目。在最直接的一個層面是《南都報》與廣州地方當局的利益衝突。然而，廣州這二十多年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重鎮，自葉選平之後廣東地方首腦謝非、李長春、張德江，享有與直轄市的一把手同樣晉級中共權力核心–政治局的機會。此外，《南都報》對孫志剛案件和SARS疫情的揭露，其最大的政治得益者是中南海的信當權者，幾乎成為”胡溫新政”所謂”新三民主義”的標誌。如果這個觀察是站得住腳的話，”南都案”所受到的傷害就絕不僅僅及於程益中、喻華峰，其判刑畸重之反常狀況，甚至也可以解讀為那是衝著中南海新當權者胡溫去的。
順著這個邏輯人們或許可以解釋這樣的情形：盡管胡溫上台後加大了對廣東的政治關注，竭力平衡江澤民上屆班子對上海的”一邊倒”傾斜政策，但是，主管意識形態和廣東地方政治的兩位大員李長春和張德江，尚未向胡溫輸誠，而是選擇了站在了江澤民、曾慶紅的上海邦一邊，或許這同樣可以解釋為什麼廣東作為SARS的源頭，就是在被揭露之後而且香港遭受嚴重波及之後，胡溫仍無法象處置張文康、孟學農那樣，對廣東的地方負責人理直氣壯地下手，相反廣東地方利益集團有恃無恐、對《南都報》展開肆無忌憚的政治報復。在現今的中共政治框架裡，廣東地方首腦如果不是抱緊了上海邦這棵大樹，一般相信是不會有這般構陷《南都報》的膽略，出手也不至於那麼陰毒。
不過，胡溫一方也不是省油的燈。在北京法學界新聞界以研討會的形式剖析”南都案”的同時，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焦國標的《討伐中宣部》，在網上廣泛傳播，反響熱烈，其引發的轟動效應為近年來少見，他對中共意識形態核心樞紐–中宣部的公開鞭撻，幾乎達到了1949年中共執政以來的最高級。對中宣部等中共黨內的機構改革呼聲也水漲船高，……這當然可以看作是一個覺悟知識分子的民間行為，但從焦國標在這篇檄文總體上”反奸臣不反朝廷”、”只打小鬼，不打閻王”的技巧性表述來看，你也可以理解為：在目前中國的政治機制的特殊環境裡，難免為高層權力較量留下了伏筆，胡溫當權派藉焦國標的《討伐中宣部》，還擊”南都案”的發難，未嘗不能想像為一種”借力打力”的選擇。
以這樣的邏輯背景觀察，稍後盧躍剛”給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趙勇的公開信”，對六四問題公開剖白良知、甚至直接批評江澤民搞個人崇拜的現象，對於醞釀南都案一方的政治力量，給予了更加猛烈的反擊。或許，胡溫並不一定是焦國標、盧躍剛的後台，但是其難得一致的政治功效，也可以看作當下中國民間力量與中南海新當政者之間的呼應和默契。
這麼看來，”南都案”和焦國標的《討伐中宣部》、盧躍剛公開信正好是中共權力爭鋒、保守與改革互有攻守的一個回合。這裡需要說明一點的是，即便胡溫真的想要借焦國標的《討伐中宣部》和盧躍剛公開信的力和勢，並非表明他們就是主張言論和新聞自由的，因為他們自己的權力根基尚未穩固，僅僅是是為了自保的權宜之計──如同七十年代末鄧小平對西單民主牆開初所持的態度，但在中共比賽激進的保守政治機制中，他們對言論自由的鎮壓一點也不會比政治對手來得仁慈──鄧小平最終鎮壓民主牆會成為他們的共同選擇。對此不應該不應該抱有幻想。
中國新聞變革的”拉鋸戰”
在中國大陸的人治社會中，多年來中共遵行是”有罪推定”，凡是被司法機關專政的人總是被告知：”你的問題你自己清楚”；”你沒有問題怎麼會讓你到這裡來？！”久而久之，中國的司法系統就形成了一條”抓人容易放人難”的規律，大凡只要你被送進去了，怎麼著也會給你按個罪名，如果連”莫須有”的罪名都編織不出來，那就乾脆避過司法程序直接把你送去勞動教養，反正不會讓你”全身而返”。但是最近卻有了例外，據報導廣州《南方都市報》兼北京《新京報》總編程益中在關押了五個月之後獲得釋放，被檢察院決定”不起訴”，其中的背景很耐人尋味。
南都案自發生以來，就引起了海內外輿論的極大反響，被視為一起新的政治冤獄，已經退休的中共廣州省委元老任仲夷、吳南生等表達了強烈的質疑，迫使現任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做出”善待文人”的批示；盡管報導說的中南海高層過問了這個案子並沒有確鑿的依據，但是焦國標、盧躍剛膾炙人口的檄文，揭示了南都案受迫害一方的政治力量的集結與反彈。正是在此背景下，二審法庭將喻華峰的刑期從12年改為8年，李民英的刑期由11年改為6年。
毫無疑問，廣州當局以經濟犯罪的技術化手段來整肅闖禁區的新聞媒體，這比較過去的直接用政治高壓手段處置報人，顯然是一種非意識形態化的改進，可能也體現了執政的技術官僚們的良苦用心。面對黨內外、法學界、新聞界以及海內外輿論的強大壓力，將該案的主要當事人刑期減判，雖然依舊是”抓人容易放人難”的機制在起慣性作用，但不得不承認這是廣州地方當局對自己的決策作出了”微調”。然而，人們對此並不領情，輿論對此案件的批評有增無減，而且胡溫與江澤民較量的政治後果逐漸明朗化，程益中被免予起訴獲釋，其實就是廣州當局面對上述諸因素的綜合壓力作出的一種新的讓步。可以印證這一點的是，有報導說，這一案件的直接責任者廣州政法委員會書記張桂英遭到了查處。
至此，廣州當局以經濟犯罪為手段，想要達到構陷《南都報》的政治陰謀便告流產，在該案所代表的中國新聞變革”拉鋸戰”中，過去由當權者（官方）說了算的一邊倒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民間輿論、網絡言論、一切非官方非主流的力量，對於官方（所謂的主流）的制衡變得越來越明顯，其影響力也越來越強大。目前，雙方的力量雖然還不能算是對稱的，但是彼消此長的趨勢是顯而易見的，勢均力敵的格局正在孕育，屆時喻華峰、李民英提前出獄，甚至”南都案”的平反也不是沒有可能的。從這個意義上看，程益中的獲釋不僅對”南都案”帶有轉折性的變化，而且對整個中國新聞變革”拉鋸戰”雙方的力量對比又投下了新的變數。
人們期待中國的新聞界能從南都案中發掘新的進步動力，並採取積極地措施防止鄧小平鎮壓西單民主牆事件的重演。中國需要的不是歷史重演甚至復辟，而是跳出惡性循環的真正進步。
──轉自《人與人權》(//www.dajiyuan.com)
